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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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为何被毛泽东定为不能平反的人[转帖]

作者：马新河 2009-1-2 18:45:25 发表于：博客中国

彭德怀为何被毛泽东定为不能平反的人(图)

　　到京后，彭德怀将五十多天辛苦调查的结果——5份报告送到杨尚昆手里，请他转呈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希望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能如约和他谈谈，他仍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为党做一点工作。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以书面形式先发到与会者手中，进行讨论评议。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接到了报告全文。
　　他仔细读下去，对报告很满意。报告在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前提下，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工农业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人民公社在一个时期内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
　　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报告说，一方面是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报告动员全党切实地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确定了坚决下马的方针。
　　然而，彭德怀向中央请了假，不去参加会议，因为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庐山会议突然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进攻，他企图利用当时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来达到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目的。这样，会议就被迫地不能不转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这个斗争的胜利，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党的团结，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彭德怀看到，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没有错，他也难于平反。他按下满腹委屈，说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不是为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彭德怀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脸色陡变。在庐山上也没有听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现在中央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毛泽东插话：“只要不是里通外国。”彭德怀拍案而起，心胆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连声喊道：“诬蔑，诬蔑!”伸手抓起电话筒，就找中共中央办公厅：“请转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我彭德怀向党郑重申明，没有此事!”
　　从此，“里通外国”就成了彭德怀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进入了一个真正险恶的历程，呈现出日愈悲凉的色调。
　　原来这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是由于1959年5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8个国家，在阿尔巴尼亚参加一次宴会前，遇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两人曾寒暄过几句。在东欧各国，兄弟党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很关注，不免问及，彭德怀除谈成绩外，也承认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庐山会议批彭时，有人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是不是和出国时“取了什么经有关”。这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彭德怀当时没有看得怎样严重。而今天，竟把出访中这种正常的交往，说成是和赫鲁晓夫通谋，搞颠覆，又以此作为不能给他平反的理由。问题不但没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级。
　　“七千人大会”结束，彭德怀继写《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之后，又奋笔写下了对刘少奇报告中有关庐山会议一段讲话的评论。对于报告所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之说，他问道：“这个小集团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有哪些成员呢？既没有政治纲领，又没有具体成员，那不是虚构是什么呢？”
　　对于里通外国，他愤愤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
　　最后，彭德怀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冬去春回，彭德怀每日黎明即起，到园子里翻土施肥。晚饭后，仍然到园外去散步，有时到群众家中访问。但他读书的时候少了，上午、下午、夜间，总是在想问题，写材料。
　　他是在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这是一个大计划，他要把庐山会议以来对他的过去和现在的指责一一说清楚，把他一生的历程、缺点、错误、是非曲直，通通写给党审查。两年多来，他写了许多笔记，其中有许多往事回忆，他决心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份较完整的检查与回顾。
　　深夜，他的房间里总是亮着灯。透过窗帘，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他又在给中央写信，都为彭德怀捏一把汗。
　　司机赵凤池鼓起勇气劝他：“老总，我们看，还是别写了吧，免得再……”
　　彭德怀把手一扬：“杀头都不要紧!但事情要弄清楚！”“我这个人很渺小，但中国****是伟大的，不能因为捏造于我的假历史给党的光荣历史抹黑。我有权利、有义务作这个申诉!”
　　赵凤池说：“老总啊，我们明白了。”
　　“也许现在没有用，留给后人作历史研究也好哇!”彭德怀补了一句。
　　浦安修星期六回家，他把写的信给她看，有时给她进一步解释其中的内容。浦安修默默地听着，一边看他写的信，有时给他校改几个错漏字。
　　1962年6月中旬，彭德怀写完了这封长达82000字的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
　　6月16日，彭德怀去中南海，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杨尚昆。并附送了一封给杨的信：

　　尚昆同志：
　　我阅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后，实事求是地作了检讨，不符合事实的我也作了说明。唯时间长，问题多，加以写得了草，不便于中央同志审阅，请饬铅印多份送给中央领导同志为感。谨祝健康!
　　彭德怀
　　1962年6月16日午

　　杨尚昆根据彭德怀的要求，把信打印多份，分送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彭德怀这封以后被称为《八万言书》、《翻案书》的长信，共分五个部分：“关于庐山会议问题”；“关于高饶联盟问题”；“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我的历史过程及其几个问题”；“关于军事路线问题”。
　　彭德怀在这封长信的开头，对中央为克服国民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而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表示满意，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这些具体措施”，“今后形势可以肯定会一天一天地更加好起来。”
　　彭德怀坦率地表白：“我对少奇同志的报告和讲话的绝大部分是拥护的，就连对我错误进行切合实际地批评的那一部分，我也是诚心接受的。可是我对少奇同志对我错误的不符于事实的夸大部分，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请求中央能派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和审查，我是诚恳的感激。”
　　这封长信，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第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已于1981年12月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披露。在第二部分“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问题”中，彭德怀详细叙述了他和高岗的往来后说：“我并不否认我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首先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高岗在散布攻击少奇同志的言论时，我不应该品评少奇同志‘有时有点偏’。如果说这就是‘高、彭联盟’或者‘恐怕是彭、高联盟’，而作为一个当事者的我，是有点想不通。”
　　长信的第三部分“我同外国人的一些接触过程”中，彭德怀在详细叙述了他9次与外国人的接触情况后说：“为了便于查对事实，我首先申明，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外国语言和不识外国文字的人，这就给查对事实的工作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同外国人的每次接触或谈话，都有翻译同志跟随着。……总之，是有充分条件来查我是否‘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
　　9月，彭德怀得到中央的一份通知，要他不去出席即将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和10月1日的建国13周年活动。彭德怀淡然处之，认为早该如此。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七千人大会后，由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为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中受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短短三四个月，几年来被错批判、错处理的人，绝大多数获得平反。尚未得到平反的人也敢于提出申诉。这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彭德怀的长信，更被毛泽东视为非常，他不时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啊!”“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啊!”毛泽东把甄别平反工作称之为“翻案风”。
　　8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华东、中南两大区负责人谈话时，又点到了彭德怀，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十中全会上，除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新的进攻”，还添了两个冤案。一是批判中央主管农业工作的邓子恢所谓刮单干风，二是“揭发”所谓“高岗余孽”习仲勋“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
　　在这次全会上，彭德怀、邓子恢、习仲勋3人的冤情被定为当前阶级斗争的三个事件。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专案委员会，对彭德怀、习仲勋二人进行全面审查。
　　专案审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与被审查者本人见面的秘密审查。但审查却是彭德怀期望的，也是他曾经要求的。
　　在递交《八万言书》之后，十中全会以前，8月22日，彭德怀曾因等候了两个月没有得到中央的回音，再次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信中说：
　　“我阅读了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以后，于6月16日写了一封信给主席和中央，想蒙审阅。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
　　彭德怀重申：“我在中国长期(革命)斗争中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但是，我诚恳地再次向党申明，我在党内没有小集团，没有企图篡党的丑恶野心，也没有同任何外国人在中国搞复辟活动。”
彭德怀在信中“请求主席和中央组织专案组审查，处理我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如查有确实证据，愿受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制裁，哪怕是处以死刑和开除党籍，都是不会怨恨的。”“只要把这一问题弄清楚，以后，我就不会再来打扰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了。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泣伏呈辞，恳希鉴察。”
　　实际上，在十中全会召开前二日，即9月22日，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的审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对彭德怀的审查开列了如下五个问题：一、历史上的问题；二、篡党篡军问题；三、里通外国问题；四、资产阶级军事路线问题；五、大国主义问题。主要是所谓“里通外国”和“小集团”问题。
　　与彭德怀希望洗雪其莫须有的罪名相反，从专案人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审查的目的不过是要论证其“罪名”。笔记记载的第一次专案人员会议精神说：彭德怀向中央写了两封信，非常恶毒，把《决议》和自己的三次检讨全部推翻，是新的进攻，很猖狂。这个进攻不打退，党内过去有些反党分子、尤其是他的反党集团成员也露了头。
　　专案组成立后，彭德怀“旧账”升级，“新账”再添。连1961年的返乡调查也成了反党活动。1964年专案组成员去湘潭又进行了一次详细“调查”，凡在彭家围子与彭德怀有较多谈话的可查的来访者，都被一一查问，对66个被查问者做了“取证”。最后，向中央作了《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调查报告”中，彭德怀的乌石之行被说成“别有用心、满腹牢骚”；他与社员的谈话被说成是“笼络人心、争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视听”的“反党言论”。与调查者的愿望相反，从专案组留下的近千页材料和“取证”中，再现了彭德怀当年和群众在一起的许多生动对话和场面，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农民疾苦的关怀，也使读者今天能获知彭德怀乌石之行的真实情景。
　　十中全会后，彭德怀不再收到中央发来的文件或通知。吴家花园门口的岗哨突然加严，荷枪实弹，高度戒备。哨兵记事本上写着三条任务：保证安全，不让反革命分子杀掉，不让他跑掉；彭德怀出去要跟紧，不让他接见外人；在国内有重大变化时，特别要注意他的动态，了解他经常接触的人员，谈了些什么，及时记录下来。他实际已沦为吴家花园里的政治犯。
　　彭德怀对这一切视若无睹，毫不在乎。每天仍然是早上拿起他的锹和水桶在院子里翻土、播种、锄草、浇水。但看起来，他显得苍老了，染成青色的旧军装也打上了补丁。
　　到了年底，他又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对加诸他头上的所谓篡军问题、所谓篡改军史问题、关于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所谓企图以后勤部作篡军基点问题、不同意军事博物馆塑毛泽东像问题、所谓收买人心等问题，一一做了说明。
　　他没有得到答复，他的信只是作为新翻案罪证又送到专案组去了。此后3年，他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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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人道正义远征[转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2年4月中旬,美国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驾驶B52轰炸机,从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轰炸了日本本土,被奉为空袭日本本土第一人。其实,最早“空袭”日本本土的是中国空军,且较之杜立特早了整整四年,投下了百万份传单,史称“人道正义远征”。

　　蒋介石决策只投“纸弹”

　　芦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帷幕拉开。日军凭借其空中优势,狂轰滥炸我城镇乡村,我空军奋起还击,1938年2月间出敌不意,轰炸了台北日军基地,以示警告。日军不仅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轰炸徐州、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连学校、医院都不放过。我无辜同胞罹难无数,激起举国共愤,纷纷吁请政府以血还血,出动空军轰炸日本本土。
　　对于此项反映了国民共同心声的呼吁,国民党军政要员虽多有表示赞成,但主张持谨慎态度的亦不乏其人,他们的理由是:空军本就敌强我弱,经淞沪战役、南京保卫战,已遭受了严重损失,不宜再作冒险行动,以求保存血本。
　　各种意见送达抗战最高统帅部的军事委员会,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的委员长蒋介石,经过再三审度,提出了一项颇有远见的奇特主张:派空军远征日本,不投炸弹而投“纸弹”,亦即散发传单。目的在于,一以突破日人妄认三岛不可进入之自大狂妄;二以示我全民抗战之决心与伟力;三以体现我中华民族人道正义、不滥伤无辜之德威。
　　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军委会参谋长何应钦、航空委员会主任、第一夫人宋美龄、军委会副秘书长陈布雷等,着手制定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计划书旨要如下:
　　空袭时间:5月中旬末两三天内;
　　起飞地点:以浙江东部的宁波、诸暨为宜;
　　使用武器:百万份文告,即传单;
　　选用飞机:马丁139WC重型轰炸机。此种飞机从美国进口,时速快,航程远,载重量大,属当时世界之最。
　　计划书送蒋介石核准后,进入准备阶段,其中一项是编写传单。国共第二次合作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把这一任务揽下,交由他分管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传单有数十种之多,诸如《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业者书》、《告日本士兵书》等等。另有两种传单,由日本反战同盟中的反战作家鹿地亘编写,反战同盟人士还负责将传单翻译成日文付印。各种传单言简意赅,有劝谕,有告诫,有严厉警告。

　　壮士请缨誓胜利完成使命

　　此次远征,属史无前例之旷世壮举,能否圆满完成,关键之点,在于驾驶员的冒险犯难,勇决机智,高超技术及誓死执行。据此,钱大钧等用心物色遴选。
　　193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位精神抖擞的空军上尉军官,被引进了委员长办公室。他是谁?原来是空军轰炸机大队13队队长徐焕升。徐日前得悉了行将远征日本的计划,又听说上面为选择远征人员颇费踌躇,便毛遂自荐来向蒋介石请缨担此重任。
　　徐焕升世居祖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今属上海市),龆龄入学,毕业于崇明中学,后考入江苏省立医科大学肄业。时正值北伐胜利,革命潮流澎湃,深受激励的他,毅然于1927年投考中央军校第六期交通大队,两年学完后选送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以品学兼优奉派留洋,先在德国国立航空学校,后在意大利航空专业学校深造。学成归国,初任航空教导队教官,不久调委员长侍从室,担任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全面抗战军兴,徐焕升自请决战前敌,遂调任现职,屡次出色完成任务。
　　因为与侍从室及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他得以先获远征机密。他午前先去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请钱向蒋介石转达自己的请战要求。蒋介石约他下午面谈。
　　徐焕升立正敬礼,蒋介石指指沙发:“坐下来谈,不必拘礼。听说徐队长上午来过,是为远征日本的事?”
　　“卑职愿驾机跨海东征,盼委员长准允。”
　　“嗯,很好。”蒋介石点点头,“你是个高材生,又出洋深造过,技术拔萃,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应当说是合适的人选。”他的表情一变严肃,“只是此乃我中华民族有史以来,首开驾机远征扶桑三岛,属史无前例之艰巨使命,意义重大,又必引国际间关注,所以务求成功,不许失败。”
　　“卑职明白。”徐焕升挺胸起立,既示决心,更作誓言:“一定胜利达成!”
　　“欲达成此神圣任务,须有勇于冒险犯难之大无畏精神,又事前准备务必缜密而充分。”蒋介石叮嘱过后问道:“航空委员会拟定调用马丁飞机上阵,你对此种飞机的性能了解吗?”
　　徐焕升头头是道地回答:“马丁139WC的最大时速为383公里,最大航程为2140公里,装有两台功率为775马力的发动机,可携带1025公斤炸弹。浙东至日本九州约900公里,6个小时便可来回,装满机油可供往返,加上副油箱,可延长飞行时间。”
　　“执行任务途中,要谨慎机敏,智勇兼备。”蒋介石加重了语气,“我不只要徐队长投放文告成功,而且要人、机安全归来,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圆满达成,有把握吗?”
　　“有委员长指导在先,凭卑职的经验,绝无问题。”徐焕升充满了自信。
　　“很好。”蒋介石的脸上绽出了笑容,他对这位部属的忠心与技术是信赖的,“我等着徐队长胜利的消息。”

　　“请委员长静候佳音。”徐焕升敬礼告退。

　　训练完备开赴前进基地

　　远征的机组人员,最终由蒋介石核准敲定,共八名。他们是徐焕升上尉、佟彦博上尉、苏光华中尉、蒋绍禹中尉、刘荣光少尉、陈光斗少尉、吴积冲少尉、雷天春少尉。航空委员会定此次远征为双机编队,1403号马丁机为长机,由徐焕升驾驶,副队长佟彦博驾驶僚机1404号。
　　紧张的出征前训练开始了。因是越洋长途飞行,中国空军的无线电导航,特别是夜间飞行导航尚欠完善。幸而徐焕升曾在德、意两国留学过,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邀集了几个电讯知己,自行设计了一套定向陆空电台连锁网。
　　已定在夜间出征。高度保密中,八勇士几乎每天晚上升空演练,试验马丁飞机的全载重量与续航能力,熟悉越海飞行的仪器使用,掌握夜间无线电定向导航,又一次一次在漆黑的夜空中对着模拟目标投弹。
　　蒋介石对这次远征极为关心,力主尽快进行,他在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土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国人民知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会被人侵入,此等迷梦,吾必促之觉醒也。”他还不时向宋美龄、钱大钧、何应钦等人,了解徐焕升等八勇士的准备进程,并嘱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的优待。
　　5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来到了远征勇士训练基地的汉口南湖机场,召见徐焕升、佟彦博等,听取了演练情况。鼓励之后,作训示承诺云:“人道正义远征之历史任务,将由你们去完成。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分,为国家民族牺牲是光荣的,无论成功还是成仁,中央决不辜负你们。”
　　徐焕升代表诸勇士朗声回答:“为达神圣使命之完成,即使碎骨粉身,也在所不惜!”
　　经约两个月训练,克服了技术上的多种困难,已能运用自如,终于可以出发了。
　　原计划利用5月中旬最后几天,借后半夜的晴朗月夜出征,不料连日阴云密布。如果这几天利用不上,就得再等一个月,然天时莫测,形势难料,谁知下个月可否顺利远征,八勇士因此忧心如焚。
　　有了转机,据气象预测,19日晚上的天气有所好转,但仍不甚理想。
　　不能再等了,徐焕升领衔向航空委员会要求,就在19日出征。他慷慨表示说:“革命军人应勇于知难而上,不畏艰险,气象虽稍有不利,然必能克服。”
　　航空委员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答复:准于19日远征倭土。他同时指示航空委员会:迷惑敌人,为远征提供掩护。
　　日军通讯机构截获破译了中国空军支援津浦线作战的密码,中国战机也频频向北出动,由此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重点加强北边的空防。
　　1938年5月19日,中国战机人道正义远征的壮举付诸实施。
　　汉口南湖机场,下午15时过后,徐焕升、佟彦博英姿勃发,登上了各自驾驶的飞机。苏光华、蒋绍禹、刘荣光、陈光斗、吴积冲、雷天春跟着上机,各司其职协同执行任务。
　　15时23分,两架战机载着百万份传单起飞,经安庆、杭州,降落在前进基地宁波的栎社机场。八勇士与机械师最后一次细细检查了机件各部,加足了燃油,确信万无一失后,饱餐一顿,休息待发,并电告武汉总指挥部。
　　深夜23点钟,军事委员会命令下达:可以出击,限一小时内起飞。
　　八勇士摩拳擦掌,激情满怀。徐焕升当即拍去一份辞行电报,誓不负使命,词色可称悲壮:
　　职谨率全体出征人员,向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及诸位长官行最高敬礼,以示参与此项工作之荣幸,并誓各以牺牲决心,尽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

　　跨海东征撒下百万文告

　　23时20分,八勇士走进机场,整齐排列,由徐焕升领着作庄严宣誓:“为吾中华,抗日救国,飞渡重洋,远征三岛。以吾神鹰,警告日寇,唤醒人民,制止战争。”
　　23时48分,起飞命令传来,发动机轰鸣,徐焕升驾驶的马丁1403号机滑动,尖啸声中斜插云空,佟彦博驾着1404号机跟着腾空而起。一对战鹰朝着东北方的敌国勇猛进发,很快消失在夜空中。
　　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刚才还是明月当空,一会儿变成了云遮明月。徐焕升通知佟彦博谨慎驾驶,又向总指挥部报告:“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黑暗中)飞行。”
　　半小时后,云层变低变稀,月亮从云层中闪出,徐焕升视为天赐良机,令加速飞行,再向指挥部报告:“现在月光中成队飞行,一切平安。”
　　5月20日凌晨2点40分,已飞临日本领海上空。停泊海面的日本舰船,做梦也没有想到头顶上的是中国战机,以探照灯略作照射应付了事。徐焕升、佟彦博转移机翼闪逝云端,于敌舰迷离不辨中,直达九州的重要城市长崎。
　　环飞一周侦明情形后,徐焕升发号施令:“目标,街市路灯,投弹。”同时报告指挥部:“抵达目的地,开始散发文告。”
　　各机组人员以极其熟练而又迅速的动作,打开舱口,将传单接连推出,传单立时化作了万朵雪花纷落,潜无声息地降满了长崎的大街小巷和房顶院子。
　　两机复成一线,直上青云,按预定计划,向西海岸飞去。从空中回顾俯视,长崎市的灯火突然熄灭,探照灯光束在空中乱舞,原来睡梦中的日军防空部队被机声惊醒又发现了传单,于是仓皇拉响了警报,实行紧急灯火管制,虽然照射搜寻,却不见中国战机踪影。
　　徐焕升低头望去,日本沿海城市灯光星星点点,皆在沉寂状态。乘敌不备,招呼佟彦博低空高速飞行,掠过久留米、佐世保、佐贺、福冈、熊本及九州岛其他城市,这些城市立即被数不胜数的传单笼罩。
　　经约一个小时,百万份传单散发完毕。然而,这些城市的日军尚未觉察,既未发射高炮,也未有空军拦截。
　　徐焕升下令返航。战机改向西行,经日本西部海面时,日军舰只已得到了中国飞机来犯的警报,照明弹高挂,探照灯齐开,高射炮轰响。徐焕升、佟彦博早有准备,镇定自若施展娴熟技能,左躲右闪,堂皇而过。机后高射炮弹接踵炸裂,光闪烟飞,恰似那妍开礼花,欢送我英雄凯旋。

　　晨曦初露,祖国沿海城镇灯光遥遥在望,两机上的勇士们为任务胜利达成而兴高采烈,彼此挥巾高吭,互致祝贺。红日东升时,身披霞光的两架战机飞临祖国领空,徐焕升的1403号机降落在江西南昌,佟彦博的1404号机降落在江西玉山。

　　欢迎勇士凯旋蒋氏嘉勉有加

　　八勇士稍事休息进餐,双机加油后再度起飞,约定在武汉上空会合,一起降落在汉口南湖机场。
　　消息先已传到了武汉,三镇一片欢腾,军民百姓沉浸在空前未有的狂欢中,男女老少不期而集南湖机场,欢迎我空中英雄胜利归来。
　　上午11点20分,战鹰已临汉口上空,大街小巷爆竹连天响,万众翘首仰望,振臂欢呼。
　　飞机盘旋一周,徐徐下降。这时,场内场外数以万计的欢迎人群,挥舞起彩旗、帽子、手帕,宛若波涛翻滚;军乐声、鞭炮声、鼓掌欢呼声震耳欲聋,直冲云霄。
　　“空军英雄万岁”声中,八勇士步下舷梯,站成一行,向欢迎人群敬礼致意。中外记者、电影摄影师争先恐后把镜头对准了他们,镁光灯闪烁,“嚓嚓”声四起,一个英国记者以敬佩的口吻,对中国同行说:“绝对的英雄,假使我是个女的,马上会爱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行政院长孔祥熙偕钱大钧、何应钦、中宣部长董显光、航空委员会政训处长蒋坚忍等军政要员,与八勇士一一握手道贺。钱大钧的女公子燕芸,向徐焕升等献上五彩缤纷的鲜花。这时,“中国空军万岁”、“欢迎空军英雄胜利归来”的口号声震天撼地,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接着,孔祥熙与何应钦分别代表国民政府与三军将士,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赞扬八勇士的英风伟绩:首创中国空军进入日本领空之光荣纪录,圆满完成扬威布德人道正义远征历史任务,获抗战史上无上荣光,誉腾全球。

　　夹道欢呼声中,八勇士乘车前往空军政治部,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追前逐后,争睹空中英雄的仪容风采,欢呼叫好声此起彼落。
　　蒋介石夫妻以加倍的热情,接见了八位勇士。当传报八勇士到时,夫妻俩趋步门口迎接,蒋介石笑容满面握着徐焕升的手说:“好,好,你们辛苦了,你们胜利了,智勇双全,我向你们祝贺。”宋美龄一手挽着徐焕升,一手挽着佟彦博:“威震九州,真是飞虎将军,空中骄子!”

　　各界慰劳 中共代表致送锦旗

　　自当日下午2时起,武汉三镇各公团、机关、学校,敲锣打鼓涌向空军政治部,向八勇士慰劳致敬,锦旗、慰问信、花篮廊庭皆满,无不赞颂有加,敬仰备至。其中湖北省民众后援会赠送的锦旗上写着“威震东瀛”四个大字,汉口市党部的锦旗上则大书“扬威海外”。汉口各界名流送来了亲笔签名的慰劳书,其文云:我空军将士远征三岛,载誉凯旋,扬我国威,振我士气,最后胜利,左券可操,谨代表全市各界民众,敬致慰劳。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罗炳辉,来到了国民党空军政治部,向八勇士表示热烈祝贺,并赠送了锦旗,上书:空军首次远征日本纪念,德威并用,智勇双全。
　　王明先行致贺说:“我们听到这个具有国际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的远征消息,万分欣慰,这是给了抗战胜利的一个有力保证。”
　　周恩来接着说:“我国的空军,确是一支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
　　应在场的中共《新华日报》记者的邀请,徐焕升欣然命笔题词:新华日报,远征纪念,徐焕升。
　　《新华日报》还以《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播发了此次远征日本的电讯,并配发了社评《空军英雄远征的意义》。社评高度评价云:这一具有国际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说明了我国空军力量的增长,说明我国空军技术并不比日本落后,说明我们有能力去轰炸日本城市,这是对日本军阀的一个严重警告。这次胜利,向日本民众和全世界人士证明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目的,我们的飞机只是散发了传单,并未实施轰炸,说明了中国的抗战只是反对日本军阀,并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这一事实可以告诉日本人民,中国不是他们的敌人,只有日本法西斯,才是他们的敌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传单的力量比炸弹更大。

　　中外舆论赞扬 日本政府惶恐

　　当时国内出版的大小报章,竞相报道我空军的远征壮举,从标题到内容,字里行间均充满激情,充满自豪,充满必胜信念,读来振奋人心。如《大公报》:“空军初次远征日本,在九州各地散发传单,夜半出发未明到达傍午归来,唤醒日本迷梦,发扬中国德威。”又如《申报》:“冲破万里长空,完成神圣使命,神鹰队长征三岛,散发传单不滥杀无辜,以正义人道告诫敌国。”再如《新华日报》:“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长崎佐世保传单飞舞惊破敌胆魂,我为维护人道免伤无辜并未投弹,警告残暴敌寇万吨炸弹随时可至。”香港舆论则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
　　通过现代通讯工具,我人道正义远征消息飞传五大洲四大洋,立时成为轰动全球的特大新闻,各国电台、报章争相转发,热烈评论,深致赞扬。美联社说:“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决非日本所能击败,其投下的是传单而非炸弹,堪称仁义之师。”路透社说:“日本一向吹嘘,其本土从未受到外来威胁,其空防咸针对美苏,而视中国空军不足畏,而今恰恰是中国的空军,创袭击日本之最先纪录,可谓一鸣惊人!”美国报纸评论道:“中国飞机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国民,意义极为重大,且饶有趣味。”

　　言之确凿,传单比炸弹威力更大。
　　据事后从日本传出的消息,当我神鹰行将离开九州飞返时,“中国飞机空袭”的特急军情,始传到日本各地驻军及官署,立即引起极大慌乱,防空警报拉响,军政官员唯恐炸弹从天而降,没头苍蝇似地乱钻,寻找隐蔽处。街头巷尾,到处是惊慌失措的人群,当他们发现了散落遍地的传单时,争相拾起看阅,不少人当宝贝一样藏起来,因为传单上的内容,使他们明白了战争的****,明白了该怎么做:
　　我们大中华民国的空军,现在飞翔到贵国的上空了。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贵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的使命,是向日本国民说明贵国的军阀在中国领土上正在进行着灭绝人性的罪恶。
　　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七年,在这七年之间,除了军部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又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与死亡罢了。
　　日本工人诸君,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是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诸君掌握着东洋的命运,打倒日本军阀,为着解除两国人民的苦痛,以同盟罢工来战斗吧!
　　日本政府称我散发的传单为“神精战”,既怕又恨。九州的军警倾巢而出,在城镇乡村收集传单,立时销毁,又挨户追查,强令将传单交出;更严禁传播传单内容,违者以对天皇不忠论处。
　　对于我战机空袭的事,日本政府缄口不言,在中国占领区,也严加封锁。上海的日军派遣军司令部派人至各报馆坐镇检查,凡涉及此项消息的,即使片言只语,悉数扣发。
　　然而随着各国报道,特别是中国的日语广播,日本国民知道中国空军跨海东征的越来越多。难以隐瞒的狼狈窘境中,日本政府通过《朝日新闻》羞答答地供认:20日上午4时许,熊本、宫崎两县上空出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飞机飞走后,发现大量传单,这架怪机约一时后便消失了,其来历虽然不明,但从散发的传单内容看,可能是中国飞机。
　　中国空军的人道正义远征,既首创二次大战中空袭日本之纪录,又一举打破了日本自吹“绝无外患之忧”的狂言,为我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增我军民抗战必胜信念,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
　　

luo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军中为什么没有许世友? [转帖]

• 许世友：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曾任济南军区，广东军区司令，他出身少林寺，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武术高强，身经百战，在长征，抗战等重大战役里屡立奇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虎将．晚年他成功指挥了****，重创越南小霸．将他列入十大战将第十位，当之无愧．
• 有时候我一直在怀疑，许将军与彭大将军是不是亲兄弟？两人性格如此相似，一样的敢做敢为，一样的爱兵如子，一样的治军严格，一样的身怀绝技，一样的性格豪爽．只是彭总的性格豪爽中多了一分理智与冷静，和许将军却憨直的近乎可爱．也许，这也正是毛主席宠爱他的原因吧！
　　许世友将军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将领．他快意恩仇，极重情意。自延安时代起就发誓对毛泽东誓死效忠。关于他的趣闻逸事数不胜数．比如他敢说敢当，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毛主席的面骂江青是“白骨精。”在文革“二月逆流”里和王洪文拍桌子拍断了两根手指头。比如他好酒如命，大敌当前依然照喝不误，酩酊大醉后依然能身先士卒重创敌人．抗日战争中许将军醉酒斩倭寇的故事，许多人都耳熟能详．又比如他性格暴躁，一有不合意见就大发雷霆甚至在会议上动粗，情绪一不好能连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都晾到一边．更比如有时候，他性格脆弱的象小孩子．文革时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他一气之下来到北京，把毛泽东堵在卧室里哭，要毛泽东给他发“免死金牌”。弄的毛主席也哭笑不得。如果拿《水浒传》来比喻中国革命史，毛泽东无疑是宋江。而许世友将军，自然是那位性格憨直可爱勇猛善战的黑旋风李逵了。转自铁血
　　许世友将军一生性格豪爽，治军严厉。在他七十岁担任广州军区司令的时候，他依然象一个普通战士一样下部队与士兵们练拼刺刀。一个战士在对练时把他失手打伤，许将军却大为喜悦，当场就把这位战士提拔成了营长。不过，也正是在许将军的从严治军下，广州军区成为文革时代全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两次全国军区大比武中荣获第一。
　　许世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对大刀他特别钟爱。他常挂在嘴上的几句话是：部队枪弹不足，大刀是冷兵器中最为便当、最让敌人胆寒、最有号召力的一种兵器。
　　抗战时期，一次，倭寇两个团向34团阵地发动进攻，妄图打开缺口南逃。敌人的轻、重机枪像一条条毒蛇吐着腥红的火舌，在红军阵地上舔来舔去；敌人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块掀到半空。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嚎叫着向34团阵地扑来，突破了前沿阵地。　　
　　形势万分危急，许将军却依然稳做泰山，喝酒取乐。直到２两酒喝尽，他才从背上拔出雪亮的偃月刀，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挺身舞刀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由于许世友经常教部下一些武功，34团人人都会打拳劈刀，敌人哪是他们的对手。红军战士像自己的团长一样，在敌群中左一刀，右一刀，前挑后戳，刀刀见红，砍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胆裂，狼狈逃窜。
　　这就是抗战时期流传的许世友将军“醉酒斩倭寇”的故事。
　　即使是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时期，许世友将军也是“四人帮”所不敢碰的一颗钉子。先是江青不知轻重，授意手下整许世友的黑材料。却被许世友演了一场“哭求免死牌”的闹剧。事后毛主席恼火的训斥江青“你惹他干什么！”从此无论林彪还是江青都对许将军敬而远之。毛主席去世后，许将军坚定的站在叶剑英一边，帮助叶剑英铲除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局面。从此有了邓小平的复出与改革开放的开始。从这点上说，他是为国家立了大功的。而且，他能大胆的批评毛主席“主席啥都好，就是讨了一个烂婆娘”。言语之中透着对毛主席的忠诚，却又让人忍俊不禁。　　　而许将军一生的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战，就是１９７９年的****。在这一战中，许将军尽显了一位大军事家的风范。首先，针对部队受文革冲击，破坏严重的问题。他严厉整顿，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他铁面无私，不徇私情。面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照顾”子女的招呼不为所动。并大声斥责“当官的娃娃是人，百姓的娃娃就不是人了。谁敢再找领导写条，我就让他儿子第一个去炸碉堡，去踩地雷！”言语掷地有声，透着一位共和国老将军的凛然正气！　　
　　1979年2月17日黎明，广西前线万籁俱寂。指挥所坑道的作战室里灯火通明，参谋们默默地等待着战斗发起时刻的到来。许世友快步来到作战室。他坐在军事地图旁，手持怀表，双眼紧盯着指针。　　
　　??突然，他抬起头，放大嗓门庄严地宣布：“时间到，还击开始！”
　　?顷刻间，隆隆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大地，火光映红了天空。中越边境广西段呈现出我军猛烈进攻的壮烈画面：一排排炮弹飞向敌阵，转瞬间敌人阵地上烈火团团，浓烟滚滚。30分钟后，一组组工兵在敌人的雷场上前仆后继；一排排坦克吼叫着向前推进；一群群步兵杀声震天地冲向敌群。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序幕全线拉开。
　　不到3小时，战报如雪片般飞来：北集团突破了莫隆防线，消灭了莫隆地区的敌人。南集团突破了布局防线，打垮了布局地区的敌人，夺占了水口大桥。东集团突破了同登防线，正与敌人激战……
　　仅仅十五天时间，面对曾让美国人后怕的越军防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老街，龙登等一系列攻坚战中重创敌人！许将军采取了黑虎掏心的办法！直捣越南首都河内的门户谅山。“下谅山而越王降”！是中国古代军事的一句老话。由此足见谅山的重要，可是许将军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击部队，仅仅用了四个小时就占领谅山，成建制歼灭苏联装备的越南王牌第六师和第八师共２万５千人，这是自朝鲜战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出的又一次成建制歼灭敌人两个师的光辉战役。
　　****震惊了世界。在战役初期，苏联国防部长拉德里夫大笑：“让越南人教训教训中国人吧！”在越南吃了大亏的美国人曾幸灾乐祸的说：“这次该让中国人吃苦头了。”美国总统卡特闻得中国对越南动兵的消息曾叹息：“邓小平昏头了。”他们以为，中国也会象美国一样陷入越战的泥潭，几十年无法自拔，最终拖跨中国经济。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十五天，仅仅是十五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了河内北方的所有防线！几十万越军全军覆没。一千八百多处越南堡垒被摧毁。六个北方大城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抢掠一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过了三十年后，再次让世界震惊。
　　****的意义是深远的，他锤炼了新一代的国防部队，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革进程。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说话底气，让欧美列强在毛泽东逝世后依然不敢小看中国。更重要的是，他有力的通过胜利推动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加快了祖国统一的进程。而且，世界还知道了，除彭德怀以外，中国还有一位叫许世友的战将。
　　当然，****不是没有遗憾，比如撤退时候受越南游击队骚扰，伤亡过重。据统计，７９年反击战牺牲的战士，百分之六十都牺牲在撤退时越南游击队的偷袭中。但是，他的功绩是无论如何也不容抹杀的。

　　然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想把战争扩大，在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邓小平选择了撤军。在这个问题上，许将军与中央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归国后被名升暗降，解除了兵权。

　　而在这场战役里，许将军个人也留下了许多不光彩的记录，比如，面对越南的顽强抵抗，他下达了大屠杀的命令，结果解放军所到之处，越南寸草不生，许多村庄被屠杀一空。造成大量越南平民死亡。不过，出于战时特殊情况，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另外，出于对越南忘恩负义的愤懑，许将军在撤军的时候下达了“能带走就带走”的命令。结果越南北部各城市中国援助的工厂，企业，财产都被解放军抢掠一空运回国内，也正是这个决定，延缓了部队的撤退速度，使部队受到许多游击队偷袭，造成了一些不应该有的伤亡。但是，作为一场战役的总指挥。许将军的功勋当之无愧，仅仅是这一战，他就可以获得民族英雄的称号。

　　1985年10月22日下午4时，许将军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弥留中的他突然睁开眼，无力地握住妻子田普的手，吐出几个字。虽然含混不清，妻子却听懂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是：“我……完蛋了!”和将军朝夕相伴40余年的妻子，完全理解这独特的遗言。　　

　　后事的处理与众不同，不是火葬，而是土葬。这是将军的强烈愿望，他要魂归大别山，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靠近母亲的墓穴，生前没能尽孝，死后要长伴老母。　　

　　邓小平同意许世友安葬的特殊处理。他说：“许世友同志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和特殊功勋的人物。”邓小平特别签发的“特殊通行证”，是特殊的特殊!1985年11月9日清晨，许世友的遗体安葬在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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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务员元年[转帖]

　在当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公务员成了众多毕业生争抢的铁饭碗。在这把贴着“公务员”标签的椅子上，每个人的想法都会不一样：有想铺就锦绣未来的，有图安逸稳定的，有冲着优厚福利的，还有就是为了升官发财的。
　　看看那些在以往考试
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人，在他们的公务员元年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学识与人际的磨合远远超出想象。这里摘选两位公务员的自述。

和想象截然不同的第一年

　　大学毕业前夕，我手里握着几个录用单位的通知书，可以去做编辑，可以去当银行职员，也可以当公务员，这些职业之间反差如此之大，实在让我拿不定主意。后来还是父母一锤定音：当公务员吧。他们定义好的职业只有一个标准：稳定。

　　成为公务员之前，我对我的第一年有过很多想象：每天提前15分钟到单位打扫卫生，办公室里有一个热心多话的阿姨，一杯清茶几张报纸可以消磨整个下午……可是，一切和想象的截然不同。

　　这一年里，我偶尔打过两三壶水，因为单位的保洁工作已经招标给专业的保洁公司；这一年里，局里没人有空和我聊家常，局里20多个人中有3个博士、10来个硕士，仅有的几个老本科生基本都是局领导，大家关注的是谁比谁文章写得好，专业搞得精。

　　这一年里，我成了西客站和首都机场的常客，出差时间占全年时间的一半，加班时间占节假日时间的一半。

　　这一年里，我第一次为了买本杂志而左思右想，当我发现我的工资还没有上大学时父母给的零用钱多时，终于明白，想当个好公务员，前提是要有个殷实的家境，因为这份工作的报酬只能带给你温饱。

　　要说这一年，我的幸福指数是很低的。头三个月，我整整看了三个月的旧文件，看得眼冒金星、头痛欲裂；接下来半年，我变成了空中飞人，被单位一再派到外地去工作。我被安排在单位的宿舍住，30平方米一居室，坐落在一栋上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里，而且是和另外一个女孩合住。

　　如果说还有一件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那就是我被派出国参加会议了。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兴奋极了，打电话给老爸，他也自得地说：“看我帮你做的决定多英明，你们单位福利真不错。”直到办手续我才知道，原来我参加的这次会议是属于初级人员的一次工作交流，我要一个人去某国，而某国的官方语言不是英语。

　　我乘坐深夜的航班出发，到达时是对方时间凌晨2点，我一个人拖着大行李在语言不通的异国折腾到凌晨4点才到酒店，8点半开始开会，会议结束当天下午去机场，坐晚班航班回国了。回来后老爸问我：“某国啥样啊？”我说：“不知道。”

　　同学聚会说起各自的工作感受，大伙都说：“公务员怎么和想象的那么不一样？”我也常想，现在这个让我整天出差、工作繁多、工资很低、福利很少的工作除了稳定外，还有什么能说明它是一份让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公务员工作？

　　但是，如果让我回头再说这一年，有些事情真的不是那么无所谓：

　　阅读三个月的旧文件使我对工作来龙去脉清清楚楚，比处长预想的早了半年就可以承担处里的业务工作；高频度的出差让我迅速和各方面建立了联系，了解到基层一线的实际工作情况；一个人忐忑不安地出国参加会议，大大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和经验。

　　这就是我的公务员元年，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现实中，公务员的工作程序很多、层级很严、一项政策要经过反复推敲，确保出台时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公务员的工作不追求标新立异，更多的是沟通、协调和配合，我们负责的不是宏图伟业，而是让整个社会井然有序地良性运转；公务员有职业性的严谨保守，却绝非一口官腔。

　　我的体会是：公务员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而已，你去努力，然后获得报酬，学到本领。如果你预期很高，它会让你失望，如果你预期很糟，它会让你惊喜。

（王简文）

先做人再做事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北京市某机关，成了一名公务员。

　　刚从校园出来，就进入一个周围全都是中年人的机关，感觉确实有点儿沉闷。在我以往的印象里，公务员大都不苟言笑，男士都要西服领带，女士则是深色套装。

　　第一天上班，我着实为“穿什么”费了一番心思。在爸妈的要求下，我穿着西裤第一次走进了办公室。结果，整个单位里，就数我穿得最正式。后来，我发现，就连局长也不会整天衬衫领带，其他人的服饰大多偏向休闲。

　　正式开始工作之后，我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上班做什么？

　　接电话、打电话、发通知、接收文件、安排会议、复印材料……我最初的工作是从打杂做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有人问我工作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我绞尽脑汁地总结了一个词组：处理公文。

　　有一次，我忙活了一整天，打了电话无数，记不得说了多少话，就是因为早上接到某个公文，让当天下班前上报一个数字。报一个数字看似很简单，但它从哪里来？怎么来？是否能准确？我一天的工作就是处理了这个“数字”。

　　机关与企业不同，每年入职的新人数量很少，也基本没有岗前培训。周边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工龄超过10年的老公务员，只有你两眼一摸黑，一切要从零开始。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或许会遇到愿意帮助你的同事；如果不太幸运，就只能靠自己，看别人做，然后小心地照猫画虎。

　　公务员工作稳定、相对压力小、福利待遇好、收入有保障，但从另一面来看，这个职业最大的缺点就是内部环境过于稳定，缺乏变化和新意。而流动性差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导致人事关系复杂。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公务员是一个“做人”重于“做事”的职业。作为新人，放低自己的姿态，请示领导、请教同事、汇报进度，就可以尽可能的避免错误。

　　写公文、发文件，是一个公务员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在评价一个公务员是否优秀的时候，文章写得漂不漂亮是很重要的指标。

　　我入职的时候正赶上国庆，处里每个人都忙得四脚朝天，我这个新人，被安排写工作总结。处里的大姐把当年工作的基本情况跟我简单介绍了一遍，然后告诉我还有哪些处室也参与了此项工作，最后把往年的总结拷给了我，说：“你就照着这个样子写，很简单的。”简单？！这根本是棘手！我完全不了解的事情，怎么总结？

　　于是，我拿着通知写总结的文件，到参与工作的处室逐个请教。先请示处长，再请教处里的老师，人家都做了什么工作？该怎么表述？把每个细节都仔细记录下来。

　　拿着一堆材料，我搜肠刮肚地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总结。拿给处长一看，就挨了批评：第一，没有把握住“总结”应有的表述方式，总结是陈述，不是描述，不能写成报刊文章；第二，虽然把其他处室的工作都写进总结了，但是立场不对，应该写成大家共同努力完成了工作，而不能看上去像我们拿着别人的工作成果在表扬自己。

（唐小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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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转帖]

李东朗

　　王明具有国际背景，几乎人尽皆知。但是，王明到底有什么国际背景，目前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王明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红人”，深得信任，因此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另一种说法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那么，王明与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关系究竟如何，应该如何评价王明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正确认识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王明崛起的背景及因素
　　
　　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原为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的王明一跃进入中共中央，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随后又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
　　许多论著把王明的跃升归结为米夫的赏识，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米夫的亲信，并在米夫的全力支持下，甚至是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王明得以平步青云，进入中共的领导核心。这种说法似嫌简单。因为王明上台时，米夫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派出机构——远东局的负责人，而撤免、任命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一件大事，不是远东局所能解决得了的。并且，共产国际有一套十分严密的决策体系和组织程序，一些决策包括任命领导人员需要经过许多层次和关节，如王明、康生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就是经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研究决定的。所以，像更换中共中央领导人之类的重大事项，绝非如米夫这样一个派出机构领导人所能决定的。事实上，王明上台是共产国际许多领导人的意见。因此，从现象上说，王明上台有米夫大量活动的影子，但根本之点不在米夫。说米夫安排或任命王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担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党的领导人，颇不周全。
　　另外，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绩突出，在米夫等学校领导和老师眼里是“好学生”，并在米夫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共六大，在米夫出使中国时担任了翻译，给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留下了印象，但这样一个“好学生”的影响和基本性工作的经历，只是为王明后来的活动（如他与米夫的经常性的联系，互通信息）和上台打下一定的基础，并不足以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把他推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王明1929年春回国后，并没有担任党内的重要职务，而是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主办的《劳动》三日刊当编辑等。他与米夫的关系及其此前活动留下的影响没有显示作用，起码可以说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对他使用情况的干预。
　　
　　毫无疑问，王明上台具有明显的共产国际的背景，而这种国际背景作用的凸显，与李立三冒险错误的出现与克服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30年6月开始的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革命，同时严重地冒犯了共产国际。李立三违抗共产国际的领导，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主张挑起国际战争并把苏联卷入战争。这引起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极大不满，提升了李立三错误的性质，说“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立三同志，用自己的路线去和国际执委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
　　瞿秋白、周恩来衔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但他们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平和，仍保留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三次“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尽快到莫斯科来），这同样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不满。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所有负责同志和代表都严厉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和（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
　　这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原有主要领导人的否定，为王明上台提供了客观条件。而王明之所以被看做“补充中央委员会”的“新的力量”，主要因为他在“立三路线”时期的表现。这个时期，王明有一系列给米夫的告状信，把他与向忠发、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分歧、矛盾和互相之间的冲突，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告诉给了共产国际领导人，使其在共产国际加分很多。所谓王明的国际背景由此建立，其原与米夫的密切关系的作用因此凸显出来。
　　而许多论著都认为王明与向忠发、李立三等的公开冲突，是在7月9日讨论贯彻6月11日中共中央决议的政治讨论会上，但实际比这要早。
　　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诉说了他的遭遇：
　　
　　我今天收到一张奇怪的条子，其中说（我逐字逐句照抄如下）：在你的几次发言时老板（向忠发或李立三——引者注）指出了你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要求不仅作出口头声明，而且作出书面声明，但你既没有以口头形式也没有以书面形式明确而肯定地承认你在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派别活动分子。这意味着你对老板批评的错误承认得很不诚恳，相反，你以手法掩盖自己的错误。老板近来收到报告说，你给巴黎（莫斯科——引者注）写了信，其中说老板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不行，通知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分别为何子述、秦邦宪、王稼祥——引者注）不久回国。这非常清楚地证明了你的派别活动。老板为了更清楚地了解事实的内容，要求你在三天内就此问题作出解释。非常重要！
　　
　　王明在信中接着写道：“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马克松、博格涅尔、康穆松）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危险！当然我是首当其冲，因为我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老板的看法已非今日始。”王明祈求米夫说：
　　
　　我敬爱的！如您所知,虽然我还年轻,但我在同反伊卡路线（共产国际路线——引者注）的种种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时过去和现在都非常非常不喜欢痛哭流涕。但这一次,尤其是现在我给您写上述一切时,我不能不失声痛哭，因为问题是迟早会弄清楚的（我坚信这一点，毫不动摇），但不知道究竟到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弄清楚。我在哪里？!或许我已经不在自己心爱的公司里了！！！唉“怎么办”？我敬爱的！心如刀割，(泪水)不断！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斗争中不勇敢，而是意味着我也许不久将因完全莫须有的罪名（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被开除出与我生死攸关的公司（指党组织——引者注）。
　　
　　王明同时对米夫写道：“中央办事处（中共中央——引者注）不从组织上和政治上认真改组，生意即使现在也决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发展。”
　　之后，在7月22日、7月24日、8月1日、8月6日、8月31日、10月17日、10月23日，王明主要以自己名义、个别时联合别人连续给米夫写信，状告李立三等。内容大致有六个方面：
　　一是控告李立三等的错误。王明在信中写道：“公司（党）目前的状况十分严重，因为部分公司老板右肩（右倾）确实犯病了”。“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说李立三等“不仅完全否定中国贸易（革命）在世界市场（世界资本主义）破产前胜利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公开否定C.C.（苏联）在第三时期存在的可能性。此外，他完全不理解第三时期和不平衡规律（他的病根正是在这里）。”说中国党内“反巴黎（共产国际）的气氛传播得很广。现在不仅在政治上已明显地暴露出反巴黎的路线，而在组织问题上也完全不按照巴黎的方式行事。对伊万（王明）等人的攻击是同对屈珀（米夫）同志以及一般巴黎人，特别是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攻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的老板患‘左’倾病，而另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老板则患右倾病，有时有的地方既患‘左’倾病，又患右倾病。谁也没有权力批评他们。制度几乎达到了恐怖的程度（请原谅我这样说）。理论和实践不少是建立在国民党作风和陈独秀主义的残余基础之上的。”

　　二是介绍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我们痛心地向您报告我们的不幸。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公司的老板意见不合。”说他在一次会议上就中国的“所有主要问题发了言”，如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对目前形势的评估，富农问题、湖北省委的问题等。并“具体说他几次亲自与李（立三）和向（忠发）谈了话，但他们也如同以往那样一句也听不进去。”说向忠发等指斥王明等政治上是右倾分子、组织上是宗派分子，“我和其他人都抗议这类指控，坚决捍卫自己正确的政治观点”。
　　三是指责李立三等对他们进行迫害。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们与我们和从法国（苏联）来的人为敌，极少数人除外。他们认为我们是异己分子，认为我们与巴黎中央办事处（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联系，因此他们甚至不愿和我们交谈。老板们已经把这些‘异己分子’从公司的重要工作职位上撤了下来，并威胁要把我们赶出公司”。说向忠发和项英召见王明等4人，“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要么你们承认错误，无疑要同意李（立三）的看法，要么你们离开公司’……老板很不满意。他要求我们写出书面声明，他过去和现在在每次会上都发动反对所谓‘四人’的全面运动。”并且说：“情况十分严重。现在我和其他人只做翻译和技术（工作），此外，每日每时都有被赶出我们公司的危险。”说李立三“根据这些编造出来的话来指责伊万（王明）和别的人犯了机会主义，等等”。“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在8月6日的信中，诉说他们被处分：“伊万开除（出党）六个月，给马克松、博格涅尔和康穆松最严重警告。解除我们的一切工作。”
　　四是请求共产国际干预。王明在信中写道：“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这种病需要好好治疗，而在贫困的中国很难进行这种治疗。”“在我看来，巴黎公司（共产国际）的决议完全正确地考虑和估计了中国市场的行情（革命运动的当前时局），并为开展贸易（革命）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指示”，要求罢免李立三等。“如果继续由李（立三）领导，如果不发来更好的商品，公司绝不可能健全起来。”“我希望巴黎公司尽快采取果断措施，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必须在组织问题上整顿和健全公司的局面，因为这样做比让斗争发展到极点对公司更有利。我请求并希望巴黎公司能寄来这样一封详细的信，在信中指出一切基本问题，从经济问题开始到转变问题为止，特别是关于对时局和策略路线的评价问题”。
　　五是表示他们与李立三等斗争的决心。王明在信中写道：“我和其他人决定与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殊死斗争。虽然我们暂时很艰难，要作出自我牺牲，但我们仍把此事看做是自己的义务。”“斗争日益激烈。伊万等人不仅仍面临着被开除而且还面临着对其采取其他措施的威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个人并不太重要，就让个人的命运和生命在这种斗争中牺牲吧。但事业是千百万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事业是永恒的！”
　　六是报告中**内反对李立三等的情况。王明在信中写道：“在公司目前状况下，所有基层都不满，领导路线已破产，如果我和其他人公开宣传我们与老板的不同看法，分裂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方面，一些事实已经完全证明了路线的破产，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和一部分干部的愤怒情绪太明显了。”“可能在公司内部很快就会爆发严重的斗争”，“工作人员和职员的愤怒情绪很强烈。”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共产国际执委会）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革命运动）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
　　王明的这些告状信，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一是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判断力，在中共中央领导出现错误、情势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把握政治方向；二是表现了他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尊重国际、信任国际、保卫国际；三是表现了他敢于与违**产国际决议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精神。
　　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加强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
1930年12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责成远东局关照一下，使现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的两位同志（指张国焘和蔡和森）和已在中国的（国际）列宁学校以前的学员能够真正参加党的工作。”12月12日至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发言，更清楚地透露了重用王明的意向。库秋莫夫说：现在我还有一封信，是中国一个同志寄来的，他在这里很久，是从这里派到中国去工作的。他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里的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犯错误，却对他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皮亚特尼茨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瞿秋白或者李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又指示共产国际远东局：否定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是根据共产国际重用王明的决策，经过米夫的贯彻，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突击提拔到了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对王明的认识
　　
　　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这样，中共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周恩来、王明等被国民党悬赏捉拿，形势险恶，于是共产国际指示王明去莫斯科。11月7日，王明抵达莫斯科。11月10日，时任共产国际东方地区书记处副主任的米夫，建议王明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但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则决定，“暂时任命王明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从职位和权限看，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是有区别的，但两者之间区别又不大。至于王明就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员，是否就是一般著述中所称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一说代表团团长），或者后来什么时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有待考察。
　　应该指出的是，此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打算让王明长期呆在莫斯科。11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任命王明时用了“暂时”一词，并说这个任命“最终决定必须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尚未查到中共中央的答复）。1932年3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们希望，伊万诺夫（王明——引者注）立即回来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明确告诉中共中央，“王明很快返回”。12月21日又说，“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只应在王明到来后召开，他应是这次全会上的主要报告人之一”。1933年7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王明同志回国的建议”。可见，最初并无王明长驻莫斯科的安排，只是后来王明没有成行，长驻了共产国际。
　　从1931年11月到1937年11月，王明在共产国际整整呆了6年。总体上说，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肯定，也增进了共产国际对他的信任。如1935年苏联党出版社出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中称：“中国***终于铲除了李立三路线，在炮火连天的严酷斗争中，在极其秘密的地下环境中，当时已经造就和锻炼出一批以陈、秦、王、沈、何等同志为首的坚强而又正确的***干部，当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出现李立三的纲领性文章时，他们就起来同**产国际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李立三观点展开了斗争。”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国际对王明等的信任。正因如此，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担心曾与国民党经过十年血战的中共领导人能否正确地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因此派“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说明共产国际对王明是信任的。

　　还有事例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基本态度。王明回国后，其在苏联的女儿托付给季米特洛夫，由季米特洛夫夫妇代养。延安整风时期，王明向共产国际多次告状。在收到王明的告状信后，季米特洛夫也曾数次给王明回电，如1943年12月13日、1944年1月19日，通过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电台，发给王明如何处理党内分歧的电报和他与毛泽东就有关王明问题的相互来往的电报；在1943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季米特洛夫明确提出了不要孤立王明的劝告，等等。这些事例说明，共产国际领导人虽然认为王明有缺点，但还是关心信任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面。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品性、能力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后来的任用上基本是正确的。这是考察王明国际背景时常被忽略而又应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但是没有安排王明接任向忠发空出的总书记职务。有论者说，王明后来失势是由于米夫在苏联大肃反中被杀，而此时米夫仍是共产国际一些机构的负责人，并参与中国事务的处理。这个事例仍然说明米夫没有决定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更重要的是显示，共产国际虽然信任王明，但并没有让其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意思。
　　而王明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过程中，加深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弱点和不足的认识。除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对国内情况不熟悉、书生气浓外，还喜欢出风头、有强烈的领袖欲、作风圆滑、见风使舵、宗派主义、不容易与同志搞好关系等。因此，对他有一些看法和批评。如1936年7月初，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文章，赞同“抗日反蒋”主张。但两周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却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决议。对此，季米特洛夫当场说：“我认为，王明同志在书记处面前对政治局决议的批评，很大程度上也是适用于王明同志本人的。”1938年，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意尔斯基问刚刚出使莫斯科的任弼时，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的倾向？是否总是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季米特洛夫则对任弼时说，他对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说“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很不诚实，在苏联时就总是好
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
　　正因如此，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王明不具备领导中国***的素质。1937年11月13日，在王明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明确告诉他：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备担任中国***领袖的条件。但是，王明回国后把个人凌驾中央之上，与延安中央争权，犯了右倾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获知后，在1938年7月确认，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季米特洛夫还特别强调，“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他对即将回国的王稼祥说：“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肯定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而通过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错误，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从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后来曾就此评价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而共产国际之所以对王明有这样的表态，是基于对王明能力、水平和品性的判断。历史证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领导人选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
　　
　　几 点 认 识
　　
　　 第一，王明在共产国际的任职与中国***在共产国际的地位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中**员在共产国际担任何种职务，很大程度上是与作为中共代表、代表中国***的角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也可能包含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代表一个党的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决定了该党党员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倘若王明不在莫斯科，有可能别的中**员担任其在共产国际的职务。
　　第二，王明与斯大林的关系，似乎没有通常传说得那么密切。按理，王明是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人物，对中国情况相对熟悉，在研究讨论或决策有关中国***、中国问题时，他应该参加。但从《季米特洛夫日记》看，在季米特洛夫前往克里姆林宫讨论或请示有关中国、中国***问题时，均没有王明参加。《季米特洛夫日记》中王明面见斯大林的记录只有一次，那是1937年11月11日，在王明即将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带着王明、康生、王稼祥去见了斯大林。据此，似乎可以得出王明面见斯大林的次数很少的判断。
　　第三，共产国际对王明的提拔，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有论者以共产国际对王明的突击提拔而强调王明的国际背景，有夸大之嫌。如前所述，王明的跃升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但这个国际背景是动态的、有限制的，不宜过分夸大。共产国际二大通过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工人阶级**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也就是说，凡是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党都是它的支部，都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共产国际与各国党之间是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规定了共产国际可以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包括改组各国党的领导机构、选择领导人。而具体到中共，任用中共中央领导人曾是共产国际的一贯做法，当时中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共产国际选择和任用的。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认可的因素，并且后者的分量很重。中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中共六大上向忠发的突起，都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甚至遵义会议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
　　应该说，上述现象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处在幼年的中国***，各方面都不成熟，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但又担负指导中国***的责任，因此，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出现许多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不小的损失。但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作为一个旨在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一个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其基本决策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考虑的。具体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在中共中央领导人选问题上，虽然存在个人好恶的现象，但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从发展、推进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这恐怕是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基本点，也是认识和评价王明国际背景的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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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京夫妇笑对人生[转帖]

　　2008年8月31日，罗京带病和李修平共同播报了《新闻联播》后，再也没在电视上亮相，引起了广大观众的猜疑。恰巧有到北京肿瘤医院看病的观众认出了罗京，告诉了朋友。于是有网友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篇题为《央视1号罗京得癌症》的文章：“北京肿瘤医院8层出电梯右边的门是重症监护室，电梯对面是8个
单间病房，住的都是癌症病人。2008年8月底，有人在北京肿瘤医院化疗病房见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主持人、47岁的罗京。”
妻子给了她巨大力量

　　2008年5月的一天，中央电视台进行例行的体检，罗京被查出得了“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这是一种恶性肿瘤，属于血液方面的疾病。引发罗京患这种病症的原因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他的心脏、咽部等器官都出现了淋巴瘤，需要采用化疗和放疗治疗。

　　为了让丈夫安心治疗，妻子刘继红对罗京照顾的无微不至。一天，一位专家来看罗京，见刘继红在为他挤牙膏、拧毛巾，不禁连连摇头，把她拉到一边告诫她：对病人照顾过于无微不至，会让病人感到是被怜悯与同情，产生被社会遗弃的感觉。刘继红恍然大悟。此后，日常生活中她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丈夫，让他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没两样。

　　在刘继红的鼓励下，罗京申请了奥运火炬手，顺利当选。2008年8月6日，罗京作为第140棒火炬手出场，他头戴五环标志的发带，笑容洋溢、激情澎湃，一路挥舞手臂，高擎火炬完成了自己的传递。回到家里，罗京把留作纪念的火炬“传递”到妻子手里。刘继红也是满脸灿烂的笑容：“我的丈夫真棒，你笑看病魔的风采，体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刚开始化疗时，罗京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刘继红思来想去，精心做了三个菜：老火鸡汤、白灼虾、香菇菜心。罗京一看就忍不住大笑起来。当年妻子第一次去他家，临时抱佛脚现学了这三个菜。罗京也来了兴致，做了一盘自己最拿手的菜“玫瑰鲜虾”。在刘继红看来，做出什么样的菜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回忆起过去恋爱时的幸福情景，达到让丈夫心情愉悦的目的。

　　刘继红营造的快乐轻松氛围深深感染着罗京，化疗带来的痛苦也觉得轻了许多。第一阶段的化疗顺利结束了，9月8日，刘继红高兴地把罗京接回家。罗京对病症痊愈更加充满了信心。

顽强与病魔抗争

　　当病情刚被公之于众时，罗京有点慌神。刘继红看出了他的心思，她觉得在这件事上干脆“刺激”他一下，让他彻底卸掉包袱，对治疗反而有帮助。她毫不客气地对罗京说：“公众尊称你为‘国脸’，绝不仅仅是因为你的脸型，而是对你孜孜不倦的职业精神的认可和欣赏。人吃五谷杂粮生病很正常，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你不对外说实话，或者回避事实，是不尊重关心你的观众。而且****是瞒不住的。”

　　就在罗京沉默思索内心挣扎的时候，刘继红递过来一张纸，罗京定睛一看，想笑却没敢笑出来。上面是用电脑打印的几个问题和答案，是妻子早就为他准备好的“答记者问”。他忍不住像念新闻一样大声的念了出来：

　　提问：病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回答：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样严重，既不需要动手术，也不需要住在医院，只需要输液和在家里静养就行了。

　　提问：会不会从此离开《新闻联播》？

　　回答：我肯定不会离开的，大概需要两个疗程的治疗。但我会尽快归队，和关心我的广大观众在《新闻联播》中见面。

　　提问：是否会危及到生命？

　　回答：大家真的不用担心，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病同样可以治好，不会对生命造成太大的影响，相信一切都在医生的控制之中……

　　罗京相信刘继红设计的这些问题都是大众和媒体最关心的。这种心有灵犀让他觉得特别幸福，他认真地说：“我懂了，其实这也是我抗击病魔的一种态度，我知道该怎样去做了。”

　　不久，罗京坦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真实地诉说自身的病情，谢谢大家对他的关心。网友们纷纷在网上留言，有网友还建了“罗京贴吧”。

　　“你可是我最喜欢的播音员，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出像你这么牛的人了，你就是为这行而生的。加油！与病魔抗争到底，我永远支持你，为你祈祷！”

　　“您的声音就是国粹，《新闻联播》没有您的声音将逊色很多，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又能听到您的声音……”

　　看到串串祝福，罗京眼睛湿润了。

　　(《爱情婚姻家庭》2008年第11期　思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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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归国抗日始末[转帖]

　　苦心疏通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担任国民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由于反对总司令蒋介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受到通缉。在周恩来安排下,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
　　市川虽然属于千叶县,但与东京只隔一条江户川,实际上是东京的郊区。为了安全起见,郭沫若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安娜)的姓氏在这里安家,孩子也以母姓入学。那时全家的生活费,全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钱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在上海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寄到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7月底,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里抄出了给“左派要人”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为此被拘留审讯了三天。自那以后,郭沫若一家一直在日本便衣警察的监视下生活。
　　1929年2月,创造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郭沫若的生活费断了。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卖文为生。艰苦困难的生活玉成了他,在勒紧裤带的日子里,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汉字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一系列学术著作,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财富。
　　郭沫若并没有钻进故纸堆里就出不来。当年驰骋北伐战场的“戎马书生”依然关心着祖国的革命事业。他经常受爱国留学生之请,到东京去演讲,为他们办的刊物题字写诗撰文,积极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东京支部的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郭沫若从报纸上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块又一块被日本铁蹄蹂躏,人民流离失所,他不禁痛心疾首,无限悲伤,恨不得身生双翼,飞渡关山,回到祖国,再次投笔从戎,抵御外侮。
　　可是,处处有人跟踪,插翅难逃,要想归国,谈何容易。
　　1937年大规模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郭沫若更是日夜为祖国的安危焦虑不安,他多么想早日回归投入神圣的抗战洪流呵!
　　郁达夫是郭沫若的好朋友,也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班同学,他认为“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让郭沫若归国的最好机会。当时他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极力向省政府主席陈仪说项,当他讲到郭沫若研究历史和古文字的新成就时,陈仪流露出对郭沫若的敬重之情。郁达夫趁机请求陈仪向南京国民政府提议,允许郭沫若归来,陈仪满口答应。
　　陈仪是赞成国共合作的,他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的新形势很满意。不久,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陈仪乘蒋介石召见征询对日方针之机,提出让郭沫若回国的建议。蒋介石想起了郭沫若在1927年4月发表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蒋介石已经不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蒋介石对那尖锐的措词,无情的鞭笞刻骨铭心,自然不会答应。但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呼声中又不好一口回绝,便岔开了话题。
　　陈仪回到福州后,并未甘心作罢,一方面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蒋介石,正式呈请当局让郭沫若回国,于是这个提议被列入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他又采纳郁达夫的意见,与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邵力子、何廉、张群等人取得联系,请他们向蒋介石疏通,但仍无结果。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忽然想起一件事:郭沫若因研究古文字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受到了日本前首相西园寺公望的宴请。张群年轻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知道西园寺公望虽然在1913年宣布隐退,但仍以三朝元老的身份参与政事,常在内阁更迭或处理重大问题时出面进行裁决。郭沫若与这样重要的日本上层人物有了关系,现在中日对峙,可以利用郭沫若做点工作,应请他回国来。在庐山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张群向蒋介石提出此事,蒋介石还是怎么也不予答应。

　　“文胆”说项

　　郁达夫见久久没有下文,十分焦急,这年4月底向陈仪请假去南京、上海、杭州活动。恰巧这时候蒋介石的“文胆”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在杭州养病,郁达夫得知这一消息立即赶到杭州,通过一位浙江籍朋友的引见,拜会了陈布雷,请他帮忙疏通,让蒋介石同意郭沫若回国。由于郭沫若是受通缉的“钦犯”,事关重大,陈布雷不敢贸然答应,说了一些冠?摇冕堂皇的话,一副“政府严正立场”的面孔,这使郁达夫大失所望。
　　随着国共合作的趋势越发明朗化,本来就非常赞赏郭沫若文才的陈布雷,后来竟主动向蒋介石进言了。
　　陈布雷找了个机会,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殷契粹编》等巨著抱到蒋介石面前,说郭沫若为国争光,这些书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价值很高,请求蒋介石摒弃前嫌,撤销通缉令,让他回国。蒋介石随手翻了翻书,不置可否。陈布雷又进一步劝道:“郭沫若是日本通,我国抗日理应借重他。”这句话打动了蒋介石,终于同意了。
　　5月16日,蒋介石手谕行政院政务次长何廉,允准郭沫若回国。何廉立即将这消息电告陈仪,请陈仪转告郁达夫,并征询郁达夫的意见。
　　陈仪见自己的努力有了结果,非常高兴,马上派秘书蒋守谦去找郁达夫。郁达夫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取消通缉令,二是迅速汇旅费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转交郭沫若。陈仪将这两条电告何廉,蒋介石看后都应允了。
　　郁达夫受命先后向日本发出两封航空信,将国内的情况告知郭沫若。接着,陈仪又以私人名义两次致电致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请他务必认真帮助郭沫若秘密离开日本回国。
　　郭沫若收到郁达夫的两封信,喜出望外,久萦心中的愿望终将成为现实,他盼望立即收到旅费,立即得到取消通缉令的消息!他兴冲冲地等待着。可是,等啊等,等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见动静,不免焦躁起来。直到郭沫若回国后的9月下旬的一天,他在南京晤见张群时,对方将个中原因道明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陈仪、何廉等人考虑到郭沫若本来就受日本警方的监视,一旦公开取消通缉令,日本方面必然严加防范。陈布雷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要求蒋介石让他亲自掌握此事,待郭沫若回国后,再公布取消通缉令。

　　精心策划

　　设于南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了具体策划郭沫若秘密回国的任务。这个研究所系对日情报机关,直属蒋介石侍从室。主持人王生,曾在日本陆军经理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深造过,也可算是郭沫若的校友。这位“日本通”,1936年11月担任国民政府驻日使馆参事时,刺探到日本军方已经预测出张学良、杨虎城将在近期发动“兵谏”,以及日本对事变所采取的两手准备的情报,匆匆飞回国内面告蒋介石,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想起了他,命他组建了这个情报机关。
　　王生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主任顾高地进行一番密谋后,由顾高地与中国驻日横滨总领事邵毓麟联络,请邵毓麟跟郭沫若通消息。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邵毓麟以官方的身份与郭沫若接触已经很困难了。顾高地另行安排了与自己有着特殊友情、同时认识郭沫若的寓日画家钱瘦铁,作为联络人。
　　钱瘦铁,字叔,江苏无锡人,因创办中国画会而出名。他应日本画家桥木关雪之邀赴日访问,当时住在东京的林町,实际上是王生安插在日本的情报人员。
　　郭沫若密切地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他买来了许多报纸,日文的中文的都有,从中研究战争的趋向。他的归国之心更加炽烈起来。
　　1937年7月15日,留日学生金祖同来看望郭沫若,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这位金祖同,是研究金石甲骨文的,非常仰慕郭沫若。郭沫若告诉金祖同,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我们不能任人宰割,必须以铁血抗击侵略者的野心。他考虑到在这里可能受害,决定写一篇“遗言”。于是金祖同研墨,郭沫若略一思索,一挥而就。端详了一遍后,认真地署了名,盖上印章,然后交给金祖同,嘱他万一自己遇难,就将这篇文章在国内发表。“遗言”大意如下: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
　　郭沫若叫金祖同回到东京去,找些朋友商量,怎样才能安全脱身。恰好不久前钱瘦铁曾经跟金祖同谈过这件事,说他5月份在南京从王生口中得知最高当局要郭沫若回国,估计最近王生会有电报来。因此,金祖同就建议跟钱瘦铁商量比较好,理由是他同大使许世英很有交情,将来有许多方便。郭沫若同意了。
　　第二天,金祖同到钱瘦铁家里,出示了郭沫若的“遗书”。钱瘦铁大喜,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契机。他告诉金祖同,即使郭沫若不预备走,也要找机会强拉他一块走。事不宜迟,要抓紧进行,一切手续由钱瘦铁本人负责,由金祖同来回接洽,并决定18日造访郭沫若。金祖同告辞时,钱瘦铁把郭沫若的“遗书”要去了,说放在金祖同身上不妥当,他代为保存。随后钱瘦铁寄给了南京王生。

　　奔走联络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将钱瘦铁的意见转告郭沫若,郭沫若说:“照这天的形势看来,那些警察和刑士更不怀好意了,要走需得赶快走才是。”他嘱金祖同去打听开往中国的船期,约好了通信的暗语。
　　次日,金祖同寄来了一张明信片:
　　石沱先生:
　　青年会已经去看过,现有16、18、20、22、24等间空房,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哪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
　　“石沱”是郭沫若的别名之一,“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指西方国家的船,号数是开船日期。郭沫若选定了24日,他们要乘的是从温哥华经日本横滨、神户再往上海的加拿大邮船。实际上这24日是离开横滨的船期,要到神户上船须买25日的票。
　　郭沫若也用明信片回复金祖同,署名石沱,写的是一首五言诗: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乔迁”指回国,“廿四”即行期。诗中表达了既盼望早日回到祖国,又舍不得离开妻儿的依依之情。
　　郭沫若除了怜惜家眷孩子之外,还有其他的顾虑,所以犹豫着,没有把明信片寄出去。当钱瘦铁在金祖同陪同下到他家里拜访时,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来了:“国内虽有国共合作的呼声,然而****如何,一时还不得而知。中央政府既无国共合作的明令,我的通缉也没有取消。一旦归去,日本或许要借此向国际宣传,诬中国赤化,那么当局或竟会以我之‘自投罗网’,乘机来消灭我,去解释国际间的注视……还有一件事,我如今虽流露在日本,靠了一支笔也维持过了10年,今天无声无息地回去,政府若再加以落寞,我自己虽不气馁,可是人家要笑我了。”
　　钱瘦铁向他担保国民政府惜重他的诚意,希望他赶紧把归国日期定下来。于是郭沫若出示了明信片,日期就这样确定了。
　　过了一会,郭沫若又虑及路上的安全,提出最好从欧美兜回去,不知有办法没有?
　　钱瘦铁表示,从欧美绕道回国是最安全的办法,这意见他已打电报告诉了王生,如无来电,那么仍按照原定的计划,24日就走。因为时局一天一天在变化,将来恐不容易脱身了。至于一切费用,他同金祖同会设法办理的。他见郭沫若没有异议,又郑重地说:“我回去就马上托大使馆打电报。”
　　7月22日,郭沫若将郁达夫5月寄来的两封信交给金祖同,请他送到许世英那儿去,须请他们保证路途的安全,以及走后家属的生活问题及安危问题。又考虑自己离开后宪兵可能传讯安娜,便草拟了一封告别众邻居的信文,大意是说自己已被聘任上海某研究所所长,急需回国,来不及和各位邻居面辞,居住市川十年来得到大家的许多照应,非常感激,希望今后继续照顾安娜和孩子们,等以后回来了再面谢云云。
　　郭沫若叫金祖同托钱瘦铁到印刷厂去排印五六十张,待他走后,分送给各位邻居,这样安娜才不至于为他们所窘,宪兵警察来传讯安娜,邻居们也可以代为证实。
　　7月23日,金祖同和钱瘦铁向许世英大使提出关于郭沫若回国的三个要求:第一,拟请大使馆设法代垫旅费;第二,万一未出境就被日本当局扣留,大使馆应尽力援助;第三,请大使馆从安全、生活方面照料其家属。

　　许世英听了,感叹地说:“国家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正是用人之秋,像郭先生这样聪明才智的人,流落异邦实在太可惜了。”当即表示:第二、三两项可以设法去办,只是第一项有些为难,因为馆里太穷,已经三个多月没有发公费了。但他还是凑了200元纸币,可以说是尽力而为了。
　　金祖同考虑到郭沫若离开后,日本警察肯定会因为他这几天频繁进出郭家而找他的麻烦,所以决定跟郭沫若一起走。他把200元钱送到郭家,恰好碰上王生来了电报,并且汇来500元旅费,郭沫若便把300元安家费交给安娜,又吩咐金祖同去购好两张船票。但郭沫若仍然有些担心回国后的出路。这也难怪,一个被通缉的政治犯,亡命海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茫茫然,心底不踏实,这是很自然的。

　　黎明出走

　　郭沫若环顾室内,安娜正在缝衣服,两个大孩子静静地看书,三个小孩子已经睡着了。
　　十多天前,他曾经向安娜暗示过想回国,安娜没有反对的表示,所以他一面让金祖同在外联络,一面考虑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告诉这位同甘苦共患难的妻子。明天就要出发,今晚不能再隐瞒了。
　　“安娜,我最近几天要回中国去。”
　　郭沫若用日语说,他家里的人都讲日语。他没有道出具体时间,一是怕走漏消息,使归国成为泡影;二是不忍看到妻小离别的悲哀。
　　“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是让人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做人,就是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
　　这深明大义的话,给了郭沫若莫大的鼓舞。国家民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最后决心的。”他事后在日记中这样写着,并称安娜为“苦难的圣母”。
　　此时此刻,郭沫若把一切忧虑全抛开了。这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预计到三天后就要到达上海,他激情澎湃,思绪如潮。想到即将投入阔别十年的祖国怀抱,和同胞们一起投入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他禁不住诗兴大发,在枕上反复打腹稿,用他最喜欢的鲁迅先生“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做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古体诗,抒发当时的心情: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真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7月25日凌晨4点半,郭沫若蹑手蹑足地爬起来,将睡衣换上一件和服,悄悄踱进书房,为妻子和五个孩子各人写了一张日文留言,祝他们无病无灾,健康成长。然后又踱进了寝室。
　　安娜已经醒了,开了电灯,依床靠着看书。郭沫若揭开蚊帐,轻轻地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这是无言的告别礼。安娜没有在意,眼睛一直盯着书。她根本没有想到丈夫会走得这样仓促。
　　郭沫若的和服里只有一件衬衣,一条短裤,光脚穿着木屐,衣袋里也只有昨天向金祖同要的5角买电车票的钱。他借着微弱的月光,钻出篱笆的缺口,穿过屋后的稻田,蹭着被露水湿润了的小路,向远处的车站走去。回头望了望住宅,窗户中的灯光在黎明中闪烁。想到正在看书的安娜,想到还在熟睡中的孩子们,郭沫若眼里涌出了泪水。他举袖抹了泪,回过头,硬了硬心肠,快步向外走去。
　　沿途的人家还关着门甜睡,路灯朦朦胧胧地亮着。头班电车还没有开动,街道上空无一人。郭沫若在晓雾中忐忑不安地走过了两个车站,才在第三站等到了车,决绝地踏了进去。
　　他按约在东京道灌山站下车,这时金祖同和钱瘦铁正向车站走来,他三步两步就迎了上去。
　　他们请了一辆汽车,到林町钱瘦铁家。郭沫若匆匆换上了钱的短袖衬衣,灰哔叽西装,套上袜子和皮鞋,系好领带,戴上草帽,一手持手杖,一手拎着旅行包,又钻进了汽车。他向金祖同要了几元零钱,把草帽低低地压在额上,默不作声。
　　8点半,他们出现在横滨火车站。只见周围布满了警察和密探,情况非常紧张。三人装作若无其事,走进附近一家食堂,要了三杯牛奶,六片土司充饥,又买了当天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于9点左右走进候车的月台。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地方,各人互相照看着。
　　一辆开往神户的急行车进站了,车门一开,郭沫若就慌慌张张地一下子跳了上去。金祖同放下手中的报纸,望了一眼郭沫若原先站的位置,“呵———”他惊得双目圆睁,急忙跑过去对钱瘦铁说:“不好了,郭先生不见了,必定是看见这列车上挂着去神户的牌子误上了,快去找,车开动了,就糟了!”
　　这列从东京来的火车,在横滨只停五分钟,而他们要乘的“特别急行车”到达神户与换乘的轮船只差20多分钟,假如在横滨拖延了,就赶不上了。
　　他俩心急如焚,赶紧分头寻觅,可是只能用眼找,不能用嘴喊。谢天谢地,在中间一节车厢的窗口上,钱瘦铁发现了郭沫若。
　　“快,快下车,你坐错了车!”
　　郭沫若先是一怔,迅即反应过来,立刻离座,刚刚跳下车门,列车就启动了。

　　“特别急行车”准时开出,郭沫若他们坐的是二等车厢。钱瘦铁叫郭、金相隔几个座位分头坐着,免得引人注目。偏偏有一个日军少佐,上车后就坐在郭沫若身边,金祖同为郭沫若捏了一把汗。郭沫若开始显得局促不安,渐渐镇静自若了,时而眺望窗外的田野树木,时而回头好奇地瞟着那个军官摊开着的华北图和文件。郭沫若在日记中记载:“在我旁边便坐着一个步兵少佐,手里拿一卷油印的军事计划书,时而展阅。我偶然瞥见有‘第一作战计划’、‘第二作战计划’等字样。”
　　沿途都在出兵,许多车站挂着“欢送皇军北征”的横幅大标语。差不多每个月台都有男女学生和其他日本人,摇晃着太阳旗,高喊“万岁”送行。一车车的“皇军”兴高采烈地对着月台上的人群呐喊,表示他们的英武和骄傲。
　　郭沫若依窗闭目养神,脸上看似漠然,心里却翻腾着:“鬼子们,你们高兴得太早了!”金祖同为了不让他寂寞,不时送来杂志、报纸和“便当”,但绝不交谈。
　　下午,列车停在神户站,三人换坐汽车,急急忙忙赶往码头,他们要搭的加拿大“日本皇后号”预定开船的时间是6点整。

　　舟中三日

　　郭沫若上了邮轮第五层头等舱一间宽敞的房间,他放下旅行包,轻轻地舒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他们庆幸一路顺风。
　　这时,钱瘦铁摸出50元钱交给金祖同,怕他们路费不够用,说:“我稍事摒挡,也就要回国的,我们在上海再见吧!”
　　他们热烈地握手告别。
　　船到9点钟才开行。郭沫若向住了十年之久的岛国作了最后的诀别,然后牵挂起安娜和孩子们的安全了———他想:“也许,这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进监狱了吧!”
　　事实也确如此。郭沫若走后数日,日本警察抄了他的家,安娜被关押,惨遭刑讯鞭打,刑士严密监督与郭家曾有来往的人,钱瘦铁也被捕入狱。
　　船上有很多中国人,其中有几位发起慰劳抗战将士募捐活动,一位广东女士来向郭沫若劝募,郭沫若捐了5元钱。
　　7月27日清晨,郭沫若挂念着妻儿,于枕上又作了一首诗:
　　此来拼得全家哭,
　　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毁家纾难,献身民族解放斗争,大敌当前只有如此了。
　　有人说,下午3点钟左右可达上海。郭沫若闻讯,不声不响埋头在桌子上,抓紧时间写日记。他知道,上了岸,是没有闲工夫的。这就是1937年8月初发表的那篇《由日本回来了》(7月25日—27日三天日记)。
　　轮船进了吴淞口,渐渐开进了黄浦江。人们忙着收拾行李,准备下船。郭沫若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闲逛时,一位看相先生说他46岁交大运,今年正是46,于是他感慨良多。他将这事写入杂文《湖心亭》,“忽然忆及,顿觉奇验,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
　　那位劝募的广东女士拿着一本《北伐》请他签名,打断了他的遐思。
　　“你怎么知道我呢?”
　　“我看过你的照片,昨晚我们来募捐,我就认出你了,但我没对别人说。我看见你用假名杨伯勉,晓得这里一定有缘故。这本你写的《北伐》也有你的照片,不过瘦得多了。”
　　郭沫若很高兴地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投入怀抱

　　横滨总领事邵毓麟将郭沫若已顺利离开日本的消息电告上海顾高地,顾高地很担心郭沫若旅途中的安全。
　　1937年7月27日下午2点半,邮轮靠近了黄浦江的码头。郭沫若激动地对金祖同说:“十年了,上海终于到了!”他望着故国神州,泪眼朦胧,取下眼镜擦了擦镜片,戴上一会儿又取下擦,总觉得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来来往往的车子看得不真切。
　　“上了码头,会有人来接我吗?”
　　金祖同回答:“肯定会有的。”
　　下午3点,“日本皇后号”终于靠上了公和祥码头。郭沫若和金祖同一踏上码头,就四处张望寻找郁达夫,没想到有人从背后轻轻拍了一下郭沫若的肩膀,他吃了一惊,转身一看,见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那人很恭敬地向他欠了欠身,问:“尊驾该是鼎堂先生吧?”
　　“你怎么认识我呢?”郭沫若很茫然。
　　“该有十年了,在北伐时我曾经好几次和先生接触过。我是从南京来的,我想与先生今晚6点谈谈国内和南京的情形。”说罢,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原来是行政院政务次长何廉。郭沫若看后点了点头,让他在笔记本上记下“大西路美丽园9号”。
　　这时候,一些认识郭沫若的人停下脚步注视着他,有的低声告诉朋友:“鼎堂先生回国来了。”
　　汽车载着郭沫若、金祖同直奔孔德图书馆。馆长沈尹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和郭沫若虽是神交已久的知己,今天却是第一次见面。
　　沈尹默请来了许多朋友,与郭沫若会晤。正当他们谈得很热烈的时候,何廉来了,郭沫若便单独与何廉谈。
　　接着郁达夫找上门了。他接到驻日大使馆的电报后,连夜从福州赶到上海来,在码头碰见几个日本留学生,得知郭沫若到这儿了,便风风火火赶来了。
　　郭沫若送走了何廉,紧紧握着郁达夫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1937年7月31日,上海报纸报道了国民政府取消对郭沫若通缉令的消息。郭沫若全心全意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8月8日,《救亡日报》创刊,郭沫若任报社社长;9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了郭沫若;次年春,郭沫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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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然资源的全国之首[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１）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ＯＣＲ

　　　内蒙古自然资源的全国之首

　　　　内蒙古是我国跨占经、纬度最多的省区，南自北纬３７°２４′
起，北达北纬５３°２３′，南北跨占纬度１５°５９′，南北直线距离约
１７００多公里。东起东经１２６°０４′。西抵东经９７°１２′，东西跨占
经度２８°５２′，东西直线距离达２４００公里以上。
　　内蒙古毗邻省区最多，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
西、陕西、宁夏、甘肃８个省区接壤。　　
　　内蒙古的稀土、铌、铍矿、硫铁矿、冰洲石、蛭石、玛
瑙等７种矿产储量居全国之首。　　　　
　　内蒙古草场居全国\"四大草场\"之首。从大兴安岭至居
延海，绵亘２０００多公里，面积达１３．２亿亩，占自治区总土
地面积的２/３，超过全国总草场面积的１/５。　　　　
　　内蒙古林木面积居全国第一位，共有２．４亿亩。其中以
兴安落叶松为主的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天然
林区和优良木材供应基地。
　　内蒙古地域辽阔，人均耕地３．６亩，居全国第一位。
　　内蒙古水面总面积为１３００万亩，人均水面占有量０．６４
亩，居全国之首。　　　　
　　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达赉湖，是我国最大的草原
淡水湖，面积达２２００多平方公里。　　
　　内蒙古风力资源占全国风能总量的１/３，达五点四亿千
瓦/年，居全国第一位。　　

　　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田，已探明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的１/
１０，是我国最大的煤田。

　　　　我国是世界最大稀土资源国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稀土资源国，工业储量占世界探明储
量的８０％，而且品种全，质量优。起步于５０年代的我国稀土
工业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迅猛发展。近十几年来，我国稀土
产量以年均４０％的增长率递增，稀土产量和生产能力跃居世
界首位，产品日益向高纯化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
国稀土的应用推广工作在８０年代取得重大进展，国产稀土产
品广泛用于机械、钢铁、有色、石化、轻纺、电子、农牧养
殖和高科技等领域，一些稀土应用技术已居国际领先地位。据
介绍，稀土的推广应用每年为国家多生产１３０万吨汽油，新
增粮油２亿公斤，节电２０亿千瓦时。稀土农用技术是我国独
创。１９８７年以来，全国施用稀土微肥的土地达１．３亿亩，新
增经济效益１５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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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南岳僧道[转帖]

　　　深夜啼哭是何人

　　1939年早春时节,尽管大半个中国遭到日寇的野蛮蹂躏,但五岳独秀的南岳,依然春色无限,风光如画。
　　这天,周恩来与叶剑英同警卫邱南章等风尘仆仆地来到南岳。周恩来是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和国际问题讲师的身份来的,他要给在南岳国共两党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晚,他们下榻在南岳半山腰的磨镜台宾馆。就在这天深夜,周恩来正聚精会神地撰写讲义,突然窗外传来一阵女人的啼哭声,时断时续,幽怨、凄厉、令人心颤。周恩来搁下笔,站起身来打开窗户,啼哭之声更加清晰可闻。听嗓音,还是个年青的女子。他忙叫醒警卫员,打开门,两人一同向外走去。
　　明月皎皎,青山隐隐,巍巍南岳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他们循声来到一株高大的松树下,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伏在松树上哀哀哭泣,在她的身旁几米远的石板上,盘腿坐着一个小和尚,低首合掌,喃喃轻语。
　　“姑娘,深更半夜,为何在这里痛哭?”周恩来关心地问道。小和尚闻声,立即站起来,抬眼打量一下目光炯炯、精神矍铄、气度不凡的周恩来,稽首反问道:“阿弥陀佛,敢问先生是……”
　　“我叫周恩来,住在这里的宾馆,小师父宝刹何处?这位姑娘是谁?为何这么伤心?”
　　小和尚见周恩来言词恳切,态度和善,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原来他是南岳上封寺的执事僧,法名慧能。小时候他因三天两头闹病,母亲怕他养不大,便把他抱到附近一座古庵里许下愿,替他舍了身。后来家里人口多了,又很穷,10岁那年他便被送到上封寺,当了名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的小行童。这姑娘是他的妹妹,叫云芳,昨天翻山越岭,步行了几十里,特地从家里赶来南岳告诉他一个噩耗:父亲同十来个乡邻到广东乐昌挑盐脚,途中碰上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12个挑夫活埋了11个,仅有一人因拉肚子蹲茅坑侥幸逃生。云芳寻到寺里来,是要哥哥离开佛门,投身抗日,为父亲报仇雪恨。慧能一听,悲愤交加,恨不得立即下山,手执佛刀奔赴战场,痛杀鬼子。可跟住持僧巨赞法师一说,巨赞法师坚决不允慧能犯戒杀生。云芳无奈,想起父亲惨死,哥哥出家空门,自己是个女儿身,大仇难报,伤心痛哭,要投江自尽。慧能深知妹妹的烈性,生怕她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因此连夜跟着追下山来。
　　周恩来听了,安慰说:“云芳姑娘,你这个志气很好嘛!但不要太伤心了。如今抗日是中国人的大计,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嘛。你不是才17岁吗,千万不要轻生,断送了自己的青春,今后的道路还长着呢!救国的责任,兴国的责任都落在你们青年人的肩上!”
　　云芳听了止住哭,抬头仰望着这位慈祥可亲、平易近人、句句说得在理的陌生人。
　　周恩来又说:“姑娘,你放心好了,过两天我抽空去上封寺拜会巨赞大师,把你们的事说说。我相信他会与众僧一道,组织起来,救国救难,上马杀贼的。”
　　“真的?”云芳一阵惊喜。
　　周恩来微笑着,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
　　云芳“扑通”一声跪下,说:“小女子感谢先生的大恩大德!”
　　“快起来,我们不兴磕头作揖的。”周恩来伸手把云芳拉了起来。
　　月影西斜,周恩来吩咐慧能把云芳带到尼姑庵里安顿好后,才与警卫邱南章回到宾馆。

　　去请教周先生

　　第二天,周恩来正在讲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南岳办事处主任颜友民来了。这颜友民与周恩来是老朋友了。头年的秋天,周恩来首次来南岳参加国共两党举行的抗战军事会议,颜友民是新闻采访人员。两人一接触,在抗日的一些观点上比较接近,谈得甚是投机。颜友民很钦佩周恩来的远见卓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一天下午,他同周恩来边走边谈,不觉来到水帘洞边的投龙潭。
　　“南岳真美!祖国的山河真美呵!”周恩来情不自禁地赞道。
　　“是呀!周先生,到下面去看看,这投龙潭很有趣呢!”颜友民拉着周恩来的手往下走,边走边说:“这个投龙潭,原叫湃水坑,传说唐代天宝年间,醉生梦死的李隆基,派钦差大臣千里迢迢赶来南岳祭祀,投下金龙玉简,祈求长生不老……”
　　周恩来听了,不觉哈哈大笑:“历代的皇帝都幻想长生不老,永远统治人民,但适得其反,他们都是短命的。”颜友民把周恩来带到一块高平如台的大石上,指着上面“醉眼观瀑”四个大字说:“周先生,这字的功力遒劲如虬,见字度人,一看到它,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一个烂醉的狂人,躺在这石头上观看水帘洞的瀑布,但不知这个自题‘次青仿陶’的狂人究竟是谁?我考证了好久,也考证不出来。你看,那边石头上还刻有‘冲退醉石’的题解,我也请教了不少人,谁都说不准。”
　　周恩来边听边看,最后笑笑说:“颜先生,‘次青’就是李元度的别名嘛。我们在水帘洞石壁磴上看到‘夏雪晴雷’四个字,也是他题的。你看过他的《水帘洞新建雪浪亭记》吧?他在那文章中自称是仿效陶渊明,当‘冲退居士’。这冲退居士就是成都人章察,他不愿做官,整天酗酒,高傲疏狂,朝廷几次征召,他都不去。宋神宗还算开明,没有砍他的脑袋,还赐了个‘冲退居士’、‘冲退醉石’的雅号呢。”颜友民一听,连连顿首,对周恩来的博学多才叹服不已,两人便一见如故了。
　　周恩来讲完课下来,颜友民一见到他就说:“周先生,我等你好久了。上封寺的住持巨赞和福严寺华严研究社讲师演文、暮笳他们,为了抗日的问题,要向你请教哩!”

　　原来,当时江西南昌失守,日寇已向长沙逼近,局势更加危急。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虽然出了家,但并未出国,他们也静坐不住了。以巨赞、演文、暮笳等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兵,奔赴抗日战场上直接同鬼子拚杀,而巨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下,便去找颜友民,颜也信奉佛教,是个俗家弟子,又喜欢诗词,常与巨赞作诗唱和,交往颇深。但这时听了巨赞和演文的各自所述,也拿不定主意了,便提议说:“****里的周恩来先生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讲课,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我们去请教他,好不好?”就这样,颜友民便找到游击干部训练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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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换回钱学森的四位美军飞行员[转帖]

当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王炳南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