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电子书——有原书插图）

余宋一招

河山

第三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上）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满怀革命激情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 　　由于青岛左翼朋友的帮助，再加上俞启威的姐姐俞珊的周密安排，江青顺利地躲过了警察的监视和密探的跟踪。她并不怕这些敌人，甚至想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实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但她不愿意就这样去死，她要找到党，要继续革命，“自己才十九岁，还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怎么能在这牢笼般的青岛蜗居下去呢？！”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现在终于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对未来的革命道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今后的新生活有着青年人特有的向往。初秋的海湾是那么平静，粼粼微波，给人无穷的遐想，碧海落日也让第一次坐轮船的江青心情非常好。 　　也许这次航行有意给江青上一堂严峻的生活课。轮船一驶入大海，看似平缓的海面，水面下好象万马奔腾，有千万只巨大的手把轮船托起又摔下，偌大的船好似一只玩物，被大海任意耍弄。这下可苦了晕船的江青，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性格坚强的她，这时也希望有人来照顾一下。想照顾她的人是有的，那是俞珊特意托付的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温文儒雅，但他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当江青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心中翻肠倒肚之际，这个家伙乘搀扶江青的时候，竟伸手乱摸乱揣。江青暴怒了，想不到华丽的衣冠下竟是这么肮脏的行为，她奋力推开了他：“滚开！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但本性难改，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继续进行调戏。 　　这时的江青完全没有了刚上船时的好心情。她需要承受大自然赐给她的考验，又要和人间的丑恶行为作斗争。斗争是战胜困难的唯一法宝，江青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生哲理。她咬紧牙关，努力适应，克服着揪心的晕船痛苦，决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像一座雕像稳如泰山地坐着、熬着。她的镇定，她的凛然正义，使这个心怀鬼胎的年轻人，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面对着美貌的姑娘，他并不死心。 　　听到欢呼声，江青知道已经到上海。她一路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激动得两眼噙着泪花，她毕竟太年轻、太单纯、太缺少人生阅历。她猛地站起来，奔跑向迎接她的人，一路上的委屈、苦难，真想抱着朋友痛哭出来，倾诉出来。但她是从不愿向人示弱的，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就是这样，还是把一件行李忘在了轮船的甲板上。 　　刚开始，江青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家园，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一直作为共产党中央活动的中心，是自己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崇敬向往的圣地。最初的感觉还不错，心里挺轻松的，左翼朋友们很热情，还见到了原山东省实验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 　　没多久，江青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最令人苦恼的是无法找到共产党，找到地下党组织。由于自己是在青岛的白色恐怖中只身逃出来的，没有任何联系党组织的方法，完全凭着一腔革命热情投奔上海。可是人海茫茫的十里洋场上海，何处能寻觅党的踪迹？左翼朋友们都是戏剧界的，只能告诉她，只要找到左联的田汉等人就可以找到党。可是，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刚刚迁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上海的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如田汉、阳翰生等，已成了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改头换面，他们领导的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已徒有虚名，像浮萍草一样，飘忽不定，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其次，自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置身在文艺圈的人群中，看到的是白眼，遭遇的是冷淡，一些正派男子有意疏远她，怕人说闲话，而个别表现热情的又不怀好意。一段时间过来，江青少得可怜的盘缠花尽，穷苦潦倒，陷入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 　　万般无奈，她只得再次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俞珊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进步的女性，她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十分敬佩，乐意帮助这位无依无靠的贫穷姑娘，尽管她已经知道了江青与自己的弟弟俞启威的同居是为了革命工作施放的烟幕弹，还是不辞千里劳苦，专程赶到上海。辗转搜寻，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领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仍然假戏真做，拉过十九岁的江青，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在青岛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近视镜，一付文化名人的派头。他打量了一下江青后，不紧不慢地说：“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江青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的情况。她是个有心的姑娘，为了找到党，她执着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她知道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七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不少话剧和歌剧。一心找党的江青，曾经当过戏剧学员的江青，在青岛大学攻读了文艺理论的江青，刚入党不到一年的江青，见到田汉，简直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尽管她对“密斯李”的称呼感到别扭，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充满敬意地向田汉作了自我介绍，并表达钦慕之情：“田先生，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那一年，我就参加了青岛分会，并参加很多你们组织的活动。” 　　在上海严重白色恐怖下，田汉已经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害怕，现在面对着热情的江青，感到手足无措，又不好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恐慌、制止她诉说左翼剧联的情况，只得岔开她的话题，把身旁的廖沫沙介绍：“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写稿件，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沅是同学，你们可以来往。” 　　聪明的江青已经看出了田汉的冷淡，他害怕谈革命，不愿接触左翼活动，他把自己当成外人。从一定意义上说，田汉是出于谨慎，其实表现了田汉缺乏地下党负责人对革命青年应有的责任心，他只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打转转，他不愿从革命需要的角度去吸纳江青这个热情奔放的有志青年。 　　俞珊提出让田汉安置江青住下，田汉勉强地说：“既然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着到我家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委曲求全，在江青短短的人生道路上已不是一次，为了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了参加革命工作，她辞别了俞珊，随田汉的弟弟田沅来到田家。田汉的母亲是富家老太太，一见江青是个乡下姑娘，怎么会让她和自己住在一个屋里呢，所以非常冷淡地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一起。 　　江青不计较这些，先住下，向地下党汇报自己的情况才是最重要的。她三番五次地向田汉讲述自己在青岛参加革命的经过，恳切提出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本来田汉他们只要通过左翼联盟的关系，会验证江青的述说是真实的，能够尽快恢复她的党员身份。但由于当时田汉他们执行王明的关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敢也不愿做这些工作。他们只看重俞珊的私人关系，只想利用江青的年轻、美貌，所以才让周扬、阳翰笙也和江青见了面。 　　江青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在田汉、廖沫沙和周扬、阳翰生他们眼里，并不欣赏江青的革命激情，只看到她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一张漂亮美丽的脸蛋。特别是那双眼睛与众不同，好象在深深地望着人，又象在温柔地谴责什么，使他们又喜欢又害怕。当江青如泣如诉、婉转悠扬地唱了一段京剧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赞叹不已，并拿定了主意：可以利用她的艺术才华。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干吧，” 　　“我很感谢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江青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做演员会后悔的。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由于江青执意不按田汉的安排去做，田汉他们对江青的工作就冷淡起来。 　　而江青在田汉家住得度日如年。焦虑于参加革命，已使她心乱如麻，再加上田汉的弟弟田沅的骚扰，更叫她寝食难安。田沅是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靠着田汉的关系，混迹于革命队伍，进进出出于演艺界。从见到江青第一眼，他就开始打鬼主意。他自认为家庭条件优越，能穿考究的衣着，表现得风流潇洒，一定会吸引女孩子。他自我吹嘘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并以此为自豪。他确实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独具慧眼。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青，色迷迷地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和一切都奉献给你！” 　　田沅的无耻纠缠，江青气愤极了，她第一次领教了十里洋场上海流氓的丑恶嘴脸。她几次向田汉诉说他弟弟的不轨行迹，田汉总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为田汉在纵容自己的弟弟，让田沅有权干预江青生活的各方面，汇报江青的情况。 　　江青看到田汉的秘书廖沫沙表面上还比较正经，于是求他给予帮助，离开田家，摆脱田沅的纠缠。她对他说：“我对田沅的行为恨极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女性，实在不愿看他们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义地说：“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江青情急之下没听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随后搬到廖家。 　　当时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住了几天，廖沫沙还算规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来了，见家中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闹，弄得江青十分尴尬，不得不帮着廖沫沙解释：“我们是革命同志，纯属事业上的需要，我们的交往绝对不杂加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别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临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 　　江青的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的，地点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叫晨更工学团，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从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脚地点，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这份工作，江青是满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劳苦大众，做基础工作”的心愿。 　　晨更工学团是个松散的教育团体，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后来又搬到一座资本家废弃的花园，一切都非常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拮据。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但这里聚集着一些热血青年，上海地下党负责工人运动的同志十分看重这处革命阵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对于贫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学团能接触劳动人民，能了解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能洒下革命的火种，为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积聚力量。她通过识字、读书、唱歌，向店员们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启发大家的觉悟。她还参加编写文艺节目，反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她带领学员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街头剧，在附近的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勇敢地去贴标语撒传单，参加和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示威、抗议活动。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优良的素质。她生性活泼、乐观，从不被困难所吓倒。当时三个女教员挤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地铺上睡觉，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有个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这份苦，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江青却处处吃苦在前，时时为工学团的工作着想，能节省的就节省。例如，谁要进城（工学团离上海市区较远），就向负责人讨几角钱的车费，可是江青却从来没要过一次车费，几乎不进城，更没有逛过外滩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涂脂抹粉，一头短发，俊秀中透着精干利索，一身蓝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国共产党受王明路线影响严重的时期，江青作为热血青年、女共产党员，还无法识别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参加了城市斗争中的一些左倾冒险活动，如飞行集会、不必要的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 　　江青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还教女工们学文化、唱歌，同时兼任浦东女工技校的课，整天处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这是江青在上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刚满二十岁的她，长得漂亮，对人热情，工作积极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把自己学到的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常深入到工厂车间、工人宿舍中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与女工们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识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很快，她赢得了工人同志，特别是女工们的信赖和尊敬，说她是一位好老师，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得婉转优美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表现了她对社会对人生较强的洞察力，也说明这时的江青已具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马列主义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当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突然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江青正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喜出望外。于是两人走到僻静处攀谈起来。 　　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和江青曾一起参加活动，江青从青岛来上海，他也参加送行。一晃一年多，真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江青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处处保持戒备。她回去之后立即向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认为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组织的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江青与乐若第二次见面了。由于彼此通过地下党组织互相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愉快随便多了。临别，乐若说江青不引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说：“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江青接信后首先跑到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那里说明情况，那位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了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江青一刻也没敢延误，马上把信送到。 　　几天后的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现在是上海中山公园）见面，并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这时，险情发生了。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这个交通员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叫江青快跑。由于江青路径不熟，很快被特务们截住，抓住她的衣服，而乐若却逃脱了。江青大声喊：“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一个特务给了江青一巴掌，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 　　江青忍住疼痛，仍然拼死挣扎，并大声说：“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江青继续挣扎着、反抗着，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往警察局去。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黑了，江青装作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乐若交给的秘密表格放进嘴里，随后咽到肚子里。 　　到了上海市警察局，特务们一汇报，知道要抓的乐若跑了，只抓了个女的，也不知道她的政治情况。特务头子一听，大发雷霆，让把江青关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江青已完全冷静。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特务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教会学校的老师。同时她托同在一个看守所房间的一位熟人（她教的一位女工人学员）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也是学校负责人）捎信，说明情况，因为这位熟人马上要无罪释放了。 　　江青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受尽折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进警察局容易出来难，不死也得让人掉层皮。吃猪狗食，受精神蹂躏，不是打就是骂，牢房又黑又暗又潮湿，空气污浊，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由于没查出江青的什么罪证，再加上地下党组织托“左翼教联”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来。 　　出狱时的江青已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徐明清带她到乡下去治病、疗养，因为徐的老家就是浙江农村。 　　徐明清是早期共产党高级干部王观澜的爱人，一直在上海以办教育为名进行地下工作，在晨更工学团就和江青在一起，到了浦东女子技校是同事，一直相处很好。这次徐明清顺便回家看望父母，就和江青坐车来到了山清水秀的故乡。 　　在乡下，经过中西医的诊断，认为江青是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幸亏发现得早，治疗及时，很快就控制了病情，一步步好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红，人也变胖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不愿在徐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烦，决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 　　于是，江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探望了济南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迈向她革命生涯的下一个里程。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江青从一个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变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经历了十里洋场上不少的人和事，接触了上海的下层社会，熟悉了大都市的工人阶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从热血青年学生成长为沉着干练的职业革命工作者。她将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勇士姿态迎接今后生活道路上的挑战。

河山

第四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下）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丧失殆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虽然在一月份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红军完蛋了！”“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文化战线上的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亲自下令由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实施“邮电检查纪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他们派出大量特务暗杀进步人士，捣毁进步团体，查封革命文化机构，任意审查、删改书报杂志，勒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进步书籍，各电影院、剧院不准上演革命戏剧和电影。正如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在这黑暗中，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它的党员们隐蔽起来，以灰色或黄色面目出现，积聚力量，进行合法斗争。当江青所属的党组织研究她的安置时，有人提出江青有很好的戏剧根基，思想觉悟又高，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可以进入戏剧、电影界当演员，联络、团结影戏界的进步力量，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决定让人通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江青安排到协会去。一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张善琨是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徒弟，是手头阔绰的投机商人，所以能到业余剧人协会去会有很强的保护色；二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夫，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以演员身份回上海，改名为蓝苹，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说实在的，这时的江青并不愿再去演戏。因为她有着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当学生演员的痛苦经历，又亲眼目睹了上海文艺界的所谓名人、党的领导者周扬、田汉、阳翰笙、廖沫沙等人的嘴脸，不愿意再步入演艺圈，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她十分愿意再去做工人运动，和勤劳的工农大众在一起，那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但她明白当时形势的残酷，自己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又上了上海反动警察局的黑名单，根本无法再回到她熟悉的、热爱的工人姐妹中去，那里时时张着黑网，遍地都是特务走狗，正等着革命者上钩。何况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安排。 　　江青到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赶上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的演出工作。经过老师同学的介绍，编剧导演的测试，决定让她主演该剧。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反映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妇女解放的话剧，江青主演的娜拉是一位反抗家庭压迫，向往自由人生的叛逆女性。 　　江青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革命者。她不干则已，干则干好。既然答应党组织做演员，这又是接手的第一出戏，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演之中。她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时睡到半夜醒来，也马上摸出枕头下的易卜生的原著，用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着每一句话。为此，她多次失眠。 　　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江青多次阅读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认识到娜拉现象是个社会问题，演好娜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继续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而鲁迅先生则指出应该“经济自由”，“掌握经济权”，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想达此目的，必须有“韧的战斗”，要用革命的鞭子“猛抽社会”。江青边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边思考《娜拉》剧本，她感到自己就是在进行“韧的战斗”，用自己塑造的娜拉形象来鞭笞全世界玩弄妇女的丑恶现象；用娜拉的苦闷与无奈以及最后的没出路来召唤人们觉醒，砸烂身上的锁链，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娜拉这个贵族妇女的呐喊和无畏，来激励革命低潮时人们的斗志。 　　这样反复阅读剧本，江青感到自己与娜拉有许多相通的。她认为，我们应该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定不移的地位，而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人的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为男人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主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所以，演好娜拉就是为妇女解放做出榜样，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江青有这样高水平的认识，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刻苦认真的演出态度，并能虚心听取各方面正确意见，一心一意为观众着想，所以《娜拉》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据说鲁迅先生也曾前去观看。

　　当演员，演《娜拉》，江青都是当作革命工作来完成，都是为了实践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把这出话剧的演出作为一次赚钱的买卖来经营，来炒作，这样就把主演江青当成商业广告来大肆宣传；其次，当时上海的报刊杂志都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是文艺的主题，他们对女演员的报道是容貌妖艳、性感迷人，欣赏的是脸蛋漂亮、行为浪漫。所以这些刊物、报纸、电影画报对江青肆意进行歪曲丑化，以达到他们的要求；同时娜拉是个资产阶级的贵妇人，其装梳、行为、言语都带有北欧资产阶级色彩，这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观众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响，更何况当时的国情，话剧、女演员最是飞短流长的热点和焦点，这一切对江青的形象都十分不利。

　　由此可知，二十一岁的革命者江青将面临着陷阱，必须走荆棘丛生的路。 　　如果光是阶级敌人的明枪明箭，江青会一笑置之，革命么，“忍辱负重”四字应该是座右铭。可恼的是“战友”，甚至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也把他们的自私，无耻压榨在她的身上。 　　鲁迅先生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演过《娜拉》之后，江青也面临着鲁迅遇到的问题。 　　周扬，这个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他早就留意上了江青。对她的身世、性格、爱好、政治态度及周围环境，作了仔细的跟踪和了解。不要认为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因为江青在所属的党组织中表现得非常优秀，如果周扬需要什么情况，大可通过基层党组织来完成。他留意的是她的身材和美貌，几乎同时，田汉、张庚这些人也请求他帮他们的忙，以便尽快把这个女人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

　　按照传统的观点，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鼻子稍翘——嘴唇稍厚，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笑起来挺迷人的，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从不搽一点粉，又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清纯俏丽，虽然成了名演员，在舞台下，还象一个乡下姑娘一样纯洁和质朴。也许正是这些，使得周扬、田汉、张庚、廖沫沙及田汉的弟弟田沅等人，这些混入革命队伍的纨绔子弟，这些玩弄女性的高手，心猿意马，魂不守舍。 　　江青不屑于理睬这些所谓领导者轻浮的目光，依然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坚强。在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当电影演员之后，她没有忘记党交给的任务，积极接近进步人士，努力争取革命力量。有一个影评作家马骥良，笔名唐纳，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仍然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实属难得。演员和影评作家经常有接触，江青也有意做马骥良的思想工作。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一个长得很“帅”而且多才多艺的影评作家，就成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话题。 　　首先，周扬告诉江青：“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摇摇头：“我看不出来。” 　　其实，当时江青对周扬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也没想到他和自己的谈话有什么深意。周扬是笔名，周起应才是真名。他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修剪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间，江青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三篇文章，阐述他的文学统一战线的主张。周扬明确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文学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心的主题。”

　　这个时期江青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总认为鲁迅先生说的有道理，“国防文学”只能是当前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具体口号，国防的主题也只能是诸多文学主题之一，而决不是什么“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 。周扬这样写这样讲显得十分霸道，联系他对马骥良（唐纳）的态度，都反映了周扬他们“唯我为马头是瞻”的文痞和学阀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从此，江青对周扬他们就更加反感了。 　　以后的事实，更加重了江青的这种认识。

　　周扬为了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特意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并大肆吹捧这个剧作写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其实，赛金花只不过是一个妓女，在卖身帝国主义侵略者、倍受痛苦折磨之后有所悔恨而已，她算得上什么民族英雄？周扬看中剧本《赛金花》，一是它紧扣国防文学所需要的主题，二是作者夏衍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三是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欣赏口味。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的多！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周扬滔滔不绝的讲话，本来这是一个普通党员听上海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形势报告，应该是肃然起敬，恭耳细听的，但她总是做不到。除了对王明的什么言论她没看见过，对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多少有所了解，对“左联”的解散，她看过鲁迅先生的评价：“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所以自动解散是必要的。而“文艺家协会”，她知道，鲁迅先生没有参加，据说因为见解不同，不愿把自己让人当招牌使用，并且说过这样的话：“搞‘文艺家协会’不过是一些人为了出点名，洗洗澡而已。”并劝一些文学青年还是参加的好，否则会被逼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由于分散了精力，江青没有听清“指导的英雄们”是如何引出《赛金花》的，只听到了夏衍的声音：“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因为是主演，而不是什么“文艺家协会”。自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演艺界，已经一年多，她自问是积极认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凭自己的实力，演赛金花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是自己这个演员的本职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话，立刻引起她的警觉：“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作为一个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很清楚，自从和夏衍相识以来，他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地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次让她主演他创作的《赛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后，她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演角色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十个导演九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些话也传到他们耳朵里。从此，江青惹恼了他们，埋下了祸根。最后，他们终于让王莹主演了《赛金花》，而同时在演出这剧目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散布： 　　“蓝苹（江青）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 　　“蓝小姐（江青）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导演张庚甚至拍着马骥良（唐纳）的肩膀说：“象蓝苹那样的女人，你能养活得了吗？她为了名利，什么都可以不顾，你趁早还是把她一脚踢开，离她远远的为好，免得将来受她的害，她接近你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一段，江青在剧团或公司，都有几个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地骂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住的周围逛来逛去。 　　他们不光言而且行，与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政客勾结在一起，编造她的花边新闻，败坏她的名声。 　　同时，江青也目睹了他们更多的下流行为。有一次她亲眼看到，在剧团演出期间，又招来一位还没满十三岁的小女孩，虽然瘦的皮包骨头，但长得很清秀。她小名瘦雀儿，正好是那个著名导演下饭的菜，他总是盯着她。小姑娘先是反抗，却招来毒打，而有些人麻木地看着小姑娘被导演揪到后屋里，接着便传出她的一声声惨叫…… 　　江青气愤地说：“这个畜兽不如的家伙！”而旁人却视而不见地各人忙各人的事了，没有一个答理她。她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太麻木了，太自私了，太难以改变了。 　　一次， 江青刚换下了戏装，准备从那座又脏又冷的舞台上撤退，又遇到了夏衍的纠缠,“我得去见我的经纪人“，她找了个借口。 　　“我们很快就见面吗？”夏衍追上来问。 　　“那可不一定，不过我总是在这附近。” 　　她急匆匆地走在马路上，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车里有个人向她招手，她一愣，呵，原来是在青岛的地下党组织的熟人，运气真好！转眼间，她灵巧地挤进了小车，而他闪电般地将车开动了。 　　“我看到一个女子慌里慌张地赶路，就注意了一下，没想到是你。”老熟人热情地说。 　　“我被坏蛋纠缠。上海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知道当前的形势吗？” 　　“不大清楚。不过，听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延安。”江青神往地说，“我早已厌倦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多么想奔赴延安啊！如果有可能，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我想拿起枪杆子，当一名红军战士！” 　　“谈何容易！”那人脱口而出，不过马上作了纠正。“只要有信心和决心，这个目的也不难实现。” 　　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临分手时，他给了她一张传单，是用粉红色的纸张印刷的，并说：“这对你认识当前形势很有帮助，党内也很快进行传达和布置。” 　　她回到家中展开传单一看，十分惊喜，这是党中央的声音：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抗日红军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北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连蒋介石阎锡山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 ，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关于墙外御其？”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为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再杂货能够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江青激动地反复看了三遍，心里一阵砰砰乱跳后，终于平静下来。这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义正词严，有理有利有节，每个党员都会为自己的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骄傲而自豪！据说通电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即使地下党内部，也很少能看到毛泽东的文章，但是他的传奇故事听到不少，所以她早已从好多渠道熟悉了“毛泽东”三个字，对他充满了神奇的联想，她用自己熟悉的面孔去想象毛泽东其人。从这篇通电的字里行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老练、自若、大度的政治家的形象，仅从他气壮山河，稳操胜券的字句里，她就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之情。“这才是我们党的领袖，有了这样的领袖，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她兴奋地一边又一边地叨念着，彻夜难眠。同时，她想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上海的夏天又热且长，江青坐在她租用的那张竹编的床上，眼泪一直在她那漂亮的脸腮上淌。她在这里，可以说没有一个知己，一贫如洗，自己的同志或者说她认为本应是一个战壕的人，除了对她的肉体或艺术还有兴趣外，他们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真正的心情。 　　她道别了那位街头相遇的熟人后，一连几天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房东的“朋友们“又来了，刺耳的音乐声飘上楼来。一会儿又传来了牌九声，吵闹声，嬉笑声，还有各种数钞票的争执声。而她，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用她自己的心声给毛泽东写一封诚挚感人的信，诉说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苦闷，希望，要求……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还是死一样的沉寂，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使反动政客、亲日分子格外嚣张；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中共地下党，表现的领导无力，东摇西摆，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继续对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进行刁难和围攻；倒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异常活跃，赞成共产党中央的主张，屡屡发起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下党员的江青更加苦恼，对自己来自演员生活的麻烦也更加愤慨。 　　江青在文艺圈遇到的麻烦，和鲁迅在整个文艺界遇到的麻烦是大同小异的。鲁迅先生也曾被窃居文艺界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骂为“汉奸文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是“理想的奴才”，是“助长恶劣倾向”的元凶，是“封建余孽”，要对他“实际解决”之。江青是和鲁迅先生心灵相通的，可惜她这个弱女子无法“投一光辉，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而只能对“上海的痞子的无耻讹诈”采取不理的态度，把万分痛苦埋在心底。 　　在上海将近四年的生活中，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江青一直把鲁迅先生当成自己的导师。她如饥似渴的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这正逢鲁迅先生发表的杂文最深刻、最锋利、最泼辣、最幽默的鼎盛时期。可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巨星陨落，五十六岁的伟人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江青悲声痛哭起来，随后，十月二十五日，她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鲁迅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又在《绸缪》月刊上刊出她的《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江青含着热泪，怀者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深仇大恨，真实地写出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一个挨着一个，静默的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思念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象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从此，江青开始沉默了，人也变得憔悴。 　　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自己不愿再当演员，要求离开上海的心情。 　　这时，西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双十二”事变，随后逼蒋抗日成功，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新四军，南京、西安等地相继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江青断断续续听到这些消息，有的是从党内同志那里，有的是从同事的口中，这就更加坚定了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的决心。她无心再干她的演员工作，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负责人反映自己的苦恼，反映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的郁闷狂躁”，并且写了不少文章，投给报刊杂志，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妇女，对演艺界的种种看法。 　　地下党组织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认为“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意了她的要求，并立即着手进行联系。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份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江青的演员生活虽然给她带了不少麻烦，产生了种种苦恼，曾写过《人言可畏》，谈到对演艺界女性不公正的诽谤和歧视女性的文人的攻击。但这一切对她革命性的磨炼却起了重要作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在十里洋场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演艺界单枪匹马地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遭受了那么多落难却坚强的挺着，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顽强地生活下来，最后排除万难投奔延安，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了不起的奇才”，“一个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坚强的女革命家”，“一个不屈不挠的从高压下冲撞出来的无产阶级勇士”，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试想，那些身居高位，如周扬，田汉，夏衍，廖沫沙等人这段时间又干了些什么？除高喊口号，排除异己，攻击鲁迅，生活上男盗女娼，又为革命做了多少好事？又试想，当时又有多少女演员冒着危险去演那些进步的、有一定革命性的话剧和电影？而江青每次都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不怕流言蜚语。在那“人言可畏”“谣言杀人”的时代，阮玲玉以自杀抗争，王莹以堕落同流合污，而江青却出污泥而不染，敢爱敢恨，坚定地走自己革命的路，如果没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觉悟，能做到这一点吗？将近两年的时间，江青主演和参加演出了十几部话剧和电影，塑造了各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公开发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认识是《我们的生活》。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情绪激昂，观点独到，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一曙光。文章中她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成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生活”的陈腐观点，宣扬演员应该是创造者，要把自己训练和培养成象钢条一样坚不可折，她坚持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象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奇才”？江青面对的是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心不动、气不馁，连眼皮也不翻，心静如水，依然保持着清贫的生活。台上扮演贵夫人，台下是清纯秀丽的朴实的乡下姑娘打扮，穿着兰色或白色旗袍，脚上是一双帆布鞋，有时连袜子也不穿，头上依旧短发，额上一束“留海”，从不施粉画眉抹口红。这样的形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在蜚声影剧界的女明星中，有几个能得做到？江青演出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她几乎读遍所能见到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这给她“韧的战斗”增添了精神力量。她很少去舞厅，连电影院也舍不得花钱进去欣赏和享受，她把仅有的收入除支付生活费用外，大部分寄给她的母亲和姐姐，因为这时姐夫去世，姐姐母子和母亲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 。有时江青生病了，连想吃点水果都没钱买；甚至出现饥一顿饱一顿、把吃晚饭的钱都节省下来。住最便宜的亭子间　屋内只有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随身所有，只有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江青所度过的演员生活！这还不够“伟大”和“坚强”吗？须知，江青之所以操守自检，节俭自律，自强不息，完全因为有革命的理想，完全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形象。若不然，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红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个阔老享受终生，也可以找个如意郎君厮守一辈子。她为什么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因为她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她是马列主义革命家！她要革命，要斗争,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又因为她是个女人，她的宏图伟念受到世俗的非议，受到小人的诬谤,受到敌人的攻击和咒骂！

河山

第五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岁的江青，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寻找革命的归宿。 　　她牢记从上海临行前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交代，到达西安后，先去找徐明清，徐明清的地址是西安北大街幼稚园。 　　江青一路上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她憧憬着革命圣地延安，考虑着到西安是否顺利。她在西安火车站下了车，马上叫了辆黄包车直奔北大街。西安是座古都，笔直的大街很宽，带庭院的房子显得很矮，车马走过，尘土飞扬。由于战乱，街上到处是兵，市面萧条，只有那些巍峨庄严的唐式建筑随处可见。江青无心欣赏这些古文化，只希望黄包车快点把自己送到目的地。 　　她很顺利地找到了徐明清，因为她的公开身份是这所陕西省立幼稚园的主任。 　　徐明清一九三五年四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在上海关押三个月后被解往杭州反省院，由于写了自首书，又经人保释，关押一年多被放了出来。她对党组织隐瞒了自首情节，重新被安排工作，当时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见到徐明清，并不知道她被捕的情况，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她毫不保留地谈了分手两年多的经历。徐明清已接到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来信，知道了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去延安的心情。 　　两个女朋友、女同志、女党员住在一起——幼稚园宿舍，无话不谈，过得很融洽。但徐明清没有吐露她在杭州反省院自首的事，这是她的隐秘，是她的一块心病。当江青回忆起自己被关进上海看守所一个月的时候，心无芥蒂，畅所欲言，而徐明清却脸色灰暗，心事重重，只不过江青把徐当成最亲近的革命同志而没有觉察到，况且她只是因嫌疑被关押随后释放，而徐明清是因为叛徒证明为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地下党的负责人）被正式逮捕的，必须进行反省、自首然后才能出狱。两者的处境有很大的不同。 　　江青急于去革命圣地延安。徐明清把她的情况向西安八路军事办事处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于是，她带着江青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博古就是秦邦宪，是位知识丰富热情洋溢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犯了左倾错误，又认识比较好，被党中央、毛主席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 　　通过几次交谈，博古认为江青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充满共产主义理想，才华横溢的好同志，又有上海地下党的介绍，所以非常同意她去延安，并让她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当时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虽然只有半年多，但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延安成了革命的中心，抗日爱国的策源地。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还是冲破重重难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当然，党中央是十分欢迎他们去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设置了一道道障碍进行阻挠和破坏。所以到延安去谈何容易！没有革命热情和毅力不行，没有正确渠道也通不过那一个个鬼门关！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担当去延安“朝圣者”的交通转运站。但一次不能去太多，否则特务们就要干涉捣乱。所以只能瞅准机会，一批批地走出西安，穿过国民党占领区，到达共产党管辖的延安地区。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等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她填了登记表。考虑到“李云鹤”是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就要进入革命圣地，这是一个革命者梦寐以求的归宿，总得有个崭新的、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才能代表自己憧憬幸福的好心情。她有扎实的古诗文根底，马上想到了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你想，听完了优美的曲子，却看不见弹曲的人，抬头望去，只有映入湘江水中几座清晰可辨的山峰。这是多么悠远奇妙的意境！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也在追求这种意境么！她决定改名“江青”。 　　在招待所里，她结识了不少革命同志和办事处的领导人，象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等，以及一起等待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她们相处得很好。江青认为都是革命同志，坦城相待，整天笑嘻嘻的，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她脱掉已经半旧的蓝旗袍，穿上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了两条辫子，辫梢上还系了不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 　　一九三七年八月江青与其他去延安的同志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出西安北行。半道上遇大雨无法前进，耽误了好几天，天放晴，路上泥泞太多，车无法开，只得改乘马匹。对于从未骑过马的江青，十分勉强地坐在马背上，非常艰难地走了两天，才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洛川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地名，因为在这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有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指导了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日战争。 　　江青她们到达洛川那天，正赶上会议结束，与会者热烈地欢迎她（他）们的到来，革命根据地非常需要知识分子，非常需要革命的新生力量。 　　江青非常激动地和欢迎她们的领导同志握了手，幸福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但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毛主席。直到第二天坐车向延安进发的时候，才有人指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迈着稳健步伐，在众人尊敬的目光下走向汽车的中年人，说：“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江青就知道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听到不少毛泽东的传奇故事，就明白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身上。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位伟人，虽然只是远远地、匆忙地，但也够幸运的了！那一天，晴空万里，一轮红日普照大地，灿烂的阳光，黄绿斑驳的庄稼，显得十分辉煌，再加上这一车队的中国革命精英，江青置身其中，是陶醉？是激动？是幸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已进入忘我的境界！心中充满了激情，四肢洋溢着活力，大脑中只存留一个念头：我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汽车轰隆隆地在陕北黄土大道上奔跑着，下午到达延安。 　　巍巍的宝塔，弯弯曲曲的延河，夕阳的余晖照在清冽的河水上泛起万道霞光，迎面而来的有些破旧的城墙，延安城南门上“安澜”两个大字，都令江青十分亲切，都引起她一次又一次的激动。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二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食宿，在住宿登记表上，她自豪地写上：中共党员江青。从此她可以再也不要掩饰自己的政治面貌，堂堂正正地去做革命工作，象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与青岛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上海白色恐怖下的苦斗，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安排江青的工作，延安党组织进行了慎重的考虑。 　　首先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这是例行手续。入党介绍人之一俞启威已改名黄敬，成了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干部，这是很容易解决的，至于在上海的表现，有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的介绍，也是一清二楚的。其次是安排她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适应陕北的生活，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 　　对于过艰苦的生活、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江青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她本来就出身于中国最贫苦的下层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受的艰苦曲折，入党仍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使她很快变成了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或黑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的一员。她喜欢上小米粥，很愉快地在有些浑浊的河水中洗衣服，她习惯了住低矮昏暗，但却凉爽的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她学会了烧土炕，做农家饭菜，她高兴地出门就包上头巾，以抵御西北风吹起的沙土。她早就厌恶了上海灯红酒绿的演员生活，不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一天也呆不下去，她感到这里才是自己的家。 　　这期间，江青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了刚发下来的小册子《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是她第二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第一次是在上海偷偷看了《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那时的兴奋，现在想起来还心跳不止。而这一次，是在革命圣地，是在安静祥和的延安窑洞里。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主席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高度赞扬了全国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妥协退让，对人民群众的压制和镇压。江青边读边回想从一九三六年自己所见所闻所参加所经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她看到毛主席写的十大纲领，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深切庆幸自己毅然决然的这个时候来到延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中，为十大纲领的实施贡献力量。文章的最后部分说：“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多么明确啊，而上海的地下党是如何执行的呢？江青心中的疑窦找到了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江青想，全国只要有一点良知的人，在毛主席的召唤下，都不会无动于衷的，何况自己是个热血青年，是个坚定不移的马列主义的信徒！ 　　她坐不住了，从农村调查回来，几次向领导要求分配最艰苦的工作。 　　党组织对江青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中共中央组织部付部长李富春作出决定，让江青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中共中央党校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利用了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党校学员一律是中共党员，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江青搬进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她党校学习的生活，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十个女生之一。 　　党校的物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江青，这里已经是天堂，更何况这里的精神生活、娱乐活动都很丰富。她贪婪地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刻苦自觉地接受军事战术训练，积极踊跃地参加文娱活动，她的戏剧演出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最难忘的是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党校通知大家，下午两点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很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置，为了听得清记得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国各地的都有，方言很重，又没有扩音设备，不用心听容易听不懂。江青是个上进心很强的学员，惟恐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好在她的手头快、文字功夫好，很多课，许多报告，都能整理出比较完整的记录稿。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是哪位中央领导人，报告一定很重要，一定要听好。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整，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原来讲台上出现了毛主席，他亲切向大家招手，这时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有的甚至流出激动的泪水。 　　这是江青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伟岸的身躯就在自己跟前，离得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他的棉军装打着补丁，没扎裹腿，脚穿黑布鞋。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智慧的眼睛，向人们投来慈祥的目光，时而挥动拍掌的大手那么硕大有力。江青真是太激动了！她拼命地鼓掌，含着泪花招手，直到毛主席开始了演讲，她的心还不能平静下来。她抑制住兴奋，全神贯注地听报告。 　　毛主席讲的是哲学问题。江青虽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听李达讲过《资本论》，对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是一点不懂。所以听得很费劲，记得很费力。好在毛主席讲得浅显易懂，有时还插入引人发笑的例子，使人听得很入神。江青拿着削好的铅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她时而认真听、时而以手支颚在思考毛主席讲这句话的含义，当她想通了会高兴地快速地写在本子上。 　　两个多钟头的报告结束了，江青感到又紧张又疲劳，她的精力太集中了。 　　听完报告，江青怎么也轻松不起来。过去她以为已经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诸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问题，私有制理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以及当前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方针政策。但这些大部分是书本上的，如何结合实践，在实践中怎样应用，这些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才能解决。现在她感到自己简直象个小学生，肤浅得很，简单得很，贫弱得很。回到宿舍，她顾不得休息，就向别人借阅了毛主席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小册子，找个僻静地方独自学了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总算入了门，但还有不少疑问，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还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成为真理呢？社会实践又包括哪些方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过程经过几次才能完成真理的认识呢？在实践中如何区分矛盾的主次？怎样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在学员讨论中，尽管有人夸夸其谈，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问党校的教员，他们只会回答抽象的理论，使你不得要领。 　　江青是个执着的女子，她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韧劲，她决心不怕别人的闲话，写信向毛主席请教。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处。 　　毛主席平易近人，态度温和，悠闲地点着一颗烟，让江青坐在自己的对面，开门见山地说：“你提得问题很深刻，说明你学习得很认真，这是其他同志没有提到的问题，我很高兴和你一块探讨。”为了使江青能放心的畅所欲言地交谈，毛主席随后问了她老家在什么地方，家中还有什么人。 　　江青虽然鼓着勇气来见毛主席，当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党的领袖的时候，还是不由得十分紧张，毕竟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年龄才有二十三岁，在主席面前是个无知的小学生，是主席的和蔼亲切随和使她放松起来。她愉快地、清晰地满怀感情地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并恭恭敬敬地聆听了毛主席对她提问的解答。时间过得真快，秘书说毛主席去开会，她才恋恋不舍地向主席告别。毛主席热情地把她送到门口握手“再见”，并希望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延安时期的干群关系就是这么融洽、亲切而自然。 　　这次见面和交谈给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主席是首任院长，中共中央党校派出一些党员干部加强“鲁艺”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于是，江青四月中旬在党校结业后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教务处工作，并兼任戏剧课的指导员和教师。 　　在“鲁艺”，江青又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她不光戏剧课教得好，思想工作也相当出色，并亲自参加排练和演出。最有名的是饰演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女主角和演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这两次演出，毛主席都观看了，并上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通过这些接触，毛主席认为江青不仅是刚烈倔强的女子，而且政治水平挺高，认识问题有独到之处，对共产主义信仰是那么执着坚定，真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不知不觉有点喜欢她了。 　　毛泽东同志一生对异性是坦诚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接纳方方面面的人。真正触及个人感情时，他总是把革命理想放在第一位，以共同的政治认识为前提。他年轻时的恋爱，之所以选择杨开慧，就是看中她的激进的革命思想，对自己理想的认同和坚决支持，因为当时追求他的女性不少，其中不乏比杨开慧漂亮、家庭地位高的。对于贺子珍，更是看重她的革命性，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环境，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干部，实属难得。然而，贺子珍的出身，影响了她的世界观的改造；对马列主义的肤浅认识，使她已不能成为与毛泽东并肩前进的战友。在长征中受不住外部条件牵制，竟发展到对毛泽东不忠诚，和别人搞在一起，对此，毛泽东都原谅她，因为他重感情，认为自己的妻子可以犯错误，也应允许她改正错误。但是贺子珍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到达陕北后不停地和毛泽东闹，她是个不愿服从别人而一心想让自己的丈夫无原则迁就自己的女人，这也是一般好强女人的通病，最后发展到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并且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不辞而别，从延安跑到西安，和张国涛的老婆杨子烈打得火热，一起诉说毛泽东的坏话。 　　贺子珍走后，毛泽东不顾工作的繁忙，托人带口信给她，希望她返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然而，贺子珍固执自见，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都是错误的，她要到苏联去寻找真理（当然是以看病为借口），不顾一切地从西安到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朋友，毛泽东曾托他劝回贺子珍，但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坐汽车到达新疆迪化，然后从迪化坐飞机去了苏联。到苏联后，一九三八年一月，贺子珍又一次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这一次毛泽东同意了，并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 　　和贺子珍离婚已经几个月了，毛泽东正在考虑新的革命伴侣。那些花瓶式的洋学生，是一些老革命追逐的对象，而他只和她们礼貌地应酬。现在的环境是相对稳定了，1938年的延安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革命圣地，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成了那些攀高枝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女性谈婚论嫁的热点。杨开慧的早逝，贺子珍的背叛，使毛泽东在择偶上相当慎重。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自己的宏图伟愿，没有最知己最亲密的战友不行，而妻子是自己的左右手、内当家，更必须和自己志同道合，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世界”。 　　他对江青进行了默默的考察。 　　她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鼻子挺秀，鹅蛋型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枝苗条，笑声动听，表情迷人。 　　她从不嫌延安生活条件艰苦，更不怕斗争形势严峻。不少人来延安后经受不住考验又跑了，但她很乐观、积极、上进地坚持下来。从几次交谈接触，可以看出她学得很认真，能结合实际，能触及自己的思想，许多看法显示出较高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她的字写得好，特别透露出良好的楷书功力。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才气，展示了较深的文学造诣。 　　她出身很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最低层饱受穷苦欺凌的女子，是从重重重压下走出来的叛逆者，是为了追求光明，追求解放19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虽然她的内心世界还要进一步了解，但她已有了极好的根基。她没有女学生的娇气，也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女革命者的霸气，她显得深刻、执着、认真，不亢不卑，有极强的可塑性。 　　她已经进入他的视野，走进他的心房，结局如何还要看发展。 　　此时的江青朦胧中感受到爱神降临，她有些恐慌，有点不敢妄想，但更多的是无比的喜悦和幸福。和伟人谈恋爱，与传奇式的革命领袖结为伴侣，可能吗？可行吗？自己配吗？但江青很快把烦乱的心绪理清，她仍要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除非毛主席理解她，帮助她，教导她，接纳她，否则她不会为了私利去高攀领袖的地位。她在宝塔山下找到了革命的归宿，已感到异常幸运，那么，婚姻的归宿也会圆满吗？她无法肯定。

河山

第六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二）

与伟人谈恋爱，特别是江青和毛泽东，既无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无情话绵绵的鸿雁传书。他们没有同辈人陈毅追张茜的浪漫佳话，也没有先哲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婉拒、热恋的曲折动人，更没有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冲破“围剿”，“酿造”那么多“两地书”。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恋爱，一种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形式。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迸发出爱情的火花，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作为江青，是由崇敬、热爱而发展到向往结成终生伴侣，生死相随，永做领袖引导前进的马前卒；而毛主席呢？作为政治家，首先应考虑政治，考虑他呕心沥血的革命事业，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例外。在世俗眼里，政治家的婚姻应是政治联姻，或门第，或财产，或势力，或权威，或一呼百应的群体基础，或小集团利益的生死联盟。毛主席选择江青，远远跳出了这因袭的旧观念，完全站在更高层次来考虑问题。

　　江青的家庭背景是一贫如洗，毫无门第可言；她的经历，在老红军、老革命、参加过长征的老资格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她孤身一人，从济南到青岛到上海，最后奔赴延安，不光没有圈子内的战友、同志来支持，来拥戴，来呼风唤雨八方响应，甚至连替她说句好话的人都没有。虽然有人居心叵测，胡说八道，说什么“康生给他们穿针引线”。殊不知，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则到了三八年五月。在康生没来之前毛主席和江青已有接触与了解，康生到中央党校时，江青早已从党校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他和她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更谈不上认识。 　　那么，毛主席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和接触，看中了江青的什么呢？看到了她身上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它既表现在对过去的回顾，也体现在对当前党内党外、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更显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认识。 　　最初的接触，毛主席和江青谈的最多的话题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因为江青从1933年到1937年有四年的亲身经历。 　　毛主席提出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详细地作了介绍：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村，洪灵非等七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江青介绍的左联的情况，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话，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鸣：自己经历的党内斗争不是也正如此么！他赞许地看着江青，这个聪慧、记忆力极强、叙述问题那么清晰明确的年轻女子，真不错！ 　　他由衷地说：“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一九三○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激动地继续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毛主席说：“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象鲁迅那样的文艺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所以准备建立以鲁迅命名的艺术学院，我去当院长，你也可以去那里工作。” 　　毛主席的话使江青倍受鼓舞，在导师的身边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和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谈恋爱也是非常“累人”的。他有极强的个性，又有异常活跃的思维。他喜欢散步，你可以偎依在他身傍，但突然考虑到一个问题，他会大步走回去，把你凉在一边不管，当然过后会向你真诚地致歉。他提的问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有许多常人所不想、不知的知识，江青像个用功的小学生，回答总能让毛主席满意。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主席看，恭恭敬敬地等待这位严师的批评、指正，但她得到了最高的奖赏——毛主席批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高兴得她一夜没有睡好觉，再见到毛主席，把甜蜜、快乐、活泼的笑容挂在脸上，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 　　一次，毛主席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江青非常激愤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八月一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这番精辟的分析说明，使毛主席了解了两个口号斗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就不怎么赞成鲁迅，还认为周扬他们和鲁迅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更感到江青的可爱可敬，他和她的心贴近了。 　　临分手，毛主席把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找出来，让江青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 　　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各打五十大板非常气愤，她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毛主席看到江青的批语，欣慰地笑了，他决定再抽时间和她好好谈谈。 　　这天下午，江青和毛主席并排走下凤凰山，来到延河边。入夏以来，下了几场大雨，细瘦的延河已经变得丰盈碧绿，水满当当的，平缓地流淌，显得可亲可爱。河边的青草细嫩茂密，织成了宽敞的绿毯，从岸上一直铺到水边，人踏在上面松软舒适。夕阳晚霞，嘉陵山上的宝塔直端端地沐浴在金光里。抬头望去，雄伟的延安城墙从山岭上迤逦而下进入谷地，显得很有威势。背后巍峨的凤凰山，眼前弯曲的延河水,构成一幅壮美的山水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风光真不错！” 　　毛主席日理万机，总是夜里工作天明才能睡一会，难得出来散步，即使和江青谈恋爱，也总是坐而论道的时候多。江青盼望见到毛主席，享受恋爱中的幸福，可是又不愿打扰毛主席的工作。今天是难得的一次。 　　毛主席背着双手，大步走在河滩上，江青满脸愉悦地快步傍在他的身旁。有时停一会儿，主席站在那里，威武有力，凝重的脸色给人以力量，一举一动都会让人感到不平凡，江青漂亮，行动敏捷，一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高高的鼻子和紧抿的嘴唇使她五官秀丽，线条分明的脸上显得十分庄重。 　　毛主席刚整理完他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心中轻松愉快。他运筹帷幄，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今天，他要和江青谈谈他们的事情。仍从鲁迅和周扬他们的争论开始。 　　毛主席赞扬了江青在刘少奇文章上的批语。江青接过来说：“周扬他们那么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打击鲁迅，我看是得到了刘少奇这位白区工作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刘少奇现在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支持我的工作，我也知道他的认识水平不高，可是知音难觅啊！所以我十分看重你，从心里喜欢你。”江青幸福得两眼盈满了泪花，激动地说：“回想当年，周扬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在上海时，我千方百计想参加革命工作。想得到他们的指导保护，哼，还不如个普通的女工人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在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主席爱抚地说：“都过去啦，要往前看嘛。今天我就是想告诉你，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样我们交谈更方便了，你愿意吗？”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接到调令，让她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因为毛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此，江青加入了军籍，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朝夕相处，毛主席发现了江青更多的优点。 　　他写的文稿比较乱，别人整理总不放心也不满意，而江青完成得很出色，字写得漂亮还在其次，主要是能把握主席的思路，即使有几个字不清楚，甚至有漏字掉字，她都能通畅地按主席原意顺下来，一笔不误地誊写清楚。有些典故，有个别生僻字，江青整理得相当细致认真、清晰明白。每次拿到江青的整理稿，毛主席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有时还当面夸奖她的楷书写得好。 　　女工针线，绝大多数的女青年来到延安需要现学，而江青十二岁辍学，随母亲寄住在天津姐姐家，忙家务做针线，心灵手巧，样样精通。现在，她的手艺派上了用场。毛主席的衣服破了她补；脏了，她洗；天冷了，很快织了件毛衣帮主席穿上。自己缝制的衣裤，非常漂亮。 　　她不光关心主席的生活，对其他领导，对周围的同志也乐于帮助。她教别人织出各种花样的毛衣，自己动手替人裁剪的衣服。 　　她和一块工作的同志，和附近的群众，关系都很好。教大家唱歌，教女孩子针线，教人学文化，讲解社会科学知识。 　　她以流畅华丽的文笔写文章，她喜欢骑烈马，她朝气勃勃，一心上进。 　　毛主席开始和江青商量结婚的事。 　　这次的结婚，既不同于和杨开慧，也不同于和贺子珍。前者是热血青年的自由结合，后者是“山大王”的“马上婚嫁” 　　现在，毛主席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革命圣地延安这块不大不小的牢固根据地，手中握有数十万钢铁般的革命军队，令骄横跋扈的日寇闻风丧胆，让奸诈狡猾的反共头子蒋介石束手无策，就连世界强国英美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毛主席在革命阵营的威望，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他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共最高领袖。 　　所以，毛主席和江青的婚姻，万人瞩目，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敌人的攻击、污蔑、诽谤是意料中的。“毛泽东”在他们眼里一直是洪水猛兽，是“匪”，是“共匪头子”，他还能找到好女子？他能有蒋介石的本领娶到宋氏大财阀的三小姐？所以，从延安刚传出一星半点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马上开始大做文章。男尊女卑，是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毕竟是男人，又是他们眼中已经定型的“洪水猛兽”，无须再进行加码咒骂，那么他娶的女人一定是“不安分、不安定”的女人，一定是乱了“三纲五常”的女人，一定是“充满桃色新闻的不入流的演员”，背后甚至有更下流的话。这样说得越厉害，越满足了他们没落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一丝快意。 　　那么延安呢？中共上层呢？ 　　一些敬仰爱慕毛主席而没有成功的女青年，首先发出不平，“江青有什么好？主席怎么会选中她 呢？”那些从上海传来的道听途说的谣言，成了她们窃窃私语的资料。有个别想追求江青的男青年，也开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加入到因不满而造事生非的行列。 　　中共上层也开始波涛汹涌。这有两部分人，一是对毛泽东不满的，他们看到毛泽东在事业上势如破竹，在爱情上春风得意，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子的芳心。他们巴不得敌人对江青的谣言都是真的，让毛泽东的婚姻并不美满。另一部分人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席要完美，要娶一个有资历、有来头、有显赫背景的女子为妻。像周恩来和李富春的妻子邓颖超、蔡畅在二三十年代出过国，做过长期的工人运动和教育工作；最低也像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是个游击队员，参加过长征。所以他们力争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婚姻不破灭，尽管他们也了解贺子珍的不忠诚和执意单方面提出离婚，但贺子珍总是自己圈里的人，她的亲属和战友一直替她说好话。他们不愿意接受陌生的江青，他们偏听偏信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周扬一伙的一面之词，有时还被敌人的谣言弄得晕头转向。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是个有决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看人的本领胜过他的同事千万倍，他决定的事是经过深思熟虑、有马列主义思想依据的，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在毛主席的钢铁意志面前，任何人都得低头。 　　首先真心实意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是周恩来。自从遵义会议之后，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危为安，亲身经历了毛主席一次次英明正确的决策，他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准了一条原则：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正确的，自己坚决紧跟照办。他看到毛主席和江青那么亲密地在一起，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作为革命战友，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和贺子珍一次也没有过。毛主席现在是深深地陷入爱的旋涡中，找到了人生的知音，他替毛主席高兴。当听到有人还在追求江青时，周恩来马上找到毛主席说：“我看您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难免会有人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主席说：“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离婚，谁劝阻也没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引起了一阵轰动。平常人结婚大家还高兴，何况伟大领袖、敬爱的毛主席呢。当然仍有人劝毛主席不要公开结婚，说江青不过是个唱戏的，影响不好。毛主席冷冷笑道：“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项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也有人从大男人主义角度来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贺龙就是其中一个。他骂咧咧地说：“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康生看问题就比较真切。他过去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又负责党中央的特工科，对十里洋场的黑暗，对艺术界的无聊和无耻，都比较了解。这次和王明、陈云同机回到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感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知道苏联的同志、国际上的同志也不都相信王明，他们临来再三交代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不要叫王明胡来。所以在延安的会议上，他多次当着王明的面说：“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还不和王明、张国涛一样断送了红军力量？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再也不要违反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当听说江青也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康生暗暗为这个家乡走出来的奇女子的成长高兴，但他还没有机会和她单独见过面。他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中共中央党校任校长的,这时江青已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倒是看过她的几次演出，特别是扮演《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正是这时，他听人说，江青正和毛主席谈恋爱。 　　虽然还没有宣布正式结婚，江青已经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来，帮他抄写文章，甚至替他起草文件，成为他离不开的助手。当然每次都是毛主席的警卫员负责接送。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毛主席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们尽快结婚吧。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和贺子珍离了婚，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正巧，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主席住处。周恩来一看他两个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呀！”又认真地转向康生说：“贺子珍怎么能和江青同志相比呢。她和江青同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嘛。” 　　康生接过话头说：“贺子珍是毛主席的负担，江青是毛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经比我都强了。” 　　康生的话使毛主席想起那天书记处开会的情形。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党在抗战时期的新策略，江青作为秘书担任会议记录。 　　张闻天提出毛主席的一些口号不符合《共产党宣言》里的精神。毛主席说：“那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的背景和精神是什么吧。” 　　张闻天一时语塞，其他书记也没有人能站出来给他圆场。毛主席又说：“哪位同志知道，包括列席会议的同志，站起来谈谈嘛。” 　　大家面面相观，会场一时沉默。 　　江青心直口快，放下做记录的笔，站起来说：“这本书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会上委托马克思写的，当时同盟已经进行了改组。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来把党纲的基本原理规定公布于世。会议至少开了十天，马克思和他的敌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自那时起，它已遍历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的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格言‘人人皆兄弟’，已经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世界各国奋斗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这一下，书记处的成员们对她刮目相看了。 　　毛主席故意问：“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难道没有讲他们斗争的策略吗？” 　　江青说：“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个进入新社会的唯一门户，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为了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表现得充分有力从而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使它组成一个与其他一切党派分开的、与他们相对独立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就坚持这个立场。’恩格斯在另一个信件中，再一次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即：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企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人区别其他政党的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江青说到这里，望了毛主席一眼，“我认为我们的策略都是从《宣言》制定的这些原则而出发的。” 　　在这些留过洋的、参加革命十几二十几年的、经历了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决策人物面前，江青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党龄才五、六年的机要秘书，能够毫不怯场，侃侃而谈，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特别是大段大段地背诵马、恩的原话来说明毛主席的斗争策略，使在场者目瞪口呆，“这是个奇女子，”从而完全获得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好感、信任和赞赏。而毛主席也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加深了对江青的了解，他为找到了知音而高兴，所以今天约她好好谈一谈。 　　尽管江青早有思想准备，现在，毛主席主动提出了和她结婚的问题，又当着周恩来和康生的面，倒使她感到脸红起来。 　　对江青的表现，在中共上层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这么锋芒毕露；一个机要秘书，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大发议论，是自不量力。更有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的人，认为毛泽东选择江青，是臭味相投，今后毛的政策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在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被广泛关注的时候，周恩来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找到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做工作：“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风格、思想、认识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于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 ，在宝塔山下，在延安的窑洞里，江青找到了婚姻的归宿，她和毛主席正式结婚。

　　他（她）不需要什么结婚证书，不需要旧社会的任何形式，毛主席的前两次婚姻就是这样的。革命同志聚一聚，也算“请客”吧，作为喜庆的表示，他们分几次进行，一是为了工作的空暇，二是考虑到大家整天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到齐。每次请客都非常简单，请了一位厨师帮忙，江青是忙里忙外，顾前顾后，最后才坐在主席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饭桌上虽然只比平时多了几个菜，大家还是吃喝得非常高兴，祝福庆贺的话语不断。

河山

在12楼的帖子：《十里洋场的苦斗（下）》 有这样一段话，将近两年的时间，江青主演和参加演出了十几部话剧和电影，塑造了各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公开发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认识是《我们的生活》。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在文中我特意用加粗字体加以强调。因为这是有些人编造江青艳史的时间，也就是演艺生涯。这在她21岁至22岁，总共才一年零八个月，不说党交给她的任务，单就演艺生活和写作文章，就够任务繁重！难道她有分身术？

河山

第七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上）

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迎来一片赞扬声。 　　一位在一九三九年采访过延安的外国记者写道，江青“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据见过蒋介石夫妇的罗伯特·佩恩说，江青比蒋夫人“漂亮多了。”常去拜访毛主席的苏联同志，也对江青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她）们结婚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满脸带笑地向从战争前线赶来的领导人说：“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她实际上是在协助主席领导全军的工作。” 　　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连王明也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是最贴切的语言来赞美江青和毛主席的婚姻。 　　“贤内助”似乎是江青婚后的一致评价。殊不知，什么是“贤”，怎么“助”，“助”什么，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 　　有的人喜欢看到的、大肆宣扬的是：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做事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她很少露面。来了毛泽东的战友，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在开始发胖的毛泽东旁边，江青显得轻巧。她乌黑发亮的头发，剪成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她的眼睛黑而闪亮，平和而沉稳。”“她给毛泽东织新的毛衣，做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动作熟练地发动起那架老式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把一段段京剧唱腔送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这些中外人士笔下写出来的、亲眼看到的、口中说出的江青，是真实的，是贤惠的。然而中共上层某些人认为这就是“贤”，这样就能当好毛泽东的“内助”，并且要把江青局限在这个“贤”的尺度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毛主席选择江青，如果只为了这些，相信当年延安的女青年有的会比这做得更好。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马列主义的领袖人物，他首先看中的是思想，是觉悟，是认识水平，是马列主义能力。刚结婚时，毛主席就对江青说：“我们俩，今后谁也离不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了。我和开慧、子珍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不会永远的，只是暂时的夫妻。自从和你认识以后，我就感觉到我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离不开你了。”不要把这段话看成是新婚燕尔的海誓山盟，如“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化为连理枝”之类。其实，这是毛主席对江青深透认识之后有感而发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政治信念永远结合在一起的由衷之言。不讲政治、不讲思想的婚姻是不存在的，是不能长久的。世人所说的“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不就是思想认识吗？不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吗？有的婚姻称为“凑合”，那“谁凑合谁”就是“谁服从了谁的思想意志”，严格地说就是一种政治思想认识的倾向迁就了另一种政治思想认识的倾向，超阶级意识的“凑合”是不存在的。 　　江青和毛主席的婚姻称为完美，江青被誉为“贤内助”，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是具有强烈的路线斗争的深刻性的，是马列主义路线也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以后，不论是中国的革命历程，还是他们的婚姻结局，都验证了这一点。 　　婚后不久，毛主席和江青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新居。那窑洞在山脚下，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家具都露着白茬，没有刷漆，因为油漆太贵。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主席的书房兼休息室，一间是他们的卧室。 　　窑洞外是一片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供他们闲暇时种菜时使用。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盆里。 　　江青除了拿手的针线活，还学会了做菜，特别是毛主席爱吃的辣菜。她试着从井里打水，天黑了忙着点上蜡烛。

　　这一切对于贫苦出身的江青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执行委员。 　　一九三九年初，江青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三个月。没人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开荒、种地，一样也不落后。劳苦的人生经历，使她具备这种能力。她发挥自己的特长——织毛线衣，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织了十多件厚厚的美观的毛线衣，作为又一项劳动成果向党汇报。 　　她更多的时间是协助毛主席工作，出色地完成机要秘书的任务。她是毛主席的学生，也是毛主席的战友。她敢于大胆地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无论大事小事，最终都是听从毛主席的决定，在一生中，她都视毛主席为尊敬的师长。

　　江青学会了骑马、射击、打篮球，英姿飒爽，像个女将军。她也希望毛主席做点这方面的体育活动，以利于身体健康，“走走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每当她看到毛主席工作累了、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两手搭在椅背上，劝他出去锻炼。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毛主席一使劲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 　　江青很高兴地跟在他的后面。她想把他引到操场和人多的地方走走，毛主席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各人的爱好不同，这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啊。我如果和朱德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德谁是毛泽东了吗？我看，我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江青咯咯地笑了。 　　毛主席还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让她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向，供他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一九三九年冬，江青怀孕了，这是她和毛主席爱情的结晶。一九四○年八月生下一个女儿，毛主席给她起名“李讷”，取意“讷于言而敏于行”。贺子珍留下的女孩已经四岁，毛主席给她取名“李敏”。这样，姊妹俩，一“敏”一“讷”，都随江青姓“李”，都寄托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三思而后行，行则敏捷有决断。” 　　后来，贺子珍在苏联多次捎信，要求把李敏送给她。毛主席从大局考虑，答应了贺子珍的要求，于一九四一年底把李敏送到苏联。 　　江青从不溺爱孩子，而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革命的后代，她认为孩子从小就应当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李讷刚会跑时，她就坚持不让人去扶，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一学会说话就让李讷见了人问好，她常常把李敏、李讷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当李讷两、三岁时，她就教她唱京剧，有时随着留声机唱，有时亲自教，还让李讷表演各种动作。 　　据说，1941年江青又怀过一次孕，她和毛主席都不想这么快再要孩子，于是去作人工流产。结果，由于医生的疏忽，把纱布忘在子宫里，造成发高烧，生命出现危险，不得不进行了绝育手术。从此，江青不能生育了。为了恢复健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无论在怀孕、生孩子、带孩子、住院治疗，江青都坚持学习，帮毛主席整理文稿。这期间，毛主席正主攻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需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情，迫切希望多读一些鲁迅的书，在这方面江青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收集、购买、借阅鲁迅著作，二是见缝插针地（即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向毛主席介绍鲁迅作品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有些重要文章，她都能大段大段地背给主席听。这些，都为毛主席所写的不少著作打下了基础。 　　康复后，江青马上投入了工作。 　　一九四一年延安开始整风。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学习小组，毛主席亲自担任组长。 　　当时，党内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还很严重。王明在一九四○年三月公然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继续散布他的错误思想，影响着广大干群。 　　经过学习和“批评——自我批评”，大部分人提高了，犯错误的人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只有王明出尔反尔，死不认账。他躺在医院里装病，还要求见毛主席。 　　一天，康生见着江青说：“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着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帐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地碰他几下，不要让他认为我们手中没有掌握他的关键问题。” 　　这是毛主席让江青代表自己第一次和王明打交道。她非常慎重，决定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主席的风度和气量。这时她回忆起与王明的第一次交锋。 　　一天，王明来党校讲课时见到江青，他对江青漂亮的身姿非常感兴趣，马上把江青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问江青：“你对党内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江青坦率地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八路军中，我认为已经出现了新军阀主义的倾向，比如红军改编以后某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建议是正确的。他主张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取消政治委员的制度，反对因受国民党的干涉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等。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提出了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方针，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他都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则，反对‘议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 　　王明有点失望，他认为漂亮的女人都是爱虚荣的，都是乖巧的，在他这个洋味十足、风流潇洒的领导面前会巴结奉迎他几句，没想到她竟赞成他的政治对手毛泽东，但他还不死心，转了个话题，抛出自己的法宝： 　　“你去过苏联吗？这可是列宁的故乡，是共产党人取经的地方啊。”王明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继续说：“我承认毛泽东有一定的长处，但是他没有去过苏联，对马列主义不甚了解，对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并不熟悉，所以提出一些可笑的方法是不足奇怪的。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你又是党校学习结束到鲁艺参与领导工作，是有水平的，遇事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啊！” 　　江青并不客气地说：“去过苏联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没有去过的也有伟大的。苏联不是也出现了反列宁主义的反党分子吗？所以不能以去没去过苏联作为是不是列宁主义的标准。我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最厉害，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 　　王明打了个沉，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女子竟说出这么多的道理来，脸一下子红了：“你是干什么的？”他开始盘问这位年轻的剪短发的女干部。 　　江青沉着地说：“你不是知道我在鲁艺工作、今天来听你的报告吗？如果没事我就走了。”转身就走了。 　　旁边一位穿皮衣的军官知道王明要了解什么，立刻接上说：“她是毛泽东的女朋友。” 　　王明立即面带讥讽地笑了笑：“我说呢，她的话听起来怎么也有点像老毛的腔调，有其师必有其徒嘛。看来我们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很艰难的呀，连上海来的姑娘们都受到山沟沟里的人的影响了。” 　　当天，江青见到毛主席把王明这番不怀好意的话告诉了他。毛主席哼了一声：“现在的共产党呵不是当年的共产党，连共产国际放个屁都是香的。他们远在几万里，对中国的事了解多少？我们就是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能再听他们瞎指挥了。” 　　江青说：“王明他们也不见得能代表共产国际。” 　　“拉大旗作虎皮。苏联的同志早晚会明白的。”毛主席说完之后又和江青谈论起鲁艺的情况。 　　因为王明他们刚从苏联回来，又赶上旧历春节之后，延安礼堂里经常举行舞会。在王明和江青谈话的第二天晚上，他又提出邀请毛泽东和江青，王稼祥夫妇，张闻天夫妇，李富春夫妇等参加舞会，他认为在跳舞方面会一展他的“风采”。 　　“嗷，嗷诺，……”王明唱着俄国的歌曲，很老练地扭动着屁股。 　　毛主席来参加也只是照顾面子、做个样子，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舞会。他转了两圈，心有感触地说：“看来这不是山沟沟里的东西，是洋货，我们这样的土包子享受不了。这种样子到外国肯定是会受欢迎的，在延安的老百姓中就很难说。”他故意加了一句：“我看还是大众化一些好，就怕王明同志接受不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一片笑声。 　　王明狠狠瞪了江青一眼，他认为她向毛泽东说他的坏话了，但又无法发作，只得憋了一口气。事后，毛主席对江青说：“看到了吧，王明恨死你了，当然他也更恨我。不过他不敢朝我来，只得把气撒在你身上。今后，你和我在一起，这样的事还会经常发生，你要有思想准备哟，今天我是有意考验你一下。”江青说：“我不怕这些。我爱你，并不图主席夫人的名声，我是崇拜您的思想，敬重您的人格，并且你的一言一行，你领导的事业，都符合我的理想和追求。”“那好，那好！”毛主席高兴地拍打着江青的手背：“以后我们就并肩战斗，患难与共。”一会儿，他又神色沉重地说：“共产党的事业，就是不光要和外部的敌人斗，还要和革命内部的错误路线斗，这是很难的呀！”江青深有体会地说：“我理解，我能经得住考验。” 　　这次，毛主席让她去看望王明，江青做好了准备。 　　果然，王明见江青代表毛泽东来看自己，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油然而生。 　　他背着江青，沏了一杯茶，放在身边的茶几上，自己这才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江青：“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责啊。”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江青话中有话地说：“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决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王明说：“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所以我对主席是完全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论也很高。”江青说，“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同志。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的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王明仰在椅子里，没有动弹，只是翻起了眼皮瞅了她一眼：“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也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最后的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平静地说：“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育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住这两种教育的人，不具备这两种财富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你就不是这样的吗？” 　　王明垂下眼睑，结实而宽阔的脸盘上掠过一丝不快，他的左手在太师椅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环顾一下屋子里的摆设，换了话题：“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还是今天这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仄着脑袋问道：“这话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从来讨厌两面派的人。当年张国涛也用同样的话吹捧过我，可是后来他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着毛主席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呢？”江青有意地停顿了一下，眼睛盯了王明一会儿：“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的脸一下红到耳根，他只得点点头说：“对，很对！看来这一次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课嘛，不过这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说：“这话就说得有点过分了，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呢？主席还说他自己是个土包子，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吧。你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从苏联来的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呀。”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换了一个姿势站了起来，有些神秘地对江青说：“有句话我要请你转告老毛同志，那就是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对人不忠诚的人，老毛要是跟上他，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打了个怔，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问道：“你说的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吞吞吐吐地说：“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如果老毛对我的话都有所不相信的话，这句话还是请他多作参考。” 　　江青回来后，向毛主席如实地汇报了王明和她谈话的全部情况。在讲到王明说康生的那句话的时候，毛主席笑了笑说：“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地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通过你来反对康生完全是别有用心。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受王明影响较深的领导人还有不少仍在发表错误言论，彭德怀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点，是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同年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也是宣传这种观点的：“我们反对诬蔑共产党人要搞一党专政，我们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认识可是太低下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里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 　　毛主席说：“他们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懂得现在的抗日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懂得现阶段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要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的。不过也难怪，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能否成为马列主义者还难说，邓小平留过学研究过理论，是否能好些？彭德怀还是老一套，又有个人野心，总想表现自己，常常会露出狐狸尾巴。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的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他们是真的把蒋介石看成抗日的领袖。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丧失了大片根据地，引来了日寇疯狂报复，给敌后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江青这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直接批评“百团大战”，所以一边认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主席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的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向蒋介石政权献媚）、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主席站起来，划着火柴点了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守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朱德和彭德怀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拿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党中央。” 　　“他事先没有请示我，也没有向党中央请示。”毛主席说：“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行动的。我还在战争进行中，就对王震、陈伯达等人说，朱德、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把我们的力量都暴露了，后果将很坏。” 　　“事实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见。”江青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主席，在我们党内真正能和你相比的一个也没有。”江青一生只信服毛主席，崇拜毛主席，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决不是夫娼妇随，而是政治上的真知灼见。 　　江青接着提醒毛主席：“彭德怀思想深处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听林彪同志讲，彭德怀是一九二三年带着入股的思想进入党内的，他和林彪说过：我彭德怀入了共产党的股了，下面就看共产党怎么样对待我了，对我好我就干下去，对我不好我又不是没地方去。所以彭德怀是一个要随时提防的人物。” 　　毛主席不停地点头：“你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三十年代初的彭德怀也很厉害呢，他跟着王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了很长时间，还和朱德、陈毅这些人把我赶出了军队，闹得很凶呢。” 　　江青指着一些材料说：“今后和他们的斗争我看也不会少了。你看，他们的这些讲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完全是在讨好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胜利后，中国必然还要有一个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主席很欣赏江青的这句话，立刻站起来：“你说得很好，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彭德怀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什么发明，而是从王明那里贩来的破烂货。王明一回到延安，马上从极左跑到极右，公开提出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我讲了这话的第二天，王明和他的老婆孟庆树，还有康生、陈云和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到了延安。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马上对王明等人巴结逢迎，投其所好，都来鼓吹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彭德怀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罢了。” 　　就当年的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才在陕北刚刚扎下根，势单力薄，四面环敌，能否胜利，前途茫茫，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外部条件，特别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从苏联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共产国际的化身自居，引起党内一部分人对他崇拜，对他的话相当爱听。彭德怀就公开说过：“我们主要听王明同志的，他是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他代表斯大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苏反共。” 　　只有政治上的知音，才能结成真正的革命伴侣，他们这么深刻远大的谈话，说明毛主席在江青心目中是神圣的导师，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是不可替代的贤内助。

河山

第八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下）

　一九四○年前后，上海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使本来偏僻、荒凉的小城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显得活跃起来，各种思想也在革命队伍中曼延开来。 　　毛主席和江青谈了许多晚上，了解这些文人的情况，研究他们的思想状况，有些不清楚的，江青就去深入调查。经过一番努力准备，毛主席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论述无产阶级文化的著作。

　　江青对毛主席说：“我看这本书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论》，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论。这本书，正好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毛主席考虑再三，把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当江青誊抄这篇文章开头那几句气势磅礴的话时感到无比激动：“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江青在和毛主席议论当时文化战线的状况时，说：“周扬他们都说自己是党在白区文化工作的代表，其实，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们在文化上大搞关门主义，是一伙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鲁迅。” 　　毛主席点点头说：“我对鲁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利剑。”江青接过来说：“而周扬和田汉他们恰恰都是反鲁迅的先锋。” 　　于是，毛主席为了粉碎党内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政客们的企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毛主席写到“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这几句话时，他看着江青，心里说：“这也是对你的肯定和赞扬啊！但愿你不骄不躁，永葆这种本色。”

　　同时，江青还建议毛主席给文艺工作者讲一次话，她说：“主席，你应该给他们讲讲，帮助他们分清一些理论上的是非。现在一些人演的戏、唱的歌、写的文章，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也听不懂，这里就有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这支队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 　　“好，你的这个意见很好，你帮我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帮我约见一些人，各种代表人物都要有。你再拟定些题目，我们一块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秘书没有白当嘛。” 　　江青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积极按毛主席安排的去做，主动去团结各方面的人，见了周扬、夏衍那些人，也认真和他们商量文艺上的一些问题。周扬他们是最会看风使舵的，来到延安，看到毛泽东的威信如旭日东升，江青又成了他的妻子，敢不巴结逢迎。江青不管这些人狗脸猫脸的变化，大方地热情地又很有分寸地和他们谈论工作，吸纳各种不同意见，帮助毛主席了解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毛主席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讲话提纲。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延安文艺界的一百多名代表陆续地进入杨家岭的一个平房似的会议厅。许多木制的未上油漆的椅子和长凳排放在里面，挨着门口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便是主席台。当代表们差不多到齐时，江青跟在毛主席身后，一块来到会场。 　　江青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短发甩在后面，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谦和地朝认识的人笑了笑，就坐在毛主席身后负责记录的位置上。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主席开始了他载入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册的讲话。他不时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典故，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自己也随着笑起来。他没有忘记正在做会议记录的江青，是她促成了这次讲话，是她给自己整理了这份讲话提纲。她的才华横溢，与众不同，性如烈火和温柔顺从的良好结合，使他的领导工作有了得力的内助；她对问题的独到认识，谈笑自如的风格，使自己找到了红颜知己。他话锋一转，指着身后的江青说：“她是我的顾问，她在上海就演过戏，所以接触了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是革命的工作。因为那时，江青同志已是共产党员了，外人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她在各种小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讲如何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江青同志走到前面去了。这是个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来写文章和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当着这么多的艺术家和作家，毛主席肯定和表扬了自己，江青内心很激动，但丝毫没有表现出不安和张扬，她知道，革命的路还长，毛主席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这个“内助”的担子很重很重。

　　第一次座谈会后过了二十天，毛主席再次发表演讲。那些名学者、大艺术家、大作家们的听众，象一群温顺的小学生，听着毛主席讲出和江青商讨过多次的那一段话：“有人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看未必那么正确。”毛主席微笑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这些话确实十分准确地击中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和要害，代表了江青的思想和认识。由于出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口，无人敢非议，但几个了解内情又坚持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文人，真正领教了江青的“厉害”，内心对她恨得要死。 　　江青爱憎分明，政治嗅觉敏锐，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流动哨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最信赖的人。

　　那是一九四三年初，当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延安盛传胡宗南要派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头子就是胡公冕。这时延安的肃反立刻进入又一高潮。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对毛主席说：“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有问题，他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革命，只是空谈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什么？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有那些本质特征？如何消除假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等等，这些问题不明确，只高喊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这样的提法会在党内形成混乱和误解。还是象你提出的正确区分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有些问题处理得也不太好。” 　　“什么问题？”毛主席警觉地问，他对最近出现的审干和抢救活动已经有所考虑。 　　江青说：“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的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经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据柯庆施在拘留室给我写来的信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和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毛主席十分惊讶，立即通知康生前来，亲自了解柯庆施的案件。 　　康生说：“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和肃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主席指着江青说：“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亲自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肃反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啊。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这样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非常佩服毛主席的指示，马上去找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在毛主席的直接过问下，柯庆施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狱，就去见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双泪长流，一个劲地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挽救，我也要送上黄泉之路了。” 　　毛主席也激动地说：“要谢你就谢江青同志，是她发现了审干和肃反中的许多问题，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江青在我跟前的作用可是大多了，不但是生活上的助手，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助手。”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你为我们党做了一件大好事。” 　　柯庆施又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在华北局拉帮结伙，包庇自首叛变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些先不要讲了，事情复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真实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你先要学习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接着，毛主席根据江青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以亲自给康生等有关负责人写信的形式，来解决肃反和审干中出现的问题，专门写道：肃反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建议把这几句话在防奸杂志上刊登，以让全党知晓。

　　然而，有人故意曲解毛主席信中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秋天，邓小平写了一篇《正确地开展除汉奸反特务斗争》，其中说：“我们对特务分子，也应该寄予怜惜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热忱去劝导提醒与感动他们。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特务分子和屡教不改的假坦白分子，也要采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后突破的方针。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没有不能突破和争取最后转变的。” 　　康生拿着这篇文章给毛主席和江青看。江青看完马上说：“这是毫无原则的温情主义，歪曲了主席争取教育的本意。” 　　康生说：“我们党内的这种温情主义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路线，而只会给特务和变节分子以可乘之机。我有个发现，凡是主张对坏人宽恕的人，对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别狠毒，认为这些人是他们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 　　毛主席如有所思地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相持阶段的延安，最容易产生各种思想倾向，若不及时发现问题，因势利导，澄清是非，清除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潮，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大好形势，那么不光影响抗日战争的结局，而且会危害下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妻子和机要秘书，除了照顾主席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还忙于帮助毛主席整理文件和手稿。她很勤奋，每天都读很多的书籍、报刊文章及各方面的文件，获取大量信息，然后就向毛主席汇报，谈个人的看法，有时还替毛主席起草一些文章、文件，供他修改使用。 　　江青发现，之所以在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出现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根子还是缺乏马列主义原著的学习，从而背离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初召开的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和邓小平竟提出“民主建政”是中心环节，要实行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忠孝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策。江青看了这次会议简报，马上指给毛主席：“这些提法同你和党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把民族矛盾纳入阶级斗争学说中去指导工作的思路，把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方针，都是相对立的。还有，在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彭德怀这位武将却在《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讲话中，宣扬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我们要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敬互爱。’你听，这是些什么话？” 　　“放屁之言！”毛主席轻蔑地说：“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爱出风头，也不管是不是应该他出来讲话，老毛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不感兴趣，就是热衷于孔孟之道，一介武夫，偏偏想搞点文的，所以就雇佣了几个屁秀才替他撰文胡说八道。” 　　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彭德怀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继续宣传他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学习这篇东西的文章。 　　江青看到后，急忙对毛主席说：“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鼓吹的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主席说：“你替我起草一个东西，批评他的那一套国民党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他的那些谬论，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相反倒可以使我们的同志麻痹大意，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像往常一样，江青写得飞快，一篇体现着毛主席意图的信送到他的面前：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去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他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寄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主席看了非常满意，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时间：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后，很不是滋味，但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老毛就是事多，咬文嚼字地找毛病。又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彭德怀到延安，专门找毛主席争论这件事。毛主席不愿意和他胡搅蛮缠，浪费时间，又须给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让江青跟他说一下。 　　江青说：“主席为你的讲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的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果然耍横：“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幸亏毛主席有交代，江青有了思想准备，没被彭德怀的话激怒，仍耐着性子说：“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扬长而去，指示他所领导的《新华日报》删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有关批评他错误观点的段落，并要求对有些内容进行篡改之后再予转载。邓小平看到风向不对，赶紧转舵，在毛主席批评彭德怀之后，承认了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江青认为，彭德怀他们这些武将的错误观点是有思想根源的，特别是与刘少奇这样的理论权威有关。

　　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极力宣扬孔孟之道，特别强调所谓“修养”。江青看了这本书觉得很不是滋味，就问毛主席：“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主席说：“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江青听主席这么说，笑了笑：“反正我看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他的报告、文章，滔滔不绝，洋洋几万字，连个‘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都不结合，空洞地大肆地去宣扬封建圣贤的修养之道，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 　　毛主席感兴趣地问：“你说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何以见得？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啊！” 　　“列宁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他严格要求社会科学应当用客观态度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发展的条件。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观点。’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主义关系以后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江青说到这里时，望了一眼听得入了迷的毛主席后，接着说：“我讲的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主席十分惊讶能从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妻子口中听到这么精辟的马列主义道理，须知，她既不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更没留过洋，去过列宁的故乡苏联，甚至连坐下来正儿八经地读几年书的机会都被艰难困苦的生活奔波挤掉了。她学习马列主义，完全靠阶级觉悟，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再加上个人聪慧的天资。他更加喜欢她了，也更加器重她了。他一边内心里不断地赞赏她，一边有意提醒她：“你讲的固然都对，不过应该知道，理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才行呢。陈独秀和王明都是背马列书的专家，但是我说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只会用马列主义的一些只言片语来吓唬人。现在，我不是说你，希望你继续努力才好。” 　　江青听了毛主席的鼓励和关爱，继续说：“王明他们的问题是机械地硬搬硬套马列主义词句，无论表现‘左’或右时都打着马克思的招牌。现在，彭德怀，甚至刘少奇他们，我认为，有点要用孔孟之道来篡改马列主义的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得资产阶级也能接受，成为有益无害的偶像。” 　　毛主席说：“你说的只是个苗头，并且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江青欲止又言地说：“主席，您无论讲话或写文章，千万不要被一些右倾思想的人所利用。”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你看，会吗？不过，我还是感谢你的忠告，也希望你随时提醒我。” 　　从此，江青和毛主席更加融为一体，毛主席的思想也体现了江青的认识，江青的不少意见也被毛主席糅合在他的著作中。同时，江青的性格和毛主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甘心于忍受压迫和受制于人，都有着强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共同的共产主义远景计划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革命蓝图而不惜一切地、义无返顾地、执着认真地、坚韧不拔地为之奋斗，永不停息的人。他们都把革命事业作为第一生命。

　　世界上有许多被人称道的伟大婚姻，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当数宋庆龄和孙中山，但比起江青与毛泽东，他们还是稍逊一筹，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婚姻，而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婚姻。从对丈夫的帮助而言，宋庆龄对孙中山，形式大于内容，江青对毛泽东，内容大于形式。再从时间上来说，宋庆龄和孙中山只有不足十年的光阴（1915—1925年1月），而江青与毛泽东度过了三十八年的光辉春秋（1938—1976年），时间是最好的考验，时间也是最铁面无私的见证。从1938年开始，江青忠实做好“贤内助”的革命工作，谱写着“贤内助”的辉煌。她殚思竭虑，帮助毛主席收集资料，代写电文，撰写文稿，探讨问题，发现和克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可以说，毛主席这个时期的光辉著作，不少都包含着江青的心血。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铸就了伟大女性的地位，成为毛主席的忠诚助手和亲密战友。

河山

第九章　重庆谈判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从一诞生，既无金钱又无势力，也就是处于经济政治的最低层，要想翻身求解放，只有斗争。一开始，是与外部的阶级敌人斗，后来，随着政党的建立，革命队伍的形成，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出现，所以共产党内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场使江青置身于中共上层斗争旋涡的是关于延安平剧院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 　　一九四三年底，江青首先发现了《逼上梁山》这个剧目，并亲自到剧院观看了演出。她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使演出更加成功。可这下引起了中共中央上层主管文艺工作的权威的反感。 　　胡乔木说：“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象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随后说：“我同意胡乔木和齐燕铭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了剧本，并动手进一步修改了个别地方，同时针对彭真等人的谬论说：“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毛主席亲自和江青一起到剧院看了《逼上梁山》的演出，回来高兴得睡不着觉，深夜给延安剧院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重要思想，江青随即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第二天交给了剧院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主席在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满以为有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戏剧革命将会进行下去。其实不然，彭真等人迫于毛主席的威望，口头上拥护，内心里反对，行动上拒不执行。江青还发现，刘少奇、朱德等人也支持彭真的观点，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江青思考，问题决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剧目的出现，触动了党内高层某些人的世界观，显现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的肤浅和无知，说不定他们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王国。尽管江青竭力宣传毛主席这封信，大谈“信”的重要意义，但收效甚微，甚至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其道而行之，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还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并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篡改、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和“信”的内容。从此，江青痛切地感到，虽然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平静，两个阶级、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异常激烈的，以前还只认为是个别人的问题，个别的偶然现象，现在感到不是那么简单了。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亦有同感地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些问题留待全国解放后再说，你现在可以多关注下这方面的情况，看看他们的发展趋势。” 　　到了一九四五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陕北有兴高采烈的欢呼，更有阶级斗争的暗流在涌动。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很晚才结束，但是毛主席和江青一点睡意也没有，他们作了彻夜长谈。由于工作忙，这对夫妻白天很少有空闲，好多话只能留到晚上说。 　　“中国人民整整抗战八年，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看来，对反动派就得打。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仍然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这个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了半辈子，看来还得继续打下去。打赢了我们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输了我就是头号战犯，弄不好还得被蒋介石审判。江青，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毛主席很亲切、很风趣地问道。 　　这时，月亮已经偏西，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这对革命伴侣之间的谈话正在进入高潮。 　　“我没有你说的那个准备，我认为我们不会输，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一定会争取到胜利。”江青兴奋而又坚定地说。 　　毛主席爱抚地拍了一下江青的手说：“从长远来说，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不准备打败仗是不合格的，就不是一个好的革命家。准备输，才能够避免输的一切条件，而最后不会输。如果根本就不考虑输，恐怕最后的结果就是输，这里可有好多的辩证法呢。我们相识已经八年了，结婚也快七年了，我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了你不少，你也学会指挥战争了吧？今后你要更多地注意军事工作，要掌管我这里的军事机要，逐渐学会指挥打仗。打仗也不难，只要能调动了自己的军队和敌人的军队就行了。不知己知彼，就只有死路一条。” 　　“为什么要我掌管军事情报？” 　　“下一步要和老蒋打呀！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大家可是都讲和平建国呢。” 　　“这是善良人的好心，也是恶人的烟幕。你说，蒋介石会把中国甘心地交给共产党吗？” 　　“当然不会！”江青已经明白了丈夫的意思，使自己对当前形势有了进一步认识。 　　“不但不会，蒋介石还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消灭我们呢。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企图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力量。可惜那时候像彭德怀、朱德这些人不去分析各政治力量真实计划和打算，盲目地发动许多不应该由我们做主力的战争，不然，也许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要更强大些。如今，日本是投降了，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军事人才被蒋介石接收不少，更何况美国也不希望中国由共产党掌权搞社会主义。所以打仗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停顿了一下，满怀希望地看着江青的眼睛继续说：“你已经过了七、八年的考验，可以担当更大的责任了。让你参与军事机要和情报，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中央的意见，这是为了更好地保密，更好地对付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你看吧，新的大战很快就会展开的。” 　　听了毛主席的一席话，江青眼明心亮，像整装待发的战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几年，江青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见他人所不见，想他人所不想。她无比强烈地挚爱着他，不光是夫妻意重，更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深，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自己领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这多种情感，使她整天陶醉在幸福之中。 　　就在毛主席向江青发出战争预言的第二天，蒋介石却发来一封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很晚才结束。 　　“润之，你可千万不能去。”焦急地等待了大半夜的江青，一见毛主席开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她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 　　毛主席笑了笑：“明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把戏，但是我还要陪他玩一玩。究竟谁玩得了谁，世人将翘首望之。依我看，很可能得去一趟重庆，蒋介石在那里呆了八年，我去呆上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今天，他的心情很好，话语里充满着幽默。 　　江青着急了：“要去，我陪你一块去，我们生生死死也要在一起。”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我还想让你做压寨夫人呢，怎么能说死呢。我比你年纪大，要死也是我先死嘛。”接着，他转为严肃地说：“我们都不能死，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好不容易出现了胜利的曙光，怎么能死呢？我们要让敌人去死，让反动的统治阶级下台。政治说穿了，就是要研究在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你上我下的问题。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政治家，就指挥不了战争。我去你留下来，可以帮助我掌握政治、军事方面的动向，实现革命的计划。” 　　对于毛主席的魄力、胆略和智慧，江青是深信不疑，但这毕竟是去闯龙潭虎穴，面对的是反复无常、一贯耍阴谋诡计的蒋介石，而重庆又是个特务横行、残杀革命志士如麻的魔窟。经过毛主席的讲说，江青从道理上通了，但还是忧心忡忡地说：“去重庆谈判，无论怎样，我看还是慎重些好。蒋介石这个人，言而无信，他要玩起鸿门宴来你怎么办？他要派刺客杀害你怎么办？他要让你交出军队、交出地盘，实际上逼你投降，你一拒绝他对你实行逮捕怎么办？还有，你离开延安，谁来代理你的职务？周恩来不愧为外交政治家，他的许多主意是很好的，可惜军事上不够火候。朱德也不行。这些年，要不是你以他们的名义发布一些命令和谈话，依靠他们的本领，可就差多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后遗症可就大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婚姻和家庭无不充满着政治。说夫妻之间不谈政治，家庭中不议论国家大事，那是不正常的，或者政见不和，无法谈拢，只保留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只有个人生活的需要；或者一方听命于另一方，不作政治上的探讨和争辩，只作奴隶和工具；或者以不谈为幌子，迎合孔孟之道的传统道德，做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伴侣，他们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结合，是政治见解一致基础上的婚姻。虽然江青是学生，但她也是伴侣，是同志，是战友。所以毛主席很高兴地听了江青的一番分析，板着她的肩头开了一句反映真实想法的玩笑：“知夫莫若妻，看来还是我的老婆是真疼我啊！” 　　接着，他们探讨了上述问题。 　　他们一起回顾了“七大”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这次大会开得很民主，江青直接参加了代表们的分组讨论。 　　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彭德怀发言说：“我是不同意在党章上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的，一个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确呢？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还有百分之零点一不对嘛。就这，也不能全部保证革命胜利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与会者一致反驳了彭德怀形而上学的谬论，坚决要求这样写。刘少奇表现得最为积极。他激动地说： 　　“我们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集体代表嘛，为什么不写？一定要写！” 　　无疑地，刘少奇的说法是正确的，江青开始对刘少奇有了好感。她受毛主席的委托，为王明等人当选中央委员做了工作，同时她对大会选举刘少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军委第一付主席也认为是正确的，尽管这之前她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有看法，但她相信毛主席的话：“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她也相信，只要紧跟毛主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每个人都会进步的。 　　所以，她从毛主席的语气中得知一定要去重庆，并由刘少奇来主持中央工作，心中稍为宽松一些。 　　几天后，刘少奇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对刘少奇说：“我去重庆，中央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刘少奇说：“我会坚决按照你的意思办。” 　　江青插话说：“即使主席要亲自去重庆，也需要派周恩来同志先去打前站。” 　　刘少奇赶紧说：“江青同志的意见很正确，我会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 　　毛主席拍了拍江青的肩头，又指着熟睡中的女儿李讷，轻松幽默地对刘少奇说：“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她母女就交给你老弟了。” 　　刘少奇回答得很慷慨：“请主席放心，有我在，就有江青同志和李讷在。就是牺牲我，也会保护好她们母女俩的。” 　　随后，毛主席严肃地说：“为了工作的方便，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这对她是一个锻炼，同时也是培养党的妇女干部。有的人搞论资排辈，有的人又以江青是我毛泽东的老婆为借口不宜参与领导工作，这都是不对的。我一直把江青当成党的干部，革命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关系。” 　　“有些人是出之不可告人的目的。”刘少奇愤愤然地说：“江青同志虽然年轻，但革命的历史并不短，要说资历，也是很深的，经历过地下斗争的考验，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了坚决斗争。国民党发动派造谣污蔑江青同志，害怕毛主席的夫人参与革命的领导工作，尚可理解，我们的个别同志说三道四很不应该。我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并且江青同志从一九三八年调到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后，就参与了党的军事机要，这点，中央的同志是清楚的，也是一致同意的。” 　　看到刘少奇的态度，江青的心情又宽松了一些。同时她建议毛主席作好军事部署，“只有坚强的军事后盾，和谈才能进行顺利。”江青的这个观点，毛主席非常赞赏，并且早就作了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蒋介石发来第一封电报之后，派林彪率领十万大军和五万干部奔赴东北。临行前，毛主席和林彪谈话，江青在座。 　　“东北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这里既是重工业的基地，又紧靠苏联的后方。占领了这个地区，就为将来解放全中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毛主席还和往常那样，一边说着话一边度着步子，手里夹着烟卷，不时地吸上一口。“从全国的条件来说，那里的形势比其他的地区要好一些。我看，只有你才能把那里的党、政、军、民都统率起来。下一步怎么打，你要有个计划。要立足于打，非打不可。我同江青同志谈过，她已经对军事很感兴趣。” 　　江青插话说：“林彪同志是位英勇善战的大将，他对您的思想是吃得最透的，他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党中央的重托。” 　　林彪点点头说：“我佩服主席的决策，对主席的命令我是无条件执行的。” 　　毛主席说：“自己要用脑子，这点你比其他人强得多。我准备去重庆谈判，你这个主战派是个关键，你们越是坚决主张打，打得越狠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这点，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已经讲明了。”

　　蒋介石以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一着高棋，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短短九天内，连发三封邀请电。 　　于是，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 　　开完会回到家中，江青稍有担忧地对毛主席说：“我看中央里，起码有一两个人是盼望你回不来的。” 　　毛主席说：“这样好，让各种思想都暴露一下，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准备一下下篇文章的布局嘛。” 　　毛主席又说：“现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看着我毛泽东，我不会扫他们的兴的，去就去，无非是演一场鸿门宴嘛。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演一场替夫报仇的悲剧嘛。反正我已经和他们都讲好了。” 　　这番话，使江青激动得伏在毛主席胸前掉下了眼泪。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感染了她，她抬起头，望着丈夫的眼睛，变得异常冷静和坚强。 　　在去重庆的前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江青帮助整理和校对了《通知》全文。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指示，告戒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的善心，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临行前的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谈话后，又和江青作了交代。毛主席抱着小女儿李讷，不住地亲吻她的脸蛋儿。他很庄重地说：“这是我们暂时的分别，不许掉眼泪。要显得高高兴兴，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不是我们夫妻、家庭的分别，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党是坚强的、有希望的。我走之后，一旦延安有事，你可以给重庆办事处打电报，就说你的身体不适合就可以了。如果真有病也可以来，反正随时联系就行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毛主席中午将坐飞机赴重庆谈判，江青忙碌得连早饭都没有吃。她一再叮咛跟随毛主席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说最后一句话时，江青几乎要掉下眼泪。她为了让主席穿戴整齐一些，特意从苏联驻延安的工作人员那里借了电熨斗，把主席穿的衣服，里里外外熨了一遍。毛主席连顶帽子也没有（除了军帽），她又从苏联驻中共联络站的官员那里借了一顶灰色礼帽。她再次检查了给主席带的书，因为毛主席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书。 　　忙碌得筋疲力尽的江青，来不及休息一下，又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 　　机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江青母女好不容易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来到毛主席跟前。 　　毛主席望着江青激动中而带有忧虑的脸庞，只会意地点了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爱抚了一下，然后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小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在这极短暂而匆忙的告别中，江青忍住了眼中的泪水，心中升腾起巨大的责任感：我要做好工作，迎接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一直等待天上的飞机消失之后才和欢送的人们一道回去。回到家中，她迫不及待地向机要电台打听毛主席的情况，特别着重询问重庆机场欢迎的情况，她担心毛主席的安危。随后，她又向各个解放区了解毛主席走后的反映，她要完成毛主席的重托，掌握军事机要。 　　其实，江青的忧虑和担心不是多余的，去重庆的危险性不说，延安共产党上层也有各种思想开始暴露出来。最突出的就是刘少奇代表的和平麻痹观点。毛主席刚刚离开延安，刘少奇就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快要到来了，这是一个划时期性质的变化。”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甚至幻想到国民党政府去当官。 　　江青看到和听到这些一派喜洋洋的和平舆论，非常心急。她几次找到刘少奇，反对这种“和平建设”的思想观点，要求加紧备战，迎头痛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她一再提醒：“主席的教导是英明的：你们要敢打胜仗，多打胜仗，打得胜仗愈多愈漂亮，我在重庆越安全，回来越快。千万不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大发慈悲上。”一开始，刘少奇还愿和江青商讨一些问题，后来就不耐烦了，背着江青说什么：“一个女人，管这么多干么！” 　　江青看到刘少奇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把毛主席临行前的告戒，直接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其他中央领导和各解放区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革命军队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每次危难关头，都是毛主席力挽狂澜使革命得到挽救的，所以党和军队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各战场捷报频传，用力地支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 　　毛主席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江青着急地找到刘少奇：“中央应该采取措施让主席快点回来呀？” 　　刘少奇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和重庆联系了，他们说谈判工作多次出现僵局，主席一时还回不来。请你放心，一旦有事，中央会按照主席的安排采取措施的。” 　　江青看到刘少奇一付官腔，不由得说了一些气愤的话。刘少奇马上说：“你不要乱说，传出去影响不好，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要注意团结，维护和平的大局。” 　　江青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回去后，立即按照事先和毛主席联系的方法，向重庆发报，借口看牙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带着女儿李讷，飞抵重庆机场。由于一切都是秘密进行，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悄悄地住在中共重庆办事处。 　　毛主席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抱着女儿，亲着她说：“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们呀，好想我的娃娃啊。” 　　江青关切地打量着毛主席的面孔，见他安全无恙，才放心地说：“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定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扣留起来，我实在不放心你呀。” 　　毛主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谈判的进展，又询问延安的情况。江青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主席：“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们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不便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过来了。” 　　毛主席看完后，对她说：“你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完病就回去吧。”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他的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也好，你再和他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起草一个文件，给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一下，让他们对谈判的过程也有个基本的了解。我这次在重庆，对国际上的一些情况也摸透了。美国并不都是帮助老蒋的，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嘛。苏联的同志们也不是一切都好，他们对蒋介石还是抱有幻想的，总希望拿出个满意的东西来。这也影响了我们党内的同志，所以刘少奇他们的表现并不奇怪，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再与蒋介石周旋下去。反正我们是两种打算都准备好了，一切看老蒋的诚意吧。” 　　于是，江青每天把谈判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选择那些重要内容秘密地通知给苏联政府。毛主席告诉她：“对中国的事情，不管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他们都是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他们的策略的。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我们的事，我们最有发言权，谁也代替不了我们。” 　　江青默默地按照毛主席的思路，干着交给她的任务。她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里，衣着简朴，不声不响地出入，像一个在校的大专女学生，整天秘密地工作着，帮助毛主席收集信息，向外传达毛主席的意图，草拟和整理毛主席的谈判思路。由于隐蔽得好，自始至终，外人谁也不知道她的底细，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连负责监视毛主席谈判行动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事后也叹息：“她从没进入我们的视线。”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毛主席告诉江青：“谈判不会这样拖下去，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谈判真相及我党态度，然后通知蒋介石，我将返回延安。我估计，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扣留我，我们这一个多月在重庆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儿赶紧回延安，千万不要成为我说走就走的拖累。”江青听从毛主席的安排，立即秘密地返回到延安。 　　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江青既向刘少奇、朱德等人对工作安排的不当而提出批评意见，又听到盛传“蒋介石要软禁毛泽东”而忧心如焚。但她不愧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学生和战友，一方面做好最坏的准备，一旦毛主席被扣留软禁，马上携带女儿到重庆陪毛主席坐牢；一方面抓紧军事情报工作，把各种军事机要收集起来，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时多次敦促中央军委领导人，下达命令，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江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明白：光软禁一个毛泽东是没有用的，各根据地是铜墙铁壁，还不如同意毛泽东回延安，以赢得一些面子。尽管形势的发展不是江青一个人的作用，但无疑她的认识是正确的，她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江青终于在十月十一日盼到了自己的丈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段的陕北斗争中，主要是协助毛主席做好军事机要和军事情报工作，把毛主席重庆谈判的意图，特别是“立足于打仗”的思想及时地传达给各根据地军民，为武装革命人民的战争头脑、克服和平麻痹幻想，做出了默默的贡献。同时，她从关于戏剧《逼上梁山》的争论、从毛主席去重庆之后刘少奇等人的表现，看出共产党内部路线分歧的严重，感到革命的路，今后是更长更艰巨。她的看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使她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河山

第十章　陕北转战

　经历了重庆谈判刻骨铭心的离别，目睹了抗日战争后党内和平思想的泛滥，江青和毛主席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更高境界的一致。那生离死别一般的思念，使江青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毛主席，而毛主席呢，看到江青能想自己之所想，做自己之愿做，这种革命的知音真是难求，他真正体会到了革命爱情的幸福，战斗伴侣的欢愉。

　　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完全按毛主席预料的那样发展着。 　　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政治谈判桌上狼狈不堪的蒋介石反动派，在军事战场上更是一败涂地。黔驴技穷，蒋介石孤注一掷，1947年开始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 　　毛主席为了诱敌深入，与蒋匪军进行机动灵活的周旋，决计撤离延安。 　　说实在的，江青对延安是非常有感情的。自从1937年来到延安，已有整整十个年头，这是她青春年华最辉煌的时期。在这里，她投入到党中央的怀抱，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列主义者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在这里，她结识了伟人毛泽东，多少个夕阳余辉中，延河边、宝塔下，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共同探讨革命的真理；多少次幸福时光里，她陶醉在毛主席宽大柔软手掌的爱抚中；又有多少个难忘的时刻，她因受到伟大领袖的赞许和夸奖而激动幸福得脸发红，眼发亮，浑身充满使不完的力量。煤油灯下，窑洞窗前，她洒下了汗水和心血，为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废寝忘食；田间地头，大生产的原野上，纺织毛线的院落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播种了她的希望，收获了她的喜悦。 　　她怀着无限的深情对毛主席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离开延安呢？虽然从理智上说，我是明白的，但真要离开，还实在舍不得！”毛主席温和地说：“我们不是已经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了吗？你的许多分析和见解对我都有启发，怎么该走了又犹豫了呢？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啊！”江青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看来，我还是有些恋旧情结。”毛主席抽着烟，在窑洞里度着步说：“恋旧并不都是坏事，但应看哪些旧应恋，哪些旧不应恋，恋旧、重感情也应服务于革命的大目标。” 　　江青品味着毛主席的话，很快收拾好了东西。这已是1947年3月18日下午，延安已是兵临城下，形势非常严峻，彭德怀更是暴跳如雷，催着毛主席赶快离开。可是毛主席还是稳如泰山，和部队负责人谈话，并不时关心地询问机关和群众撤退情况，不少人急得没办法，央求江青出面说服毛主席快走。 　　实际上，江青经常做些别人不能做的工作，毛主席几乎每次都采纳了她的意见。例如，有一次毛主席批评一个高级将领，生气地说：“你到外面给我晒太阳去！”这位将领真的晒了一上午太阳，卫兵看不过意，告诉了江青，江青马上见到毛主席，提醒他他不要这样责备和惩罚同志，毛主席歉意地点了点头，说：“我一时发火，没想到他认了真，我一忙，把这事忘了，你快去安慰下他。”江青说：“我早把您的意思向他解释完了。”毛主席高兴地拍了下江青的手，又去忙了。 　　但这次，江青虽然也着急，可是说了几次仍不管用，毛主席一定坚持最后离开延安，还说要看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没法，周恩来请来彭德怀。彭德怀心急火燎地命令工作人员和部队士兵快搬东西上汽车，硬是逼着毛主席坐到汽车上。事后，江青笑着对毛主席说：“彭德怀虽然思想上有不少毛病，可打仗还行，他气势很凶地逼着你上汽车，也算立了一功。”毛主席说：“这些人是能共患难不能同胜利的，也很难一块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生活一安定，工作一顺利，敌人一捧场，他们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暴露出来。” 　　深夜，江青陪着毛主席，带着女儿李讷，还有两位警卫员，挤进一辆轻型吉普车，慢慢开出了他们朝夕相处住了十年的延安古城，向着大雪覆盖的荒原前进。车队在春寒料峭的黑夜中，奔驰了70 多公里，3月19日凌晨，到达转战陕北的第一站——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 　　敌机盲目地在天上乱飞，不时投下炸弹和进行疯狂的扫射。为了安全，19日白天连续转移了好几个村庄，夜晚来到清涧县的高家（山佥）（险）村。毛主席坚持不打扰老百姓，就在村外的石板上睡了一夜。江青抱着才七岁的女儿，偎在毛主席身边，好歹休息到天明。江青向毛主席建议：“应该打一仗，挫挫胡宗南的锐气，不然，老是让他们追着屁股。”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已经懂得军事了，很好。你记得我们撤离的路上经过一处地势险要的大川吗？你还说这是伏击的好地方。你马上拟份通知，告诉彭德怀，就在这个地方打伏击，这个地名叫青化砭。” 　　于是，1947年3月25日，旗开得胜，解放军在青化砭全歼敌三十一旅，标志着进攻延安的胡宗南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北面的子长县王家坪村开会，商量下步行动。毛主席依然坚持他的意见，坚决不离开陕北，要和陕北军民并肩战斗，拖住蒋介石的最大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的压力，配合即将开始的战略反攻。不少人认为，陕北兵力单薄，非常危险，应该撤到黄河以东去。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清涧县枣林沟会议上形成妥协，把书记处一分为二，一部分过黄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一部分留在陕北。毛主席带领周恩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转战陕北，坚持斗争；刘少奇、朱德他们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过黄河。 　　书记处分工后，中央机关也需要调整。当时最危险的是留在陕北，其次是去晋西北，最安全的是太行解放区。江青听了这个消息后，立即表示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继续参加最艰苦的斗争。可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子女，如邓颖超等人已全部安置到安全地区，特别是女同志，没有一个留在陕北。江青找到毛主席申述理由，表明态度，让他支持自己的意见。毛主席非常赞赏江青的坚决态度，他何尝不知道陕北的危险和艰苦，但他更愿她经受锻炼和考验，自己的亲人更应该走在革命斗争的最前面嘛，这是他的一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从工作考虑，他也不愿离开江青。她那清丽漂亮的楷体字、流畅丰富的文学功力，能够准确无误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发挥出来，变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全党的一致行动；她那些迸发着革命火花的智慧和敏捷，常常给自己以启发，使自己的思维更加明确和坚定；她那些深深的、点点滴滴的、混合着革命同志、战友、师生的浓重的夫妻情感，常常成为自己驱逐困难、烦恼的兴奋剂。在今后征途险恶的日子，他很需要这位知己陪伴在身旁。毛主席支持了江青的要求，使江青成为留在陕北、转战陕北的唯一女同志。随后他们安排自己的女儿李讷，跟随邓颖超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的同志编为一个支队，番号是“三支队”，任弼时是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治委员，江青担任了政治助理员，而毛主席和周恩来则以“代号”相称，随支队行动。一切就绪后，这支部队就向陕北的绥德方向进发。 　　33岁的江青一身戎装，头戴解放军帽，佩有红领章，打着裹腿，足蹬黑布鞋，骑在马背上，俨然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有时马匹不够，她和毛主席就同骑一匹大青马；遇到难行的路，她就和毛主席一起步行，互相搀扶；黑夜走山路有危险，她就拉着毛主席的手，与其他干部战士连成一串。泥泞的黄土路，崇山峻岭的艰难跋涉，趟着深沟浅河冰冷的水，她像男同志一样挺过来了 。有准备的担架，毛主席坚持不坐，她也坚持不坐，自始至终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旺盛斗志。 　　陕北转战的艰苦日子，江青是忙碌的。她除了参加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召集的指挥员会议，作为机要秘书还需要随时参加中央领导的会议，参与起草毛主席口授的文件和命令，同时还要做好政治动员、军事宣传工作。 　　4月5日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由于这里相对安全，三支队就暂时住下来。江青根据毛主席的吩咐，带领战士们到地里帮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毛主席则抓紧时间写作，研究当前斗争的实际问题。这两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春雨住了，天放晴，风和日丽，小草换了嫩装，葱绿一片，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也抽青吐翠，绽出一片片新芽。由于气候变暖，毛主席的皮肤过敏，手肿得厉害，还起了水疱，江青着急地找来黄树则大夫，敷了药膏，包扎起来。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时间比金子还宝贵，怎么能停下来不写字呢？江青于是放下其他工作，专门坐在毛主席身边，记录着毛主席的伟大思维。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由于两人都全神贯注，忘掉了时间，忘掉了空间，以致连卫士们进进出出倒了几次开水，加了几次灯油，他们都不察觉，开水凉了也来不及喝一口。山村的午夜静极了，听得见大理河（靖边县境内的一条小河）的呼吸和山风留在窗纸上的絮语，周围的山峁、沟壑、窑洞都入睡了，只有青阳岔村青阳坡上毛主席和江青的这孔窑洞还亮着灯光。一个口述着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战略的思考，一个奋笔疾书，用最准确最精道的语句写出美丽流畅的文字。当启明星最后隐去，东方现出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毛主席大手一挥，结束了他伟大思考的驰骋，江青也高兴地在稿纸上画上最后一个标点。毛主席一目十行地飞速浏览了一遍，满意地签上名字。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这篇光辉著作的诞生。 　　毛主席在《通知》中，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罪恶行经，庄严宣布：“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陕北连降了几场暴雨，沟满河平，给三支队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光搭浮桥就花去了不少精力，还要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一次，搭浮桥遇到困难，江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带领几位政工人员到村里查看。走到村头，只见一座庙宇占了很大面积，几重大门的院子里堆着一些木料。由于是庙里的财产，大家都不敢动。江青找到村干部，向他们说明当前的紧急形势，让他们跟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要破除迷信，打破不能动庙里一草一木的清规戒律。经过一番工作，群众都高兴地跑到庙里，把门卸掉，把木料抬出来，很快搭好了一座浮桥，使三支队指战员和中央首长顺利地迅速地渡了河。江青怕群众还有想法，专门找了一位帮助搭桥的老汉问：“搬运庙里的东西搭桥，大家有意见吗？”老汉爽快地回答：“首长，我们这些穷苦人现在不信神了，只信共产党、毛主席，只要毛主席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建十座庙、烧几辈子香都可靠。”江青激动地握住老汉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心里想：“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中国的贫苦农民阶级是最革命的。”这位老汉握手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位女同志，没想到这支艰苦转战的解放军队伍里还有位女首长，惊讶得呆在那里好一会。但他更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女同志还是毛主席的战友和夫人呢！ 　　6月中旬，三支队经过几个雨夜急行军的转战，住进了靖边县的天赐湾。天赐湾座落在大虎高粱山的山腰，刚住下，敌兵就过来了。当时形势危急，山沟里就是大队的敌人，稍不小心就会暴露目标。毛主席沉着指挥应战，江青也同其他首长一样，深入连队协助做好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敌人在沟底转了个弯，便顺沟朝别的方向走了。他们万万想不到，整天追寻的毛泽东，就歇息在自己头顶的半山腰上。 　　因为天赐湾只有20来户人家，根本无法住下三支队，几位中央首长挤在两间土窑洞里，江青和毛主席住里边一个小窑洞，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挤在外间土炕上，毛主席和江青让警卫人员找些禾草铺在窑洞里的地面上挤着睡。 　　刚住定，房东大嫂回来了。大嫂叫马怀芳，丈夫叫王有余，他们一家人都转移到山沟里，什么都搬走了。见自己部队的同志来了，赶忙从山沟里回来招待亲人，安上锅点着火烧水做饭。 　　江青见大嫂忙碌，立即过来搭把手。她见大嫂面黄肌瘦，说话有气无力，亲切地问道：“大嫂，你是不是病了？”马怀芳把自己的病情说了一遍，江青马上报告了主席，让三支队的医生黄树则对她进行检查。经诊断，大嫂是肝炎。于是，江青带着大嫂打了针，拿了药，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并一再嘱咐她要注意休息。马怀芳非常感动，说江青是她的救命恩人，江青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穷苦人打天下，为您做这点事是应该的。”马怀芳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不顾江青的劝阻，执意返回到山里转移的地方，拿来自家的炸豆腐、糜面糕等吃的东西，让江青和毛主席吃。从此，江青和马怀芳成了好朋友，每天领着她去打针，不几天，病情就大为好转。马怀芳的丈夫王有余更加感激，每天主动地义务地为毛主席站岗放哨。后来，三支队离开天赐湾到靖边县的小河村驻扎，马怀芳专程赶来，看望毛主席和江青。

　　小河村是个大村庄，三支队几百号人分散地住在老百姓家中。江青和毛主席的房东家养蚕，蚕吃桑叶的声音很大，再加上出来进去喂蚕，警卫员怕影响毛主席的休息，对房东进行了一些限制，江青和毛主席听说后很生气，批评了警卫员们的做法，使房东很感动。房东的邻居住着母女几个，丈夫参加了解放军。这母亲和大女儿俩经常帮江青和毛主席做事，江青就教她们家的孩子们识字，向她们全家宣传革命道理，还抽空到地里帮助干农活，相处得就象一家人。有时江青亲自做了饭请她们母女几个过来一块吃，她们做了好吃的也送给江青和毛主席尝尝。 　　在小河村的40多天里，江青非常忙碌。她经常参加村民会议，讲解当前形势，让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启发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宣传革命的光明前途，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理想。她的讲演使人们非常感动。她与群众一起忆苦思甜时，把自己从小受的苦都讲出来，与最下层的农民心灵上得到沟通、交融，讲到动情处，台上台下一片哭声。她参加土改工作，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为中央小河会议上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右倾错误提供了素材。 　　小河会议是1947年7月21日至7月23日召开的，江青作为军委机要秘书参加了这次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军事将领参加，同时也有像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一些非军事领导人与会。 　　小河会议之前，毛主席和江青议论过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各野战军的相互配合问题。江青说：“现在的形势显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历史进程正在加快。由于各战场形势大好，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和只看到本战区情况的各自为政的思想，主席您应该出面协调一下，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毛主席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及时，我正想和恩来、弼时商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小河会议开得很成功。陕甘宁晋绥司令员贺龙，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以及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十七、八位军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贯彻了毛主席“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明确了下一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把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正式列入时间表，同时解决了军事指挥、土改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物资和群众基础。 　　小河会议之后，1947年7月31日，三支队改称九支队，秘密转移出小河村。所谓保密，只是对敌人而言，听说三支队要走，小河村的群众纷纷前来送行，把中央首长和指战员们围成一块块的，久久不肯离开。有不少妇女拉着江青的手，恋恋不舍，送出村外很远还不愿意回去，不少女孩子还向江青提出要求：“我跟你们去！”江青激动地说：“大家回去吧，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现在赶紧回家，做好坚壁清野，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彻底消灭敌人的日子不远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八月的陕北，正是暑热天气，天上骄阳似火，地上热浪炙人，空寂的川道里像蒸笼一样，不少干部战士都热得脱掉上衣还是喘不过气来。江青作为这支队伍中的唯一女同志，更是闷热难耐，本来给她配有马匹，但她不愿特殊，执意和大家一块步行，遇到小河，就打起赤脚，涉水而过。同时她布置政工人员，抓紧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以免炎热消磨了部队的斗志。她鼓励大家：“要常想想红军长征，把眼前这点困难和雪山草地作比较，就会增加克服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她还引导战士们设想敌人的处境，提高革命意志。她说：“敌人老叫咱牵着鼻子走，人生地不熟，吃没吃的，睡没睡的，又没群众支持，越走越是死路一条，那才叫苦呢。那像咱们，处处有亲人，现在虽然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走出全国的彻底解放。” 　　这样的行军，从8月1日离开小河村，到9月初，连续40多天，走过了靖边、子长、清涧、子洲、绥德、米脂等陕北一些县的地区，最后到达靠近黄河的佳县。一路上，时而热得像个蒸笼，时而被暴雨淋得像个落汤鸡，时而白昼，时而黑夜，时而泥泞的山川，时而崎岖的羊肠小道。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鸣扫射，身后、左右、甚至擦肩而过的都是敌军追击部队。 　　在行军途中，毛主席亲自部署了沙家店战役，并于9月20日下午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这一仗，以雷霆万钧之势，闪电般地来到期待胜利的人们面前。仅仅几天以前，敌人还凶焰万丈，妄想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然而现在，敌人就象摄氏寒暑表上的水银柱，突然从一百度降到零度以下，彻底垮了。而身处险境的我军，转眼间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江青亲历其景，身临其境，目睹了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参与了书写了一道道命令和指示，在许多关键时刻，关心、照顾、提醒了自己的丈夫、伟大的领袖，这一切，怎么能不使她感到无限自豪和激动万分呢！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江青和一些政工人员参加了教育俘虏兵的工作。她以翔实的材料，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向国民党俘虏讲话，把他们都感动得流泪，有的放声大哭，立即甩掉国民党兵的服装，要求参加解放军，甚至跪在地上，不答应就不起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江青和支队的同志们来到佳县的神泉堡。由于形势相对稳定，毛主席除了指挥全国的作战，可利用的空余时间相对多了，十分想多读一些书，并开始了他的英语课程的学习。于是，毛主席派江青带着几个警卫员渡过黄河，到山西后方取些书来，顺便看看女儿李讷。

　　母女连心，江青见到战火中分别了半年多的女儿，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女儿李讷扑在母亲怀中，亲热地哭了起来，毕竟才是七岁的孩子啊。江青一向不溺爱女儿，是慈母也是严师。父亲毛泽东尽管十分喜爱这个女儿，但他日理万机，忙于操持军政大事，只有休息时才能逗她玩耍一下，所以教育女儿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江青的身上。江青亲切而又细心地询问了李讷生活学习的情况，决定把她带到陕北毛主席的身边，这也是她父亲的心愿。 　　于是，江青携带女儿，完成了党交给的其他任务后，又渡过黄河，回到陕北佳县城关附近的吕家坪，与前来迎接她们的毛主席会合。父女“久别重逢”，很长时间沉浸在亲热之中。江青怕冷落了同来照顾李讷的保育员韩桂馨，忙把她介绍给毛主席。随后，江青一家三口住进了米脂县杨家沟的一个三孔窑洞中，同院里还住着周恩来。平时，女儿李讷由保育员带领玩耍，江青和毛主席忙各自的工作；闲暇时，李讷或者不停地向毛主席撒娇，引得毛主席一阵阵哈哈大笑，或者把母亲教唱的《打渔杀家》片断，又唱又表演地给父母和周恩来等其他首长看，赢得掌声和赞美。江青这时都站在一旁，满意地微笑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美满。 　　在杨家沟期间，江青首先参加了土改工作，深入走访贫农，仔细调查了这个村庄的土改状况，多次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耐心听取了村干部的汇报。通过了解，江青发现这个村庄的个别干部掌握土改政策不好，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更为严重的，由于这里是老解放区，村里主要干部滋生了享乐腐化的思想，私心严重，在土改中分好地、多分地，有的到地主富农家去吃喝，甚至发展到被地主拉下水，娶地主的闺女当老婆就替地主说话，不让贫苦农民继续斗争地主，帮助地主隐匿土地、转移浮财，等等。同时，她发现土改中思想教育工作十分薄弱，她认为，土改不光是斗地主分土地，而且应该让农民从思想上翻身，要认识到分土地不是谁的恩赐，而是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土改就应该使农民明白这个道理。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这些情况，并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些不纯分子也趁机钻进党内。正如列宁说的，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物都会高喊革命，都会拼命往革命队伍里钻。又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主席，您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毛主席故意问：“那你说怎么办？”江青爽快地回答：“应该进行一次全党整风，查查阶级出身、思想认识，严肃查处那些不符合革命要求的、作风败坏的不纯分子，把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进而纯洁组织，整顿思想和作风。”毛主席大手一拍：“好。你好好准备一下材料，我要写篇文章，指导全党全军的工作。”这就是毛主席日夜赶写、江青全力协助、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的光辉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这篇文章中，江青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整夜整夜地陪伴毛主席到天明。有时毛主席说，江青记；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两人反复推敲；有时因为想到一块、说了相同的意思而会心地一阵欢笑。 　　江青参加了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杨家沟举行的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非常重要的“十二月会议”，毛主席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成为这次会议的纲领性文件，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了这个报告，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江青在参加会议之余，还应邀对晋绥平剧团的演出节目进行指导。《恶虎村》是演黄天霸的戏，过去把他当成英雄人物颂扬。江青说：“你们对这个戏的改编有了新意，揭露了黄天霸这个清王朝豢养的镇压人民的鹰犬的奸诈和阴险，但还不够深刻，同时还应该大力树立正面人物濮天雕、濮天虬兄弟的形象。”剧团采纳了江青的意见，在“中央十二月会议”结束那天进行了演出，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主席称赞说：“你们的戏改得很成功，演得也很成功。对于旧的传统戏目，就是要从大处着眼进行改革，把旧戏改造成为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新艺术。” 　　1948年春，经过胡宗南几十万匪军的抢掠、糟蹋和风沙雨涝、霜冰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的陕北大地，闹起了饥荒，上百万军民陷入饿肚子的威胁。 　　毛主席号召中央机关所有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帮助群众度过春荒。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吃大灶饭，和一般人员一样是一天两顿盐水煮黑豆，连豆皮都不去掉。她教育幼小的女儿：“你看贫苦农民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有时偷马料吃，咱们有豆子吃就很好了，你说是吗？”七岁的李讷点点头，懂事地说：“黑豆好吃。”江青又说：“我们是毛主席最亲近的人，一定不能搞特殊，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陕北的娃娃吃黑豆长得很壮，你也一定行。”李讷为了表示“能行”，随即向爸爸妈妈表演了一个《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造型，引得江青和毛主席都笑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江青满怀深情地离开了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跟随毛主席，东渡黄河，结束了一年来的陕北转战。 　　这一年的陕北斗争，是江青一生中极为辉煌的一页。江青没有参加过万里长征，但艰苦惊险和极端困难的陕北转战，并不亚于长征，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是陕北战役中一步也没有离开毛主席、一直协助毛主席工作、时刻关心照顾毛主席生活的唯一女同志。艰险的陕北转战，使江青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勇敢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革命献身的共同理想、繁忙紧张的战争生活、恶劣的斗争环境，使江青和毛主席的革命爱情得到升华，使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婚姻赋予更加崭新、更加充满勃勃生气的内容。毛主席临危不惧、指挥若定、运筹于窑洞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才华，与劳苦大众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尚品格，时时拨动着江青的心弦，促使她更快地更健康地成熟起来。而江青的敏捷细致、蓬勃朝气、勇往直前的革命进取精神、精通马列主义著作的惊人记忆力，也不断地敲击着伟人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对她更加信赖和疼爱，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工作的最得力助手、政治的最亲密战友，他为选择江青而感到幸福、满足和自豪。他们是真正的、亘古少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夫妻和政治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