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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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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5:05:11 | 显示全部楼层

苏联从东北运走多少财富?可怕的“解放者” [转帖]


  1946年苏联士兵正在东北拆运机器回苏联

  到抗战末期,经过日军多年的苦心经营,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日本投降后,其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求: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

  这样,高崎等一伙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做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具了证明,证明移交的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做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在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

  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破坏了东北的工业基础,但满足了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

  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做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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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5:15:15 | 显示全部楼层

《尝后图》和《熙陵幸小周后图》详解[转帖]


  古代的春宫,用现在的话叫少儿不宜的淫秽图画或者黄色图画,多半描绘的都是男女交合的场面,主要有性教育、性启示,以及激发性兴奋的作用。一般来说,没有多大的艺术价值,更无什么思想意义。但有两副春宫背后却掩藏着野蛮的性暴力事件,那就是宋代无名氏所画的《熙陵幸小周后图》和《尝后图》。

  五代十国后期南唐国主李煜的皇后小周后,是闻名于天下的绝色美人。周薇系南唐后主李煜的皇后人称大周后的周蔷的同胞妹妹。周蔷二十九岁时病故,早就和姐夫有一腿的周薇又嫁给了李煜,人称小周后。史书载,大周后病重不久于人世之际,见到周薇进宫,便道:汝何日来?那时周薇尚小,未知嫌疑,回道:既数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可是李煜只知谱词度曲,不知治国,最后被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国,他和小周后一起做了俘虏。在所有的皇帝之中,赵匡胤应该不算是好色的,他曾将后蜀主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纳入宫中册立为贵妃,却放过了同样是绝色美人的小周后,还封她为郑国夫人,估计他是因为欣赏李煜的才华,才没染指小周后。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赵匡胤去世,其同母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宋大宗原名赵匡义,太祖时改名光义,称帝时又改名炅,他在位22年,庙号太宗。赵光义就没那么讲仁义了,他继位后,小周后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觊觎小周后的美色已久的赵光义,借命妇要不定期入宫朝觐的机会,强留小周后。这段历史,宋王銍《默记》卷下最早记载在案:“龙兖《江南录》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又韩玉汝家有李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清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六《尤悔》亦有相同记载。

  据说赵光义还把宫廷画师召来,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进行“写生”绘画,就是《熙陵幸小周后图》。因宋太宗赵光义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故云其“熙陵”。《默记》、《宋稗类钞》均未提是否真有此画?而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果报·胜国之女致祸》有明确记载:“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盖后为周宗幼女,即野史所云:每从诸夫人入禁中,辄留数日不出,其出时必詈辱后主,后主宛转避之。”

  赵光义形象不怎么样,却是一个十足的好色之徒,对于小周后的“行幸”,简直就是强奸。沈德符还云:“此图后题跋颇多,但记有元人冯海粟学士题云:‘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明姚士麟《见只编》亦云:“余尝见吾盐名手张纪临元人《宋太宗强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两足穿红袜,袜仅至半胫耳。裸身凭五侍女,两人承腋,两人承股,一人拥背后,身在空际。太宗以身当后。后闭目转头,以手拒太宗颊。”由此可见,赵光义“行幸”小周后十有八九是真有其事,而且此图也确实存在过。

  1127年,靖康之变,金人灭宋,裹挟徽、钦二帝及三千宗室嫔妃公主北归,命运可想而知。宋徽宗的韦妃,也就是高宗赵构的生母,被俘时三十八岁,在金朝被金人凌辱十五年,绍兴和议后才被放回南宋,成为高宗的韦太后。她在金朝,还留下了两个宋高宗的有金人血缘的混血兄弟。\u0013因此,元人冯海粟曾在《熙陵幸小周后图》上题诗:“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意思是,宋朝皇帝强奸了别人的妻子,而他的后代又被金人强奸,真是报应!

  历史往往会重演。百年后,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灭金,南宋军人也施加了性报复。甚至有人还把强奸金后的情景画成一副春宫,题为《尝后图》,意即“尝金朝皇后滋味图”。佚名的《樵书》中曾提到这幅南宋末年的《尝后图》,云:“一妇人裸跣,为数人抬舁,人皆甲胄带刀,有啮唇与乳及臂股者,至有以口其足者,惟一大将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就。又有持足帛履袜相追逐者,计有十九人。上有题云:‘南叱惊风,汴城吹动,吹出鲜花红薰薰,泼蝶攒蜂不珍重。弃雪拼香,无处著这面孔,一综儿是清风镇的样子,好将军是极粘罕的孟珙。”孟珙就是最终打败金国的宋将,意思是说他带头强奸金后。

  金后是否被捉,史料不见载。《金史·本纪第十八·哀宗下》云:“庚子,上发南京,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太恸。”说的是金国最后一个皇帝哀宗逃离汴京时,身边一个女人也不带。但哀宗皇后徒单氏,据《金史·列传第二·后妃下》记载:“未几,城破北迁,不知所终”。那么,金后是否被南宋军人强奸,不得而知。估计这个故事包括《尝后图》,不过是南宋汉人们一种满足报复心理的意淫罢了。

  这便是这两副现在已不知所终的春宫背后所掩藏的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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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5:16:39 | 显示全部楼层


滇缅路抬棺上阵,却为何败得如此羞耻 [转帖]


  2009-07-22 来源: 网易历史
  
200师出发远征之日,自师长起,全体军人上路,从几里外的金鸡村到板桥镇街上,扫到干净得连一根草都没有。一席话令我愕然语塞,原来我当兵时引以为豪的挑水、扫地的光荣传统,曾经早已是让我年少时切齿痛恨之辈们的日常功课。
  
  二十四拐

  本文摘自《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 章东磐/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今天你从昆明乘汽车前往畹町,当年的滇缅路已经一寸都看不到了。宽阔的高速公路让汽车可以像风一样刮过崇山峻岭,深沟和两山之间,被数百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架成坦途,太大的山就挖一个长长的大洞,让几辆并行的汽车毫无阻滞地冲过去。大理到保山原是山势最陡峭的几百公里,直到前几年才修通高速,习惯在山路上盘旋的司机们爽得一塌糊涂,他们第一次发现上百公里可以一直踩着油门走,还不用担心过去不到一百米就拐一个急弯的对面突然冒出逆行的大货车来,于是有人麻痹了,极速狂飙如飞,结果真的从高上云端的新公路上飞了出去,他们在将近一分钟后才会掉落的地方,很可能就是最早的滇缅公路。因为那条路是六十多年前的云南山里人几乎全用锄头挖出来的,大多数路段都是无奈地沿着巨大的山体形态蛇行。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哪条山路上流过这么多的鲜血。因为为着这条一千一百多一点公里的公路争夺战,有超过四十万至少六个国家的军人阵亡在与它直接有关的战场上,如果再加上至少两倍于此数的中缅两国死难平民,则这条蜿蜒的崎岖山路上每一米都是一条人命,每一米仰面朝天地躺着一位死者,他们手拉手从云南省会昆明连接到缅甸的交通枢钮腊戍。也就是说,这条路从修筑起的不到五年,几乎用人的骨肉又重新铺了一遍。

  一直到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实际上都并不知道这条公路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意义,似乎也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它。以至于在这条公路占大头的云南,几十年来都用一张“二十四拐”的著名照片来诠释这条确实险峻而多弯的战略公路。

  2000年的时候,云南的民间学者戈叔亚发起狠来,他骑摩托,搭汽车,徒步行走,对照着那张几乎六十年前的照片寻找它在滇缅公路上的位置,结果,他没有找到。戈叔亚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因为酷爱探究滇缅战场的历史而没有时间,索性早早辞去了与此无法发生关系的工作,下海经商,试图以商业成功支援自己的疯狂癖好,因为用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历史是个烧钱的行当。据说他也小有成功,在昆明人绝大多数安步当车的年代就买了摩托车。但他终于没当上大款,止步于汽车时代的门外。这个生意场上的失败者几年之后却干了一件让整个云南震动的大事,他公开发表文章,告诉大家:那张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照片不是在滇缅公路上拍摄的。因为他在贵州找到了那段路。他右手举着那张老照片,站在当年拍摄者同样的位置上,身后就是那段绕来绕去的盘山公路。

  那时我还在参与编辑《华夏人文地理》,因为这个杂志是从云南的《山茶》演变而来,所以会更关注云南社会科学界的动向。戈叔亚这个发现公布之后,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当地几位有头有脸的官方“学者”们约好了一样扑上来, 好像戈叔亚仅仅因为尊重事实而讲出的真相是一件让本省很丢脸的事情。我记得有一篇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文章,主题是说云南人民的抗日功绩不容抹杀。这个说法让我惊诧了好几天,因为无论那张照片上的路在不在滇缅路上,调查者戈叔亚都没有要抹杀本地人民的抗战历史呀!还有一位更绝,他告诉读者,戈叔亚证明“二十四拐”不在云南是多么的没道理,因为滇缅路上比这个照片上拐还多的路多得是!

  这件小小的公案对于现代中国的学术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除了当地,再也没有外面的学问家参加这个本就不该发生的讨伐与争论。而且事件的发展印证了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年,戈叔亚在当地媒体发起的评选本省十大有影响人物时高票当选。我之所以在许多年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重提这件事,只是想告诉此书的读者,千万不要被号称权威的假学者们和印成铅字的厚书唬住,只要是讲中国抗战的事情,很多都值得我们趁着当事人没死绝的时候再重新调查一番,别让虚假的信息在我们长年自卑进而急需自我鼓励的脆弱内心安营扎寨,以至于听到真话自己受不了。

  1999年,我第一次自己驾车驶上滇缅公路,开过大理之后,还有不少的路段依稀间保存着当年的样貌。时近黄昏,金色的阳光斜斜地洒满在路上,让那条被六十年的汽车轮胎和鞋底抛光成晶莹剔透的弹石路灿烂之极,衬着背后苍黛的远山,有一种渐上天际的绝世之美。这种叫做“塘石路”的路面是滇缅公路的特色,在今天所存无多。它是用俗称“狗头石”的长条石块竖着挤压排列成路面,两侧再用巨大的石块挡住它们,使每一块石头经年累月都不会稍微的松脱。石头当然不怕高原暴晒的太阳, 所以永无柏油路面一到夏日经常稀乎烂糟的局面。当然也不怕雨水冲刷,没有土路一下雨变成一条烂泥沟的担忧。而且石头朝上的部分大约拳头大小,即便稍有不平,轮胎走在上面并不巅簸。同车的云南探险家金飞豹一脸自豪地告诉我:这种路面是云南人发明的。我想也没想就点了头,路是人家山里人建的,这么智慧的铺路方法当然也归人家。

  好几年之后,和孙敏、戈叔亚一起为云南电视台做片子,重走滇缅路,才读到当年亲身修筑滇缅路工程负责人的著作。那书上告诉我们,尽管滇缅路的工期被内陆的战火催逼甚急,但所有路段与桥梁的上马开工都不曾一丝马虎,全部是专业人员亲身勘测后严格按标准设计的。这支专业队伍大多来自当时中国工业与建筑业最发达的上海与江浙,全部是国内的顶尖高手。正是这批人,从根本上奠基了这条公路能够担当得起整个中国战时唯一动脉的重任而不曾发生质量与设计缺陷的问题。今天在昆明城西,有一座专门建给这条路的雕塑墙,我在上面没有找到一位设计者与工程管理者的名字,它传递给我们的仍然是当地山里人用锄头和萝筐弄出了这条生死攸关的民族生存之路,我一点也没有否定人刨肩扛的伟大与坚韧,但是以当时云南的工业水平,缺了那些其后几十年仍以自己的智慧之光照耀中国道路与桥梁史的泰斗级人物,这条堪称世界第九奇迹的不朽巨作绝不可能仅仅诞生在尘土飞扬之中。

  那书上还专门讲了塘石路的设计依据来自上海,同样的路在那座亚洲最繁华的城市里已经被碾压了三十年而毫发无伤。这是很重要的实证依据,那么重要的战略公路,采用任何路面的铺设方案,必定要求万无一失,灵光闪现的计上心头是不可能被通过的。再深究下去的事那书上没讲,因为当年的工程管理者不会想到七十年之后的荣誉归属。上海最早的塘石路其实是法国工程师修的,因为早在一百年前,巴黎大改造的时候,中世纪污水横流的街道就被乔治•奥斯曼男爵全部铺上狗头石了。那路有多实用、多耐用,淘金于上海的成功法国大亨当然最清楚。那些家伙大多在法国没混出名堂,但却在遥远的东方成功了。回不去巴黎,咱自己拷贝一个。旧时上海之所以被称作“东方巴黎”,除了它的繁华,这夹在两排法国梧桐中的塘石路平添的形神兼备功不可没。有意思吧,那几十年来为抗战中国挣够了面子的金子般闪亮的路面,不仅不是拼死修路的云南人民发明的,甚至根本就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发明。

  2007年的时候,我在巴黎细细端详着塘石路的祖宗,一百五十多年了,它们目睹街上从只属于贵族的铁轮马车孤独地驰过,变成了无数平民驾驭成千上万五光十色的汽车穿行,仍然安稳地躺在欧洲之心的显要之地。它们哪里知道,论辈份该叫它爷爷的滇缅公路的那些路面,在遥远的中国边关,都已经成为古董,需要知情者悉心寻找才看得到了。这有点儿像中国的现代史,离得那么近,却那么难找,那么扑朔迷离,等你一不小心真找到了,从不动腿的人扑上来一齐告诉你,你脚下踩着的,手上摸着的,眼睛里亲见的都不是真的。

  
  1940年后,滇缅公路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动脉

  这条滇缅路是抗战中国的血脉,也是缅甸之战的导火索。对于曾经期望三个月搞掂中国的日本,很大程度上是这条路挡住了他们迈向完胜的步伐。

  历史不能假设,至今我们想不出当年如果没有这条路,中国是不是就真撑不住了。反正为了切断这条路,日本人生生把缅甸这个宁静的翡翠般美丽的佛教之国一把拖进了全然与它无关的中日之战。早些时候,我总觉得日本进攻缅甸是为了抄中国政府的后路,因为他们溯长江而上的意图被中国军队的顽强阻挡住了。但等我亲身走上了滇西旧战场,才深切地了解谙熟中国地形的日本人没有我这么天真。这个山地面积占全省97%的省份,不是海岛国家的陆军走得过去的。所以,日本军队把发起于缅甸的战役定名为只一个“断”,战略意图清楚明了,彻底切断中国的陆上补给线。

  我听一位在抗战爆发前夕在中央军校修习炮科的老军人告诉我们:那时候,中央军校炮科要实弹射击,用几发炮弹,都必须要校长签字,而校长就是全中国的军事统帅蒋介石。军事物资管到这么细,国家军事资源之匮乏,这一个例子已经说明问题了。那时的中国,面粉叫洋面,火柴叫洋火,煤油叫洋油,连钉子都叫洋钉,如此落后的中国与亚洲第一工业国日本开打,那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是不会给你送吃送穿送枪炮的。战争打到第五年,中国的抵抗仍然没有被摧毁,很大程度上都靠着这条唯一的血脉。枪炮、弹药、汽油,最基本的支撑中国战斗下去的物资从海上运到缅甸仰光港,再以铁路转运,接驳至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线上。那条几乎是悬挂在层峦叠嶂上的公路上,日夜奔驰着各式各样的货车,很多都是南洋的华侨为祖国抗战而捐献的。

  前年冬天,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在深圳见到了一位年近九十岁的老人。他身体己经不太好,日子也并不宽裕,和他熟悉的朋友们对老人都极为恭敬。他随身永远带着一个拉杆箱,里面放着他一生的宝贝。他怕深圳治安不好,出来吃顿饭的工夫,被贼把箱子从家里偷走。由于我与他是初见,又听朋友说我对滇西抗战的历史感兴趣,他特意打开了自己的藏宝箱。

  那箱子里收纳着他的一生。老人叫胡长发,他的家族是华人世界中曾经最富有的胡家,胡家的虎豹万金油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享誉海内外,老人就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中那头豹的二公子。胡老先生打开的全是历史,从六十多年前年轻的他与同样年轻的蒋纬国将军如兄弟般相依的合影,到数年之后他在美国学习驾驶军用战机的英姿,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称为老总统的蒋先生在台湾记不住第几次又“当选”总统后与国大全体代表合影的长卷式照片。他展开那张将近两米长的照片,正中都是历史上熟悉的面孔,他指着最左边角落里的中年军官,告诉我,自己不是代表,是老总统的侍卫官,所以也照上了。

  他回忆滇缅公路刚开通的岁月,他的父辈让他领着整整一队华侨同胞们捐赠的卡车和全部的司机从南洋浩浩荡荡地长途跋涉抵达昆明,那就是名载史册的南洋机工的一支。老总统专程派蒋纬国先生到昆明欢迎他们,老人告诉我,除了那些汽车,那些车上的物资,那些志愿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机工,他亲自押运的还有包括他们家在内的华侨捐给祖国的一卡车黄金,那是给国家买作战飞机用的。年轻的胡公子与机工们一路风餐露宿,他说,路程比出门前预计的长得多,艰苦得多,但是他没有动用过一点点黄金给自己买饭吃。

  此后,他与纬国将军去到陪都重庆,老夫人对他视同己出,并送他去美国学习空军。老人自豪地告诉我,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偌大的盟军轰炸机群中可能只有一个中国飞行员,就是他。

  我曾在几年前为了寻找一座当年美国工兵架设于滇缅路上的钢桥而走过一段极凶险的老路,一段早已废弃掉的老滇缅路。那天已近黄昏,下着雨,那路陡到我们下坡的时候挂在一档还要经常踩住刹车。那是接近40度的陡坡,一面是峭壁,一面就是悬崖。既使不避让对面来车,也让人开得手心出汗,胆战心惊。这不是越野赛场,只要侧滑,只要刹车失灵,一旦翻出去,根本就是不需要救援的。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机工们老旧的卡车在满载时是怎样开上去的,他们的车远不是我们今天哪怕是最差的越野车,只要舍得踩油门,再慢也上得去。

  戈叔亚告诉我,那时许多南洋华侨机工驾驶的还是烧木炭的卡车,上这样的陡坡,要烧好一会才能往上冲一小段,车上放着几块三角木,每到车冲至无力,站在车门外的助手要立刻跳下车去把三角木塞在轮下,防止溜车。等车烧好压力,又要飞快地拉出垫木,跳上车,否则就要跟在后面跑,因为那个车不能停下等人。想一想吧,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地方,那有多危险,又有多累,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极限运动可比它的万一呢。我不知道,这些本是平民而又生活相对优渥的机工们,有多少人为着自己素未谋面的故国能够挣出灭顶的深渊而舍身在了滇缅公路沿途的莽莽群山之中。在我所走过的滇缅路沿线,没有看见一座属于他们的纪念碑。

  为着保住这条路,中国军队从国内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出境作战,要知道此举对于早已战力枯竭的胶着抵抗战场无异于釜底抽薪。虽然那是配备有汽车兵团的当时最现代化的中国陆军精英,但是我看到的一副出征时的历史照片仍让我剜心般痛,那支入缅远征的部队,竟还是用肩上的扁担挑着行军锅!就是这样的装备水平,已经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最能拿得出手的仅存家底了。

  
  开赴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士兵

  远征大军中待命出征的200师曾短暂驻扎保山市板桥镇。后来也投笔从戎的刘志声老伯告诉我:“那是什么样的军纪,板桥街上有三百家茶馆,但茶馆里没有一个军人。”老人还告诉我们,200师出发远征之日,自师长起,全体军人上路,从几里外的金鸡村到板桥镇街上,扫到干净得连一根草都没有。一席话令我愕然语塞,原来我当兵时引以为豪的挑水、扫地的光荣传统,曾经早已是让我年少时切齿痛恨之辈们的日常功课。

  留下身后一片清名,随军出征的物资除了必备的弹药粮草,刘老伯说,还有从保山征发的几万具棺材。震撼之余,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那条二千里路的漫漫征途上,真要带着上万具棺木,至少需要几万民夫换着抬,根本没可能。棺材一定是带了,但那更多是宣示誓死杀敌、马革裹尸的绝死之心,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军用无声的视觉语言晓谕三军,老子连棺材都准备好了,绝不苟且偷生,弟兄们一起拼命上吧。

  抬棺上阵是古老中国的勇士面临绝死之战的惯常做法,基本上是吓唬对手的。可惜这一次不幸应验了这个黑色预示。大约四个月之后,出征之初国内媒体捷报频传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遗躯回到祖国,不过他没能躺在保山人支前的棺木里,那条归国道路之艰险,已容不得长眠的将军安卧棺中。既便如此,对比同在第一次远征中死国的数万同袍,戴师长已是唯一的幸运者。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09-7-22 21:3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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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5:26:10 | 显示全部楼层

英国罂粟花遍地开放 诱人沉醉[转帖]


   据英国《每日邮报》09年7月15日报道,住在英国多塞特郡附近的艾玛·罗莉(Emma Rowley)在和朋友散步时被平缓的让人昏昏欲睡的的夏季微风,引诱进入芳香的罂粟花田中。她说,“在这块偶然发现的罂粟种植地,真的就如传说中的一样,如果逗留太久,眼睛将会变得沉重,会开始打哈欠并进入最深沉的睡眠。”

    尽管种植罂粟在英国是不需要申请许可的,但这种罂粟(学名:papaver somniferum)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同时其提取物也是多种镇静剂的来源,如吗啡、蒂巴因、可待因、罂粟碱、那可丁,学名“somniferum”的意思是“催眠”,反映出其具有麻醉性,因而不是随处可见的。罂粟的种子罂粟籽也是重要的食物产品,其中含有对健康有益的油脂,被广泛用于沙拉中。而罂粟花本身绚烂华美,是一种很有观赏价值的植物。艾玛说,“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无边的自由,而且单纯的欣赏是免费的。”

  由于是制造毒品的主要原料,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严禁种植罂粟。但在英国每年11月11日是纪念战争先烈的“荣军日”,届时上到女王,下至平民,都将佩戴纸质的罂粟花以表哀悼。据悉,这项传统来源于一场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一战期间,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边境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许多士兵在那里牺牲。1915年5月,一名军医在掩埋战友遗体时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于是写下了名作《在弗兰德土地上》。此后,罂粟花就逐渐作为英国纪念阵亡士兵的象征花。

   由于是制造毒品的主要原料,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严禁种植罂粟。但在英国每年11月11日是纪念战争先烈的“荣军日”,届时上到女王,下至平民,都将佩戴纸质的罂粟花以表哀悼。据悉,这项传统来源于一场法国和比利时的战争。一战期间,比利时西部和法国北部边境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许多士兵在那里牺牲。1915年5月,一名军医在掩埋战友遗体时看到漫山遍野的罂粟花,于是写下了名作《在弗兰德土地上》。此后,罂粟花就逐渐作为英国纪念阵亡士兵的象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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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5:28:40 | 显示全部楼层

易中天:我是不做梦的[转帖]


  2009年07月20日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只有当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做梦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中国人就没做过梦。中国人不喜欢做梦,因为中国没有做梦的传统。

  如果说传统社会中国人有梦的话,那就是我在《品三国》中讲到的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其实就连这三个梦,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梦想。

  在西方的词汇中,梦想往往指那些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的理想。比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说的“我有一个梦想”,就基本实现了,或者开始实现了。相反,中国人说的梦,则往往是荒唐可笑的,比如“黄粱梦”;或者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做你的梦去吧”、“你就别做梦了”等等。前面说的三个梦,就其实是一种心理平衡和心理安慰。

  我们民族和希腊民族不一样。希腊民族的文化土壤就是希腊神话,所以西方文化传统是植根于神话这样的土壤里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就是两个:史官文化和巫官文化。北方主要是史官文化,南方主要是巫官文化。巫官文化在中国文学经典中体现在《楚辞》,那已经到了极限了,那也不是梦,只是一种幻想。后来史官文化占了压倒性优势。为什么呢?中国文化有一种精神叫现实精神,非常注重现实,不现实的东西是不会去考虑的。长期以来,我们就没有这种文化习惯,所以就不可能有你们设想的那种梦想。希腊是海洋民族,他们是有梦想的。而中国人只有现实,只有在现实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开始做梦。它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的一种欺骗和安慰。

  注重现实是一个农业民族的必然传统,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踏踏实实、精耕细作的过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而且,也可能辛苦一年,一场冰雹、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容不得他去幻想,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东西。

  阻碍中国人做梦的因素还有教育。我们从幼儿园起就没人教做梦。我们喜欢标准答案。一个喜欢标准答案的教育,哪里会有梦想和幻想呢?是没有想象力的。如果一个幼儿园的孩子把太阳画成绿色的,肯定是不能通过,不能允许。连这样一点想象都不允许,哪里还能像马丁。路德。金那样说什么“我有一个梦想”?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痴人说梦”。这意思很清楚,就是只有“痴人”,才会“说梦”。说梦的是痴人,做梦的当然也一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因为西方的一些文化和理念传进来,我们开始有了梦想。第一个就是强国梦,第二个是富民梦。但它是一种集体梦幻。它不具有个性,是集体的、民族的。大家做一样的梦,还有什么个性啊!中国的个人那时候也还是没有梦想的,因为集体是压倒个人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目标高于个人目标,集体梦想也高于个人梦想。这种情况到今天好了一些,多少有一点个体意识了吧。

  我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梦想,反正我是不做梦的。我也是中国人,我也很现实,我只想着把每天的事情做完,做好。但我不反对别人做梦。而且我认为,只有当我们每个中国人都能够自由自在做梦时,我们这个民族才真正有希望。

  所以,我们至少得从不嘲笑别人做梦开始,哪怕这“梦”做得“不怎么样”。(本刊记者杨天整理)

  以温柔敦厚的胸襟去实现梦想

  千万不必急功近利,短视眼前的顺利或艰困。生命的历程原本就是一场华丽的探险,有梦想的人生是最美的

  文 | 眭平 台湾著名探险家、电视新闻主播、音乐人、作家

  从小我就梦想自己是一张邮票,只要贴在信封上就可以寄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长大以后,我发现:自己花了20多年时间,真的一步一步地完成了环游世界近180国家的梦想;也在每一个地球村天涯海角的城市、乡镇和部落里,留下了属于我与天南地北人群那一段段永生难忘的故事。

  大家在电视节目中见到我独自扛着摄像机深入南美洲亚马逊河的丛林、大洋洲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村寨、非洲撒哈拉的原始部落;我也曾在菲律宾亲历了真人钉上十字架的考验,在南极对帝企鹅唱歌,在喜马拉雅山与老虎拥抱;又驾着飞机到英国麦田圈、 鲁的纳兹卡线条、复活节岛、金字塔寻找古文明的秘密⋯⋯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探险是件非常辛苦的事,各种不确定的因素,都只能揪着人的心一路咬牙往前冲;只要稍微想到害怕疑惑的念头,整个计划就会马上停滞。所以,我即使经年旅行却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过这样的问题。我总是回答:“我的旅行就是我的修行”。

  记得那个炎热的午后,阳光穿透海水,把美国东南角迈阿密外海的英属百慕大群岛烘烧得热腾腾的,我似乎感觉到海底那些千百年来离奇失踪的船舰飞机残骸充斥在四周,我仿佛在一个个历史灾难带来的惨痛悲伤中穿梭,却也意外地游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源头。

  我的母亲怀胎8个月时遇到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洪水。母亲游泳把我上面四个年幼的兄姊一个个拉到楼房上避灾,因此伤害了身体,也造成我的延迟出生。母亲难产生下我以后全身瘫痪,一直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夏天的午后过世,她足足瘫痪了24年。

  要我自问自己探险的梦想是哪来的,不如说我从小就一直想代替母亲的两只眼睛看看外面那个她早已经不能再参与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念头,让我小时候几乎每天放学都是背起书包跑回家,因为急着想跟妈妈诉说今天在外面我所看到过跟发生过的事情。

  我天天说故事给妈妈听,直到后来当了电视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我也常拿起蜡笔把她所看不到的庙会、街景、花花树树都伏在病床边画给她看,后来画出了台湾大学至今已沿用了26年的校徽;妈妈住进台大医院生命垂危,我给她表演第二天要去比赛的歌曲,后来,我获得了台湾五座金曲奖、四座金钟奖。

  于是就在那一年颁奖的盛会上,我有感而发地说:我的父母那一代经历战乱流离,尽管有才华有梦想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今天我可以大声说:爸爸妈妈,我帮你们把没有实现的梦想也都实现了。

  原来我探险世界的梦想,是在帮我的至亲实现他们因为时代环境、生活压力或是身体原因而不能实现的梦想!原来,那一份温柔敦厚的胸襟气度正是实现所有人生梦想最可贵的力量。

  因此,今天的我不论旅行探险、拍摄记录,还是演说写作、唱歌画画,都像是在为自己的妈妈做一样地用心认真。由这种无私分享所建立起的梦想,让我的探险成为一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交一万个朋友、体验一万种生活”的愉悦经历。它们是丰富多元生活的缩影,更是我创作的珍贵素材。如此一来,旅行不累、探险不怕,因为我将有更多更有趣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不只是为我瘫痪的母亲而做。

  此外,我发现我的梦想里还隐藏了另外一个可贵的力量,那或许是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通常都会有一种人格特质---把世俗或别人眼中不幸的灾难,看待成应当感恩惜福的机缘。因为正是妈妈的病痛无形中训练、激发,甚至成就了我今天能和这么多朋友分享的梦想。

  你也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更要常常提醒自己:也许眼前看似阻滞你梦想实现的障碍,正是需要你用温柔敦厚、开阔的胸襟气度去理解去体会的一种未来实践理想必要的磨炼与考验,千万不必急功近利,短视眼前的顺利或艰困。加油!生命的历程原本就是一场华丽的探险,有梦想的人生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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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5:44:05 | 显示全部楼层

“内人党”冤案亲历记[转帖]


●  哈斯格尔勒

  1967 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1968 年 1 月 10 日,根据由南方支边来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的情报,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组几个负责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挖新、老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1968 年 2 月 4 日,滕海清带着李树德(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向康生、江青汇报准备挖“内人党”,得到首肯,并得到康生的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1968 年 4 月 14 日—26 日,在郭以青的指挥、策划下,对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巴图进行“车轮战”式的审判。酷刑下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 16 名厅、部、盟、市级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 16 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并分别设立专案进行突审。
  1968 年 4 月 26 日,高锦明签发了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直接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     


  在全内蒙古范围内一场骇人听闻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就开始了。
  这次从金字塔的顶端发动、领导、布置,不断
督战的运动之火,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火就越烧越旺越大,到后来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给国家、给蒙古民族、给内蒙古地区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计算和估量的。

  现在我们就官方发布的数字,仅看一下能数得过来的损失,就可见一斑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起诉书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曾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就 “内人
党”冤案于 1981 年 8 月 1 日致信黄克诚说:“内蒙在 ‘文革 ’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和挖 ‘新
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而民间的“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统计数字是:致死 4 万多人;伤残人数为 14 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 70 万。“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当时我在乌兰察布盟 GY 县中学工作。我是这场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 年 12 月 6 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县委
大礼堂开大会。

   礼堂的前门脸上挂的是“宽严大会”的会标。一会儿,县军管的首脑腾有几宣布:今天是宽严大会,也是挖“内人党”的动员大会。话音刚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 !”声中,原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等 6 人,每个人都被迫低头、弯腰、喷气式由两个革命派同志一人揪着一只胳膊再用另一只手分别压着他们的左右肩,六个人在十二个人的押送下鱼贯出场。此时的口号声响天震地,声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内人党”,真正的阶级敌人,群众的情绪很是激愤。

   宣布完这 6 个人的罪行,不断有人上台批判声讨。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这时又押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广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认识他。这么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内人党”?!这太可怕了!押上来的孟克没有低头、弯腰,还是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装。他被当场宣布因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并立马给他戴上了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他成了今天被从宽的样板。
  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常言道”“俗话说”都将失去意义。我似乎看到那台血水四溢、泛着白骨的绞肉机在步步向我逼近。
  那时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师,儿子两岁半。
    从 12 月 6 日下午至 12 月 7 日晚为“务虚阶段”,说是在等待“内人党”自觉登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难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过来的。这时在校内已形成了强大的挖“内人党”攻势,各类标语口号都直指“内人党”。到处可见巨幅口号:“内人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7 日下午,全体教职员工都迅速、主动地贴着各自的大字标语。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假作镇静地努力参与着。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读着敦促“内人党”投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内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内人党”分子,在我校的“内人党”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汉族;有男的,有女的……
  晚上 7 点整按组集合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敦促“内人党”自首投降。一直没有一个人自首投降,但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肃组长点我的名字并大叫:“不要装模作样了,老实交代你的问题!”“站起来,站到中间去!”虽然我有思想准备,但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愕然、吃惊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严就这样被剥得精光。我好像被裸体放在了展台上,无处躲,无处藏。羞辱,愤怒,可怜巴巴的无奈。质问声、勒令声响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马上转变了态度与平时判若两人。火力越来越猛,从开始的“说清楚”逐步升级到“必须交代”,勒令、怒斥,一会儿又升级到人格
侮辱和谩骂。

  挖肃组长:交代你何时 、何地、何人介绍加入了“内人党!”
  我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
   我是蒙古人,但我决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拿出你不是“内人党”的证明!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无法拿出证据。

  轮番批斗、审问,狂呼口号说要打掉反革命气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个踢子放在祭坛前的猪羊,瞪着可怜的双眼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还谈何气焰。辱骂、恫吓直到凌晨。工、军宣队的队员一起都来了。由工宣队 S 指导员出面宣布了对我的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学生押送我回家。他们推搡着,工宣队 W队长、S 指导员紧跟在后。我暗想,这是去取行李。到家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来抄家的,持棍棒者动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开我家纸顶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号手电筒东照西照,大声地呵斥着。他们将我床上的铺垫掀开时将我两岁多的儿子惊醒,孩子被吓得大声地嚎叫要妈妈。

   抄家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很扫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抱着儿子,儿子又睡了。他们宣布抄家结束;我请求我要带儿子一起坐牢。工宣队 S 指导员马上转过身来从我怀中夺过孩子扔在床上,并厉声勒令我:走!同时将我强行推出门外。孩子在
我身后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学生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将我押到校内原来的播音室,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门窗全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 15 瓦的灯泡。昏暗、阴冷、霉味。
  第二天 8 点,工、军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动员让我自己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是众口对我一人,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 12 月 8 日一早我就开始了 “喷气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弯成 90 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举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并交代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一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夜晚会休息,10 点过了,12 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叫“喷气式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马上休息。

  他们是三班制 。轮流值班的除两名女老师外,还有红卫兵学生、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已经是第四个昼夜了。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已陷在一个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在老百姓中第一个抓我。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 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奶。从被抓的第一天起我就来了月经,血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棉裤的两条裤腿成了硬壳。在大学时我是速度滑冰运动员,无冰期的陆上训练,其中有些练习基本上和“喷气式”差不多。
  第五天晚上我被叫到专案组。他们把我的丈夫叫来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看见他,自己的亲人我委屈的泪水怎么也遏制不住了。抽噎中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 ‘内人党’。”我看见他也哭了,我就更哭了,由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无奈,他们只好将我丈夫拉走了。

  我又被押回了我的黑屋,依然还是那个“喷气式”。为了能得到几分钟的喘息,我频频要求去厕所。轮班看我的红卫兵小将是我教过的高中一年级学生。这次押送我去厕所的是小宁,厕所在操场的东北角上,离我的黑屋有二三百米左右;小宁是个胖乎乎的老实孩子,她母亲在县医院工作,是一位很热心的东北老太太,我们认识。小宁突然对我说:“我妈让转告你,不行就先承认了,外面已经死人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不能,说我是骨干分子,我交代谁去?”


  后来才知道,在下午的会上布置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一定要稳准狠,其中要在‘狠 ’ 字上下功夫。”

  第六天开始将看押我的人马全部换了班,接班的是原初二的学生,我没有教过。这些人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了。

  据说,在这次军管会的会议上 ,学校的运动受到了批评。说来也就是,全县第一个揪的老百姓“内人党”,居然能始终抗拒不交代,下一步运动怎么搞?据说,这次会上县军管会首领魏政委向中学的各路头头摊出了关于我的底牌,并下了死令:“哈斯格尔勒绝对是‘内人党’,我们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关起门来打狗绝不会错。”
  看守们全换成了新面孔,武斗也升了级。揪头发,扇嘴巴,用拳头打后枕部(因为是低头弯腰状态),用大头鞋踢小腿,将本来就向后翘着的两只胳膊再使劲向上提,这叫“燕别翅”,工宣队 S指导员亲自上阵,将我“别着翅”的手再使劲向里掰,说这叫“吃猪蹄”。还有“冷静思考”和“热情招待”:先将你拉到外面雪地里冻,冻到一定程度,再把你拉回屋里,让你紧挨着烧得快红的铁火炉站立,并且头要向着火炉上方。我真担心我会跌倒在烧红的火炉上面,因为我已经是在摇摇晃晃中勉强站着,不断地出现间断性的意识不清。我常常不知道我是站在哪里,有时觉得自己是在悬崖边;或是在深深的谷底,上面的一切都是旋转状向我压来;又好像身处在农村长满荆棘的田头小路上,还清清楚楚听到围在我身边的那几只狰狞的恶犬,不断地向我狂吠。真的,我当时确实听见了狗叫;但是不管我在哪里,又总觉得我的儿子在我的身后不断地哭叫着,不断地拉扯着我的衣服。这时我已经不会思考,可是奇怪的是只要他们对我动武,我马上头脑就清醒些。我那时思考的主要问题是:我怎样才能死?触电?菜园中有一口深井?割腕?没有刀。吞金,没有金。我满脑子全是各种死亡的构图。似乎我的全部存在只是为了死亡。
   后来他们对我降低了要求,说我是一般成员,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回到人民中来;说我没有发展成员,也用不着揭发别人。显然这是欺骗,因为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我知道,我校在我之后抓的那几个人,有几个都指认是我发展了他们。同时还拿来了一本黄颜色纸的 32 开的小册子,说这是全县已挖出的“内人党”分子名单,共27 人。好笑,里面居然有人指认我是他们的发展人,说只要我在那上面指认一个是我的“内人党”发展人就行了。我拒绝了,还是唯一的那句话:“我不是 ‘内人党’。”
  对我加大了火力,拳打脚踢、辱骂、继续“车轮战”。工宣队队长,是一位煤矿工人,嗓音带有磁性,说话流里流气,在我的记忆中他只会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今天他亲自出马,又一次读了那段语录,大声勒令我交代,见我没反应,就冲上来用左手一把揪住我胸部的衣服,近近的逼视着我。他一只手紧紧的提着我,又唾液四溅地狂吼:
  老实交代你的“内人党”问题!
    我说:我不是。
  他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

  我说:把证据拿出来。
  他说:现在是等你主动交代,立功赎罪。到时候我们会拿出证据。
  我强令他放开手,他还真的放开了手。

  他说:还有 5 分钟 12 点(夜里),给你 5 分钟时间好好想想;不交代 12 点整就枪毙。

  我当时对“枪毙”一词是深信不疑的,几天来我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一点点人性的东西。我从他们之间的谈话中和审问我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我是全县老百姓中第一个被揪出来
的;我在被揪出来的人中态度又极其不好,一直顽抗;我也得知了外面有人被打死,我对我自己活着出去已不抱希望;更现实的是我被折磨得已经到了根本不想活的地步。我当时唯一痛心的一件事,我对不起我年迈的
父母,他们始终挣扎在人间的最底层。父母生养了我,并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让我念完了大学。我原本要改变他们处境的想法无法实现了,连养育之恩都不能报了……


  工宣队长说:5 分钟到了,你何去何从?

  “你枪毙了我,也不是 ‘内人党’。”
  工宣队长又一次将我从胸部提拉起来,
那副狰狞的面孔离我那么近,细长的眼睛都变大了,涨红着脸,咬着牙抡起胳膊狠狠地抽了我两
个大嘴巴。

  我当时只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两眼不断地冒着金星,一切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了。过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我渐渐听清楚了,几个人在七嘴八舌说我在装死。我努力睁开了眼睛,在天旋地转中我寻找着打我的人,满腔的怒火已使我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我的正前方的小课桌上有一个外壳是孔眼铁皮的热水瓶。我企图抄起热水瓶去砸那个队长。哪里有我的行动自由?早有人大叫一声将我按住。

  打人的人更是恼羞成怒,暴跳如雷,那气势好
像要将我一口吞下,或是两把就把我扯得粉碎。他搓着双手,大步走来走去,边咆哮着:不要
脸!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最后一句话竟是:“再给你 5 分钟!”

  “5 分钟也不要了。我绝不是 ‘内人党’!我告诉你们: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一个大好人!”

   工宣队长又一次饿虎扑食般地将我揪住,左右开弓打耳光……此后几天的事情我一点记忆也没有。


  到底打了我多少耳光,我不得而知。但是当时有人见过我去厕所,见的人后来说:绝不敢认
那就是我:头肿得很大,形状和颜色更像一个大番瓜,目光呆滞,两个人架着,趔趄着移动着脚步……第二天工宣队队长在教工“内人党”学习班上不无炫耀的恶狠狠地说:“连个小小的黄毛丫头都拿不下来,笑话!让她嚣张,我一次打了她十六个嘴巴,不是也彻底老实了吗?这就是不老实的榜样!“

  再后来又是怎么打的?怎么站的?谁动手打的?我一概不知。
  我一觉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还有被褥。看守看见我醒来了,也没有人对我大喊大叫,也没有再勒令我做“喷气式”弯腰、低头认罪。这时有人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看,现在多好。”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承认什么了?
  几十年后,在呼和浩特的大街上邂逅一个原该中学的女学生,寒暄过后,她特别详细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一一如实作答:眼底,腰椎,胸椎,尾椎,尾骶骨,神经系统都有问题,只是我这个人不太在乎,不会轻易趴下。她看着我,笑了笑,犹豫了一下说:“老师,搞 ‘内人党’时,搞你搞到第九昼夜时值班的有我一个,不过我先声明我绝对没有打过你。”我有些愕然,这是唯一的一个当时参与搞我“内人党”的那么多人中,敢于承认事实,当面说出真相的人。她紧接着说:“老师,我真佩服你的坚强,同学们也都佩服你的为人和骨气。最后几天你已完全神智不清,开始胡说。总是反复说:小玮回家(注:小玮是我儿子,当时只有两岁多)……往哪儿拉我呀?枪毙我也是好人!但当工、军宣队审问时,只要问是不是‘内人党’,都坚决说:不是。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显然都文不对题地胡说。后来人家就不再问 ‘是不是 ’这样的问题了,而只强调时间、地点、人。你的回答居然是 1942 年(注:我的出生年),这当然不行 。反反复复,问来问去,突然他们就宣布说承认了。那种状态下,话都不会说了,能承认啥?” 
  “那么认罪书?……”我久久搞不清,是谁替我写了“认罪书”。
  学生说:是工宣队 W 队长写的。你当时既不会正常说话,更不会写字了。工宣队 W 队长自告奋勇说:“我替她写吧,让她休息。”短短的一页东西,前后又都是套话,十分钟不到就写好了。那个队长真流氓,因为你不会写字了,只好按手印,真就像拉杨白劳那样按的手印。
  我“承认”了,我承认了真好,不挨武斗了,不用“车轮战”了。但有时,不知道是他们高兴了,还是他们不高兴的时候,我还得低头弯腰 “喷气式”。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态度始终不好,还没有
交代罪恶,因此还是一直关押着。

  不要说夜里,白天就出现幻视,幻听。反反复复叨叨的就是我的儿子。不知是恻隐还是策略,真的有人把我儿子领来了。儿子真懂事,让来就来,让走就走,一点也不哭闹。我估计在他那小小的心眼儿里早已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还是在“车轮战”期间,不知是哪位好心的老师做了点饭菜,放在饭盒里让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给我送来,有半尺深的雪,儿子是怎么走来的?从宿舍到关我的黑屋足有 200 米的距离。我听到了是我儿子在喊我,突然工宣队 W 队长一边大喊“去”一边一脚踢开了门,门正好是向外开,门口的两个小台阶比门口大不了多少,儿子惊恐中被门一撞就滚下了台阶,饭菜全撒了。

  现在好了,能不时地见到儿子了。儿子的到来无疑对我是一剂最佳良药,我的身体和精神状
态开始好转。

   有一天一大早来通知说,一会儿去参加“宽严大会”。马上工宣队 W 队长进来严厉警告我:“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我仍然是由几个人押送着去了会场———学生大食堂。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坐在最后。一会儿宣布 “宽严大会”开始。只见我丈夫走上了主席台,他要做啥?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开始了发言,用他那略带南方调的普通话说,“我现在讲一讲,我是怎样加入的 ‘内人党 ’和如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我目瞪口呆,我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也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当他说到他是怎样受了我的骗,上了我的贼船时,我突然抑制不住,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他被吓坏了?是胆小?是自卫?还是习惯?

  然而,不管怎么说,当我看见一个人能如此轻易地放弃直立行走,而马上顺从地像狗一样爬行,并且按着主人的意图去表演一切时,我鄙视。

  后来我才清楚,工、军宣队给他自由和宽大的条件是彻底揭发我,和我划清界限;他按着工、军宣队的意图,毫无羞色地承认,是我发展他加入了“内人党”。他的出卖和背叛对我的伤害是致命的,比工 、军宣队,比无产阶级的铁拳还要厉
害!


  我被抓起来时还只有 26 岁,1964 年大学毕业。没有亲历过认真的政治运动。虽然不是红旗下出生,却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对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没有怀疑过;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向来也没有过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对存在的一切向来不会提出什么怀疑和意见。

  26 岁的我,已成了重度伤残。除了肉体上的伤残及病痛外,更要命的是整个人完全处于麻木状态:大脑,思想,心灵,也包括灵魂。

  单独在黑屋里隔离关了 43 天,放我回家是因为我的孩子已病得生命垂危。而且当时军管还有令:任何医院不得收治“内人党”及其家属。儿子能活下来是偶遇一位好心医生冒险伸出了援手紧急施救,儿子才得以逃生。救命之恩,感激终生。

  白天还必须参加继续交代和揭发 “内人党”问题的“学习班”,让我参加的是重点人特殊管理
小“学习班”,依然没有任何自由。这种情况一直到1969 年 5 月 7 日,我又一次心脏出问题并伴随扁桃体化脓,我住进了包头市二医院。等我病好转出院后,回到家里,整个形势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已经给一些人平反了,但是不包括我。
有一天,我前夫回包头市看望他父母,我在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他的一个绿色塑料皮的笔记本,比 32 开本略小,我翻开一看,顿时我目瞪口呆,天旋地转,这竟然是他揭发我的提纲?光是提纲就有 8 页!?这时的我呆呆地瘫坐在那里,已经无力再愤怒、无力伤心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还是强制自己平静下来看了一遍这篇追命的提纲。他把凡是他知道的有关我和我娘家人的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真实的事情都写上了,这些事情当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活动,却都在后面生硬地加了一个“内人党”尾巴,比如说,我曾于 1963 年暑假去巴盟探望过我的表姐,就在这个真实的事情后面,他却能编造说,这是我专程去那里发展“内人党”组织。他的所谓揭发材料几乎全是这样构成的。这样的揭发是最具杀伤力的。 
    看过“提纲”后,我又开始神志恍惚。彻夜无眠,一大早我请一个学生帮忙把我的行李搬到了一个空房子里,从此我彻底离开了那个倒霉的家,离开了那个革命的男人。
  我最亲的亲人———丈夫在我大难临头之际背叛了我、出卖了我,我孤立无助到了极点。
  这场噩梦,它给我造成的损失是极其惨重
的,26 岁我就成了重残,整整 10 年我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学习,工作。也是这场运动给我只有两岁多的儿子留下了无法改变的伤残和病
痛,永远夺去了他的健康和幸福,并且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亲。

   然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我只是整个冤案中的七十万分之一;我只是伤残者中的十几万分之一。

   下面是几个盟市的统计数字(根据内蒙党委落办文件和阿拉腾德力海编著的《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一书)。
  这里的“盟”的级别等于其他省的“地区”,但
人口要少得多。当时整个蒙古族人口大约是 130万。

  1. 锡林郭勒盟挖“内人党”打死、逼死 1863人。


  2. 伊克昭盟打“内人党”15 万人,占当时 74
万人口的 21%。打死 1260 人。打伤 5016 人。打残 2322 人,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 739 人。
   3. 乌兰察布盟打死 1686 人,伤 8628 人,残 4650 人。


  4. 巴彦淖尔盟挖 8415 人,死 363 人,重残3608 人。

  5. 哲里木盟挖 48500 人,死 3900 人,伤残14000 人。

   6. 呼伦贝尔盟挖 47500 人,关押 14329 人,死 2307 人。


  这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是 6 个盟的数字,就已达 11379 人。显然这里没有包括阿拉善盟,昭
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死亡人数。

   这里统计的伤残人数,也只是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和哲里木盟 4 个盟的数
字,就已达 38224 人。

  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内蒙古军区,各盟军分区
打死、打残的人数。光一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就打死 10 人,一个省军区有多少个部?内蒙古军区打“乌兰夫反党集团 ”235 人,挖“内人党”3567人。军区机关挖“内人党”:司令部 160 人;政治部195 人(死亡率 10/195),后勤部 217 人。(责任编辑   杨继绳)《炎黄春秋》 200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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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1:54:14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帖]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1975年11月2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1932年。1968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1937年。1953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1983年1月5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1975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张春桥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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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留学与胡适有关 建国后批胡适思想[转帖]


    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院内,纪念馆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图为胡适墓(中新社发邹辉摄)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受到了胡适很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胡适十分尊敬。

  青年毛泽东没有出国与胡适有关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8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极容易,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就目前见到的史料,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71大类,合计144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大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

  胡适对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表示尽力给予支持。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可惜,《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晨报》、《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后来大陆在上世纪50年代批胡适时,把胡适主持《每周评论》时撰写的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钊身上。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他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关于国共两党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武装斗争的。不过,在30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不间断的批评,抨击国民党的专制。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统战策略。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是1945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他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左舜生等六人访问延安。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是年8月24日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毛泽东非常不满,1949年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讲了出来。

  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他还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笑拒了。这样一来,胡适从统战名单中除去了。

  胡适对蒋介石的“关怀”反唇相讥

  时间进入50年代,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新中国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但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幸免于难,1957年他成为右派分子中的一员。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就在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07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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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1 14:59:0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战”末期为炸美军坦克 日本曾训“人肉炸弹” [转帖]


  “二战”末期,日军获得美军重型坦克部队将在千叶县海岸登陆并进攻首都东京的情报,于是秘密训练士兵以自杀式爆炸摧毁美军坦克。不过这一“人肉炸弹”计划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终结。曾接受自爆训练的士兵——家住东京的83岁老人佐藤秀男日前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计划。
  1945年5月,原为师范学校学生的佐藤进入
前桥陆军预备士官学校。与一般新兵不同,佐藤等人在学校不仅没有受到老兵欺负,还能吃上饱饭。有一天,区队长将大家集合起来,问谁愿加入“特攻队”,所有人都愿意参加。之后“人肉炸弹”训练开始进行,受训者的任务就是在海滩上破坏敌方坦克,阻止其进攻首都。

  佐藤说,箱式炸弹就是在30厘米见方的木箱中装满火药,受训者背着炸弹躲在海滩的战壕里,等坦克逼近后再跳出战壕钻入坦克下引爆炸弹。训练用的是竹制的假坦克,必须等坦克迫在眼前才能跳出战壕,如果模拟演练失败了就要挨打。训练极为严酷,每天都像在拼命。战争结束后,日军销毁了机密文件和训练用具,这支“敢死队”也宣告解散。

(《北京晨报》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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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抗战之石牌之战:义薄云天的胡琏将军[转帖]


  2009-07-19 来源: 网易历史
  
那三个小时的拼刺,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白刃战。我不知道在几万把刺刀的铁血相搏中,双方谁死人更多,但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中国军队顽强地守住了国门石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胡琏,成为了在石牌最有名的将军。他的英名从此流传。
  
本文摘自《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章东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 原题:石牌

  西线的战事发端于东线日军受阻,而阻挡住日军沿长江西进的,恰是叶佩高将军曾经的部下胡琏。

  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专门做了一期“山河抗战”的专号,讲述在中华民族此次抵御外敌的战争中,在最典型的地理环境中的故事。他们节选了我所写的三峡石牌的文章。这个杂志可能影响是比较大,刊出不久,编辑部的一位年轻编辑打电话来告诉我:胡琏将军的长公子从台湾来信了,并且寄了一本有关他父亲的书,请杂志编辑部代为转交给我。我很高兴地期待着那本转寄的书,想着可以从胡琏将军后人手里再得到将军当年抗战的史料,实为幸事。

  盼望中的台湾赠书终于到了,我兴冲冲地打开,封套里只一本书,没有信件。我捧着那本辗转而来的礼物,却不禁心里一阵绞痛,我们自己人内战结下的梁子,真的比侵略者给我们的伤害还深吗?胡长公子赠我的那本书基本没提将军抗战中的伟绩,只标出书名就足见内容——《胡琏将军的金门岁月》。我翻看着讲述荡寇大英雄驻守金门那个弹丸小岛时的故事,他广植树木,他兴办学校,他率兵拼死作战,扛住了大陆方面雨点般的炮击和渡海登陆。将军确是神勇,但此等内战中的业绩,能够让将军彪炳千秋吗?

  在我的心里,永远不会忘记,也期望所有中国人铭记的,仍是将军1943年的石牌之战。那场战后整整一个甲子的时候,我去过石牌。那次是为了台湾《经典》杂志总编辑王志宏兄的嘱托,为他写一本关于三峡的书,在那次旅行中,我们与胡琏将军遭遇于江边。

  石牌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庄。

  由于三峡大坝施工截流,从葛洲坝到三峡大坝的几十公里江面上已经没有了大船的踪影。我们乘坐的是傍江的农民们往来于各村与江两岸的小船。那种小船大概可以坐20来人,有带窗户的棚子遮蔽江面上阴冷的冬雾,船尾装着单缸的柴油机,嘣、嘣、嘣、嘣的机器声在二山夹峙的江面上响得有点夸张。

  小船从宜昌西行,驶入西陵峡。由于是阴天,由于有江雾,从水面上拔地而起的百丈石壁在朦胧中显得特别地苍凉,很有铜墙铁壁的气概。峡口有一座凸起于水面的小山,当地人说那是三国猛将张飞的擂鼓台,山上修有在哪里都看得见的那种点缀风景的亭子,黄黄的瓦顶,挺别致的,但怎么也跟那位豹眼将军连不到一起。

  我们是在昨晚才知道的石牌。这个村子让我感觉到了猛烈的撞击,许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几十年前的那场中日战争。由于政治因素,那场战争中的大量史实都被曾如兄弟般比肩浴血的国共双方商量好了似的有意淡化甚至涂抹掉了,所以发生在石牌的厮杀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出现在我眼前,仅仅几十年,中日双方投入几十万兵力,出动陆海空三军的那么惨烈的战争竟被隐藏得如此不留痕迹,就像被淹没在江水下的巨石。

  我们的船东是一对年轻而和气的夫妻,丈夫开船,妻子则包揽了船上的其他琐事,她见我们是外地人,便热心地约我们在她家吃午饭。

  石牌很美,从石牌望出去,仿佛此处就是江山如画这个词汇的诞生地。石牌距西陵峡的东口有二十多公里,长江恰到石牌向右转了一个很硬的弯,石牌就挡在那个弯角的尖上,所有的船都要在它的脚下转弯,也正因为这个弯和两岸兀立的石壁,它成为了据守长江的天险。

  船东家的小楼临江而建,屋前一块对着长江的小坝子,再前面是一排半米高的水泥墩和花砖垒起的胸墙,上面栽着几盆红黄相间的花,灿烂地绽开着。这是我第一次如此悠闲而贴近地俯视长江。船东搬来几把竹椅,几个人并排坐在胸墙前,懒洋洋地把脚翘在水泥墩上,让目光透过那些金黄色的花去眺望长江。

  没有船的长江既静且美,冬天水量本就不大,又没有泥砂,江水相当清澈,幽幽的,碧绿碧绿的。三峡两岸是柑桔的重要产区,江岸上一片一片柑桔树仍然挂着果,那是准备春节采摘的。橙黄的果实为黛绿的远山勾出淡淡的金色的边。时近中午,白墙土瓦的邻居家中升起炊烟,飘散着新米饭和蒸腊肉的清香。寒假中的孩子们挤过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这些陌生人,奔跑后的脸红扑扑的闪着光。

  真是这里吗?整整六十年前,一场无情绞杀了几万人生命的恶战,沿长江两岸铺排开1000多华里的战场,目的真的就是争夺这个如此娇小而温暖的小村,这个人人都会从心里对陌生人微笑的小山村吗?

  船东家的老太太摘来脐橙,亲手剥给我们吃,很甜。我问她:跟日本人就是在这里打仗吗?

  老人说起战争都一脸慈祥:就是这,那时江里都是水雷,是防备日本军舰的,还有拦江的铁索,我们家爷爷就帮军队去布水雷。她指指我们脚下,你们搁脚的那些水泥块,就是吊水雷用的。

  我吃惊地抬起脚。战争从未离去,不经意间你甚至会与它肌肤相亲。传说就是石牌和更上游的百姓,除了驾着小木船帮国军布雷,更砍了无数的树枝和茅草投向江中,想要缠绕住日本炮船的推进器,让它们停住,打它们。一时间偌大长江竟为百姓们投下的枯木朽株所拥塞。

  六十年前的中国,从湖北到四川还没有一条可以走车的路,少有的羊肠小道也是险峻万分,高山大岭终于阻止了日本陆军西进的势头,而攻不到重庆则就断断不能停止中国绝死的抵抗。进攻重庆必须打通长江,而打通长江必须占领石牌。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竟成了广阔的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塞。

  没有人能够想象,这个几乎所有国人都闻所未闻的小村子。在那一刻,成了阻挡我们免受丧国之辱的大门。人们常把严肃的事情说成是历史的抉择,而历史有时候竟离奇得像故事一样。

  小村石牌在当年一战成名,在这场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前,日本陆军所向之处,虽然也大多遇到过顽强的抵抗,但在日本军队一浪一浪的强攻之下,都是以中国军队的最后退却为结局。然而就在石牌,中日陆军并无天险阻隔,面对面厮杀,贴身肉搏,喋血拼刺,中国军队在数量超出自己的日本王牌陆军面前像钉死在石头上一样,一步也没有后退。

  恰在三峡,中国军队神话般止住了败绩,是三峡成就了这支忠勇之师。

  一切若有神助。整整六十年前的5月27日正午,石牌要塞最惨烈的战斗开始的前一日。石牌守军的统帅,那位年轻的胡琏将军却在准备着一件与现代战争似乎全不相干的大仪式,他要拜天。那一天,这位将军起得很早,军人的直觉告诉他,血战将在明晨。晨曦中他一连写了五封信,五封诀别的信,我看到了他写给父亲和妻子的两封。

  “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

  我第一次捧读胡琏将军给父亲的诀别书,真是受到了撕心裂胆的震撼。决战将临,胡琏心里并没有底,他清楚地知道,此一役打下来,无非成功成仁两个结局,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这石牌已是守国的最后一道门坎,中国人退无可退了,他显然没打算逃跑,当然也不会投降,心存胆怯的将军绝然写不出如此滴血的家书来。在明知战死可能更大的时候,他这样安慰着等待丧子凶耗的父亲,有儿子能为国而死,父亲你应该感到至大的欣慰,静如止水的一句话,却是何等的血气。胡琏当是孝子,诀别之时,他殷殷地叮嘱父亲要注意自己的温饱,只要父亲好了,就是在超度自己未能尽孝而且远逝的灵魂。

  我在想,自1840年始迄百年的丧权辱国,以至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正是有了这样的忠臣孝子,才最终能与亡国灭种之灾擦肩而过。临危受命的将军,从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要埋在石牌这块黄土上,用一己之躯尽忠全孝。

  他在诀别书中如此留话给妻儿:“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

  大将临战,淡定如此,除了战事,再多的情丝他也全然斩去了。

  “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

  在给老父的信中,他还多少为翘首临窗的慈父留了些许成功返乡的希望,而对结发爱妻,则已直截了当地交待后事,他心里清楚,此一仗,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后事只有一件,将军告诉尚还年轻的妻子,所有年轻的妻子,所有的妻子,所有的儿子长大成人,都要去当兵报国,和日本人打子孙冤家。

  “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匆匆谨祝珍重。”

  读过这二封信,我久久不能做声。这两封短短的绝命家书,可以让多少人真正理解什么叫义薄云天。

  料理完自己的后事,将军依古例沐浴更衣,他换上崭新的军服,在太阳最高的时候,着人设案焚香,亲率师部人员登上凤凰山巅,这位绝死的年轻将军虔诚地跪拜在列祖列宗的苍天之下。

  胡琏琅琅誓曰:“陆军第十一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辨,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犹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尽,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想一想60年前的那个场面,每一个男人都会热血奔腾,那个年代的中国,有多少家庭的父老妻儿孤苦无依地盼望着,盼望着真有一堵墙,能挡住那似乎在自己的土地上像洪水一样肆虐的血色的日本军旗,胡琏们用血肉之躯挽起了这道城墙,这道墙遮挡着尚未被战火摧残的半壁江山。

  血战果然在第二天清晨展开,竟日厮杀的凶险与残酷,远非亲历者之外的人可以讲述的。只知道敌我双方都以不惜生命为代价摧夺着石牌前沿的阵地时,战区总司令陈诚上将曾给胡琏打过电话,询问“守住要塞有无把握?”也许战况紧张到不容细说,胡琏据说回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参战的老兵回忆说,在石牌阵地,曾有三个小时听不到枪响,那时候当然不是在睡午觉,那仗打到不能打枪了。日本人一群一群地冲上来,中国人迎头扑上去,搅在一起,用刺刀拼。

  我曾经听和日本人拼过刺刀的老军人讲,日本军队拼刺很厉害。用武士意志和三八步枪武装起来的军队,上刺刀和退子弹是一个战斗命令,日本陆军在战斗相持阶段决胜的法宝,就是用冷兵器决输赢。面对那样的一群军人,除非你决心必死,否则断无取胜的机会。

  而今天的这群中国军人恰是决心必死的。他们拜过天了,他们发了誓,除非死,绝不让日本人打过去。对天发誓就是对祖宗发誓,中国人是不欺骗祖先的。

  我相信,那三个小时的拼刺,是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白刃战。我不知道在几万把刺刀的铁血相搏中,双方谁死人更多,但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输了。

  中国军队顽强地守住了国门石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胡琏,成为了在石牌最有名的将军。他的英名从此流传在三峡沿岸,就像关羽和张飞。

  船东家的后山上,就有一座当年抗敌将士的墓园,宜昌的朋友告诉我们,那座墓很大。但已经许多年没有去过了。

  船东十二岁的女儿很可爱,家里门上贴着几张她历年在学校得到的奖状,她自告奋勇为我们带路。还有两个男娃娃正好到家里来玩,一呼百应,我们的祭访之行变成了一小群人。

  小路几乎只有大人的一只脚宽,还几处紧邻悬崖,那些孩子们每天要在这么窄的山路上往来奔走,想想真是不易。走起来反是人家娃娃们像有翅膀一样奔跑着,把几个都吹自己能爬山的大人扔得远远的,又一眨眼冲到你身边,“累了吧,帮你背包吧”。小姑娘灿烂而真诚的笑脸,把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城里哪有如此懂得体贴的孩子。

  这山本来就很美,再加上长江的映衬。几个人走走停停,用各种词汇对这美景赞叹不已。那同行的八岁男孩突然冒了一句:“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脆生生的童声,毫无雕饰的语调,高深的文人们久已弃之不用的语句,此时却显得分外贴切,让人顿生豁然开朗的感觉,直是奇妙。

  快到山顶,小姑娘指指一栋教室模样的房子,“就在那,快到了。”我问她:“墓地在学校院子里吗?”“不是,学校就建在墓地上”。我惊愕地听着她的话,小姑娘又告诉我“刚建学校的时候,伙房里烧的都是挖出来的棺木”。

  我望着那可爱的小姑娘,她纯真地笑着,带着期待看着我。她刚刚把那么新奇刺激的事情告诉了我这个外地人。我怎么不如她预期的那样会笑呢?

  我怎么会笑呢,孩子。难道老师们从来没告诉过你们,那被剖开的墓地里埋的是什么人吗?

  一万五千多士兵就阵亡在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土地上,其中还有刚刚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如果他们活着,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会在自家的桔园里啜着小口的香茶,悠闲地看着儿孙,温暖地颐养天年。可他们为了别的中国人能有这一切,死掉了。

  天认得我们,就在此刻,下起了极细极细的雨,那雨珠细小得像眼泪,只有飘到脸上你才觉得到,暖暖的,在脸上缓缓地流。

  我熟悉这种雨。1999年和2002年,我曾两次拜祭滇西腾冲的国殇墓园,那是抗战后期国军强渡怒江,克复腾冲的烈士墓,整个墓地就是一座百余米高的馒头山,全部的山坡上都是层层叠叠的墓碑,成行成排,从最下面的马伕到山顶一圈的校官,像军队列阵。军人的墓地,整齐而森严。山脚下,几块独立的墓碑,是战死的将军和十几位来华助战的美军官兵。

  那两次分别是五月初和十月初,都是滇西气候最好的日子,都是风和日丽的中午。那墓园里本已有不少的人,但当我们抱着刚刚采摘的鲜花和白酒踏上坟山石阶的时候,天就变了。两次一模一样,都在那一刻下起了绵绵的小雨,天会哭。

  此刻,在几千里外的湖北,悲凉的苍天再一次伴着我,笼罩住这长江西陵峡边的莽莽群山。

  从今天的小学校能看得出来,这片墓地曾经很有规模。这里是紧邻江边的一座山顶,山很大,山顶也宽。许多高耸插天的巨树环绕着学校,那些叫不上名来的树与周边的树都不相同,依稀可以看出它们排列得很有规律,像军人一样,显然是60年前构筑坟墓的士兵们栽种的。

  过去墓地阔大的石台,变成了整个校园的地基,石台阶梯正前方几十米外的杂草中,有一座干涸的水池,丈余见方,用巨石和水泥垒砌而成,池壁上,刻着“浴血池”三个字。这是战死的将士们在告别人世,将被埋葬之前,最后一次沐浴更衣的地方。那时的三峡尚没有电,水抽不到这么高的地方来。为了让逝者干干净净地走,生者们把江水一挑一挑运到山顶上,在这池子里为他们拭去遍身的血迹和泥土,为他们换上虽然破旧,但已洗净的军衣。

  临近春节,正放寒假,学校里很清冷。山中本就没有外人往来,除了桌椅别无它物,所以这学校连墙都没有。校舍两层的楼房白墙黑瓦,颇有古风。墙上挂着古今科学家们的画像,校园里倒也纤尘不染。

  操场前有一根旗杆,怎么看都觉得那底座与校舍风格相去很远,基座特别高大,还刻出一圈圈有棱有角的饰边,一座乡村小学当不会在旗杆上下这么大功夫。猛然想到,这基座本是墓地纪念碑的,周边的装饰,正是上世纪40年代的民国风格。只是那本应硕大庄严的碑身不知去向了。

  教学楼后面是用做教职工宿舍的平房,角落里有一个大厨房,旁边堆放薪柴,我特意走过去看那堆柴,都是树枝,并没有看到疑似棺木的痕迹。想来也不可能再有,1992年建学校,十来年时间,挖出来的棺木早烧光了。何况当地老人告诉我们,除了不多的军官,士兵们下葬的时候,只着单薄的军衣,连棺木都没有。

  这山里怕并不缺地,也不知是哪位德政的官员将学校建在这片本应永世得到尊重的墓地上。其实坟头推平了,教室就修在上面也未尝不好,让那些远离故乡的死者可以倾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可你为什么要挖坟,为什么要烧棺木,为什么要毁弃那记载了上万人忠勇拼搏,为守卫脚下这块土地而捐躯的石碑呢?

  我们看到了那块蒙羞的石碑,它仰面朝天地躺在石阶脚下,就像中弹的士兵。它无奈地仰望长天,裸露着胸膛上的碑文。每天都有无数的孩子在它身上跳跃嬉闹,几乎磨平了那用血肉刻写下的碑文。碑上积满了尘埃,片片斑驳。我们取出随身携带的饮水,小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洗净了它。
  
溯自七七事变,抗战均与本师,驰驱南北,喋血疆场。首创敌于房山,告捷于娘子关,……年春,台儿庄会战,以训练未满三月之兵,当敌精锐强悍之师,我官兵尤能坚守半城于一壁一室间。火光熊熊之中,搏斗苦撑,开巷战未有之先例,遂造成辉煌之战绩。同年秋,敌犯武汉,师再布阵于大别山,孤军苦斗,力却强敌。浴血搏斗达十八昼夜,士气之壮,牺牲之烈,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摧坚破锐……势如破竹……歼敌于湘水,挺进扬威……凡此诸役,我忠勇将士为国牺牲者达万余人。……年夏,师于豫南受命援鄂……急趋,冒暑长征……旋奉命接防石牌,扼守要塞,肩荷重寄。……为策应常德会战,……攻击中堡山,官兵神勇,力搏敌垒,前赴后继,争相先登,受伤不退,裹创杀敌…… 尤属英烈。……湘省战起,攻事再兴……九十两日,先后猛攻,克敌坚垒四座,……士气鼓舞,……官兵殉国者又近百数余。……杀敌之勇,牺牲之烈,历历在目。……每当……呜然,……缅怀忠良……于石牌西侧,四方山之阳,……筑公墓于其上,……,从此忠骸有寄,九原欢腾……
  
读着记录这一万多士兵一步一个血脚印而终至献身的碑文,除了心如刀绞,谁都不再出声。未死者将牺牲战友的忠骨埋在了他们用血守卫住了的土地上,他们深信:从此忠骸有寄了,可结果呢?

  天色渐晚,我们不得不离去。为了行船安全,我们坐的小船不准夜航,再晚就回不去了。

  我恭恭敬敬地肃立在早已不是墓的墓前,向英灵们脱帽致敬。寂静的山里已有耐不住的孩子们早放起过年的鞭炮,远远的,一阵紧似一阵就好像从几十年前一直留到今天的枪声。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还会有人来此地给他们放鞭炮吗?我很后悔没有带几瓶白酒上来,不能在春节之前,在他们捐躯六十年的时候陪他们多坐一会儿,陪他们一起守岁。“真对不起”,我在心里默念着。他们会听见我的这句话吧。脸颊有热热的水流下来,我没有擦,任由它流。那不是雨。

  小船离开石牌,向峡口驶回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两岸的峭壁伸到云里,看不到顶。一只焦黑如墨的苍鹰在阴雾中盘旋于我们头顶,久久地不肯离去。鹰的翅膀就那么张着,动也不动,好像定在天上,但我们的船走出很远,那鹰仍然在我们头顶上,它在送我们。那一刻我知道了,无论墓地在不在,那上万忠勇的灵魂都永远不会离开。

  我们都抬起头,注视着那只鹰,苍鹰优雅地滑翔在冰冷的天际,沉默而高贵。

  历史真是眷顾三峡,两千年前就给这块土地送来了那么多的大英雄,使这道从高山中喷涌而出的峡江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族忠勇之源的殊荣。三国之后,三峡上下的战火停息了很多很多年,也恰在没有烽烟的岁月里,这道殊为峻险的三峡成了诗人和散文家们的天下。二十世纪的石牌之战再为忠勇之河续写了铿锵之史。祖宗留下来的是一条铁血长河,这条河是不可能被外人辱没的。

  其实早在石牌之战的前一年,我们民族的一位忠勇之将就曾无言地走过了这条河。他之所以无言,是因为溯江而上的乃是他已经战死的遗躯。

  张自忠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盟军中阵亡的最高将领,我想也是现代战争中阵亡于双方对攻的白刃战中唯一的将官。我曾反复研读记录张将军殉国之役的中日双方的战史,将军亲率区区两千之兵夜渡襄河,直扑敌军主力,死战不退,最终全部阵亡。我隐隐感觉到,将军浴血之战,其实是以最激烈的战斗扑向迎面而来的死神。此一役中,他除了要杀死更多的敌人外,他要自己战死。

  张自忠也曾蒙受过天大的冤屈,就像岳飞和袁崇焕。1937年卢沟桥事变,张自忠奉命和谈,未与日军血战。那时的张自忠顷刻之间成为了国人皆曰该杀的逆贼。这也是我们中国人,骂人总比上阵的多。历史给将军留了一条活路,他终于没有在一片咒骂中死于自己人的刀下。机会终于来了,1940年春夏之际,中日战争最惨烈的搏杀开始于三峡东口外的鄂北战场。将军心里自己清楚,他要死在这里。

  战史这样记载:将军的最后一刻已经被数弹洞穿。但他仍然站着,在距日军几十米的地方挥舞着早已空膛的手枪,围护着他的卫兵此前已全部阵亡。第三中队长堂野射出一弹,命中头部,他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接着一等兵藤冈之用刺刀插进了他的左肋。连鬼子都承认,倒下的是一座山。

  当晚,当日本军的将领们在确认那阵亡的将军竟是张自忠后,他们只发出了一阵极其短暂的欢呼。接着他们至为郑重地给张将军敬了礼。

  日军用一口上好的棺木埋葬了将军。就在接到总司令部把张自忠的遗体运回武汉的当天夜里,一个师的中国军队强攻此地,付出二百官兵的代价,抢回了将军的忠勇之躯。据日军记载,张自忠阵亡之后,中国军的战斗意志突然变得异常顽强。这其实就是张将军决心以身殉国的深意。

  宜昌的历史学家刘思华告诉我,张自忠将军的灵柩启程运往重庆的当日,十万宜昌人在灵柩经过的路边、码头边、长江边送他。日军飞机多次飞临上空,没有一个人慌乱与躲藏,日本军机也第一次没有在飞临宜昌的时候扔炸弹。这也是日本人,他们敬重勇敢者。

  我问刘思华:那时宜昌一共有多少人?他告诉我:十万。

  民生公司派出的轮船载着将军缓缓驶离了码头,渐行渐远,开进了流着英雄血的三峡。将军的灵魂会在这条深深的峡谷里与巴蔓子、与屈原、与关羽相会。

  船过秭归,峡边的高山上再一次站满了人群,这是屈原故里的人们。他们都没有哭,他们都不说话,他们都不打出任何的标语与横幅,他们在一起唱着一首歌,一首古老的唱了两千年的歌,那是屈原的《招魂》: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

  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有这样一条忠勇的大河,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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