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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0:24:4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战战场:日本17个精锐师团的终结 [转帖]


  [摘要]:对日本二战战场中的17个所谓最精锐的师团进行了简介,并对其在二战结束一刻的最终结局状态进行了叙述。

  1、近卫师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近卫师团在印度尼西亚的Sumatra岛扫荡,并担任当地的警备。1943年5月14日,近卫师团改称为近卫第二师团,近卫第3联队的主力移驻到Andaman群岛,之后不久又回到Sumatra岛。近卫第二师团各部分散在Sumatra岛的各地,准备迎战美军的登陆。但是美军实行“蛙跳”战术,一直没有进攻印尼,近卫师团只有驻守Sumatra岛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2、第一师团

  太平洋战争后期,战局急转直下。日军第一师团受命被调入莱特岛。1944年11月1日,第一师团奇迹般的在莱特岛西岸的奥尔默克地区登陆,准备北上以卡里格拉为据点进攻塔克罗班地区。但是在东岸登陆的美军已经完全占领了塔克罗班地区。1944年11月5日美军和第一师团在李蒙峡谷遭遇,在之后的50天内,第一师团和美军互有攻守,呈胶着状。然而最终第一师团因补给不利,无奈撤向李蒙峡谷的西侧的坎奇伯特山区。1944年12月25日,日军第14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下达了“自给自足,永久抗战”的命令。第一师团奉命转移到色布岛上。到1945年1月,第一师团撤离色布岛,莱特登陆时有1万5千名士兵的第一师团此时只剩下800名士兵了。

  3、第二师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二师团立即被配属给今村均中将的第16军。1942年在日军攻陷爪哇之后,第二师团被命令在当地执行警备和扫荡任务。于是,第二师团被卷进了与其命运相关的所罗门群岛的战役。1942年8月开始的瓜岛攻坚战,才是第二师团恶梦的开始。为了夺下瓜岛的飞机场,作为先遣队,第二师团派出了以步兵第4联队为基干而组成的青叶支队(支队长那须弓雄少将)。为了与此相配合,川口支队(支队长川口清健少将,福冈的第35旅团为基础)和青叶支队一同在瓜岛登陆。9月2日,第一次瓜岛机场争夺战以日军的失败而告终。10月初,第二师团主力在瓜岛成功登陆,于24日和25日进行了第二次总攻击。然而得到的又是惨败,并且以那须少将为首,步兵第16和29联队两个联队长都战死。雪上加霜的是11月3日,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又战死了。这就意味着在瓜岛的第二师团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步兵指挥官。再加上食物和弹药的补给已经完全被切断。“瓜”岛变成了“饿”岛(日语中,“瓜”的发音和“饿”的发音相同),不断有士兵饿死和逃走。日军大本营终于决定中止瓜岛争夺战,1942年下令撤退,而瓜岛的第二师团的残余部队直到1943年2月才全体正式撤离。之后,第二师团在菲律宾被重建。1943年9月开始第二师团被任命担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警备工作。1944年,第二师团被投入到缅甸战场,但是其作战最后还是失败了,1945年2月,第二师团被英军赶出缅甸,最后在越南西贡向盟军投降。

  4、第三师团

  日军第三师团一直在中国战场作战,最后参加了“大陆交通线打通”作战(“一号”作战)。中国方面称之为豫湘桂战役。这次战役分为第一期“京汉”作战和第二期“湘桂”作战,而第三师团参加了“湘桂”作战。这个作战的宗旨是:确保从汉口到越南的铁路沿线,破坏在中国华南地区的盟军B29轰炸机机场。作战成功了。最后,第三师团在前往上海的路上,迎来了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

  5、第四师团

  第四师团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参加了日军对菲律宾的进攻,之后曾一度回国整编,1943年第四师团再次被动员,被派往印度尼西亚担任Sumatra岛的警备。最后被派属给日军第15军,进驻在泰国。不久之后在泰国的Lamphum向英国东南亚军区无条件投降。

  6、第五师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五师团被配属给山下奉文中将的第25军,参加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战斗。马来西亚、新加坡战役之后,以第41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了东支队。这支部队的预定任务是在菲律宾各岛执行扫荡,但是没过多久就被编入日军百武晴吉中将的第17军。之后,东支队被派遣去参加莫尔兹比港攻坚战。而莫尔兹比港攻坚战的惨败,让这支队伍回到朝鲜平壤进行新兵补给,补充完毕的队伍被编入重建的日军第30师团。第30师团主力在日军第8方面军今村均大将的指挥下,转战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后在印度尼西亚的塞兰岛迎来了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第30师团长山田清一中将由于师团伤亡太大而在投降时切腹自尽。

  7、第六师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年末,日军第六师团被编入参加瓜岛争夺战的百武晴吉中将的第17军。最初日军大本营有将第六师团派往瓜岛的意向,但是最后仍然决定放弃瓜岛。于是第六师团主力被派往所罗门群岛以北的Bougainville岛,而第13联队被派往以新乔治岛为中心的中部所罗门群岛。随即遭到驻守美军的顽强抵抗,损失相当大,之后第13联队于1943年9月下旬也撤回Bougainville岛。以第六师团为主力的日军第17军坚守着Bougainville岛,但是1943年11月1日美军在日军防卫最薄弱的Bougainville岛的西海岸登陆成功,立刻建成了桥头堡和机场。日军第17军几次试图将美军赶回海中,但是都以失败告终。美军在Bougainville岛登陆之后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攻击态势,但是接替美军的澳大利亚军队却毫不手软,频频向第六师团发起攻势。第六师团节节败退到布因地区。就在这时候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8、第七师团

  在太平洋战争开始的初期,日军第七师团还在日本本土的北海道担任当地的防卫工作。1942年8月以其步兵第28联队为基干而组成的一木支队(支队长一木清直大佐)奉命去争夺瓜岛的飞机场。一木支队的先头部队于1942年8月21日在瓜岛的滩头阵地上全军覆没,支队长一木清直大佐也被当场击毙。之后第七师团和第二师团的川口支队组成的第二登陆梯队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出征的旭川第28联队的2507名子弟兵中仅有143名生还。之后第七师团的主力被派往日本本土北千岛,最后还是回到了防卫北海道的这个起点上。并于1945年8月15日迎来了投降的那一天。

  9、第八师团

  通称:杉编成时期:1898年10月1日编成地:弘前补给军区:弘前

  二战投降时所在地:吕宋岛(菲律宾)投降时所属部队:第41军

  第8师团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陆军军备扩张的产物。甲午战争后,日本为了向海外扩张,新设了6个师团(第7师团----第12师团)。而第8师团就是其中一个。兵员来自青森、岩手、山形和秋田这东北四县。日本东北的部队和九州的部队都是以强悍而有名,第2师团(仙台)和第6师团(熊本)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两个精锐师团的战斗力也是被其他部队都公认的。然而同样作为东北的第8师团就有点不一样,这还要从它的兵员构成来说。作为第8师团的步兵连队的兵源,青森人一般比较闭锁和消极;岩手人做事经常不得要领;秋田人做事磨磨蹭蹭,难下决断;而山形人土头土脑,这些评价都给第8师团带来不少负面的坏影响。但是日本人最显著的特点:绝对服从这一点在第8师团上显得尤其突出。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对于师团长和连队长的命令却是绝对服从,不打任何折扣。做事一板一眼并且很有责任感的优点即使被其日本同行也赞不绝口。在这里我不禁想到中国的军队,这也是为何当年不能和小鬼子一争高下的原因。中国的部队听命令也要看人的。说的难听点,听人不听命令。最好的例子就是,无论在徐州还是武汉会战,杂牌的李宗仁就是调不动嫡系汤恩伯和胡宗南的部队。共军为了得天下,将士一心,要比国军听命令。

  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在俄、法、德三国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这三国干涉弄得日本和沙皇俄国之间关系很紧张,就因此埋下了日后日俄战争的种子。日军从此以俄军为假想敌,严格地训练自己的陆军。1902年1月,在八甲田山进行耐寒训练的时候,第8师团有210多名官兵因为被卷入雪崩而遇难,其中199名死亡。这也是日本军事历史上罕见的惨事之一。

  八甲田山事故后的两年后,日俄战争终于爆发了。第8师团于1904年6月被动员,但被投入到 正面战场却很迟。奉天会战的前哨战:黑沟台战役中,第8师团被编入第2军投入战斗。之后,到1913年为止在朝鲜半岛驻屯。1921年出兵干涉俄国革命后进驻在北萨哈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派出了新编成的第4混成旅团(以第17步兵连队为核心)作为先锋,师团主力与1932年4月派驻满洲并参加了热河作战。1937年正式被命令派驻在满洲,关特演(关东军特种演习)中也有第8师团的身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是继续在满洲驻屯。在这期间,1939年步兵第32连队(山形)被编入第24师团。

  日军在太平洋方面节节败退,战局对日本越来越不利。1944年7月,第8师团被派往日美决战的主战场之一的菲律宾。师团主力前往吕宋岛,而以步兵第5连队为基干而组成的高阶支队(支队长:高阶于菟雄大佐)被派往莱特岛之后全军覆没。师团主力作为振武集团(后改称第41军)的中坚力量,长期和美军对峙。但是在美军的强大火力下,第8师团只能龟缩在马尼拉以东的地区拼死抵抗,不久就迎来了投降的一天。

  10、第九师团

  1944年6月美军在中太平洋的重镇塞班岛一举登陆。最初,日军第九师团是准备被作为抑制美军在塞班岛登陆的阻击部队而去塞班岛布防的。1944年6月7月7日随着塞班守军的全军覆没,第九师团即被编入日军牛岛满中将的第32军担任冲绳的防卫任务。第九师团在冲绳南部构筑了相当规模的阻击美军登陆的阵地(事后的事实也证明,让美军大尝其苦头)。从日俄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九师团都是在恶仗、硬仗中披荆斩棘的走过来,对此日军第32军的首脑给予第九师团极大的希望。并且按照第九师团的战术特点,量身订制了以第九师团为中心的在冲绳滩头给美军致命一击的作战计划。但是为了填补日军部分部队从台湾调往菲律宾后,在台湾产生的日军兵力空白,尽管在日军第32军首脑的强力反对之下,第九师团还是无奈的于1944年12月末奉命前往台湾。失去第九师团的日军第32军放弃了积极的滩头阻击作战,不得已采用了利用地形的持久战的战略。1945年4月,美军跳过台湾直接攻击冲绳,日本大本营的许多作战参谋对于当时把第九师团调往台湾的行为称之为“参谋本部这辈子最**的行为”。就这样,日本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的第九师团在没有和美军交过手的情况下,就在台湾无奈的投降了。

  11、第十师团

  1944年2月,日军第十师团的一部被派往中太平洋,而第十师团主力于1944年7月前往南太平洋。最初的预定是派往台湾,但是最后第十师团还是被抽调去了菲律宾的吕宋岛。第十师团在尚武集团(隶属于山下奉文大将的第14方面军)的指挥下,于1945年1月开始与登陆上来的美军展开了约半年的拼死相搏。面对强大的美军,第十师团发起一次次的肉搏战,拼死抵抗。在物资和火力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军的攻势下,第十师团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处于全面崩溃的状态,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但是吕宋岛全岛的日军投降还是1945年9月2日的事。

  12、第十一师团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第十一师团在中国满州驻屯。1944年2月,第十一师团和第一师团的一部分兵力被抽调出来,编成了日军第6派遣队派往关岛。这支部队后来改称独立混成第10联队,在关岛全军覆没。之后,第十一师团在满州驻屯到1945年4月。1945年4月,第十一师团和第五十七弘前师团一起被调回日本本土。第十一师团驻守在四国岛,准备和美军进行本土决战。在准备中,第十一师团迎来了无条件投降的一天。

  13、第十二师团

  1936年4月,日军第十二师团奉命到中国满州驻屯。1941年7月小仓大佐的第14联队被编入新设的日军第二十五师团。在满州期间,第十二师团的主要任务是讨伐当地的抗日游击队。1944年11月,第十二师团被派往台湾。第十二师团是从朝鲜釜山港经海路前往台湾的,途中,载着第十二师团步兵的运输舰中的3艘被美军潜水艇击沉。1945年1月,虽然遭受了一定的损失,第十二师团主力陆续到达台湾,在台湾西海岸担当防卫。就这样,这支生力军在没有和美军交过手的情况下,在台湾无条件投降了。

  14、第十四师团

  1940年8月,日军第十四师团被任命在中国满州永久驻屯,第三次踏上了中国大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经过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后,第十四师团依然在满州驻扎。然而以日军在瓜岛的败北为转折点,日军在太平洋上开始节节败退。1943年8月,日本大本营策定了绝对国防圈(千岛列岛、硫磺岛、马里亚那诸岛—卡罗林岛—马绍尔群岛、西新几内亚、缅甸),但是要守这么漫长的防卫线,太平洋上现有的日军兵力是不够的。所以在满州驻屯的第十四师团被抽调出来派往帕劳群岛。第十四师团在1944年4月末到达帕劳群岛。第十四师团主力担任帕劳本岛的防卫任务,而步兵第2联队负责拥有机场的佩里留岛的防卫任务。帕劳群岛南端的安加维尔岛的防卫则是交给了步兵第59联队第1大队。1944年6月美军攻占塞班岛。进入1944年9月,美军加强了对帕劳群岛的轰炸。1944年9月15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1师开始准备在佩里留岛登陆。1944年11月20日,日军守备队指挥官中川州男大佐(步兵第2联队长)向日军大本营发出最后一封诀别电报之后切腹自尽,到1944年11月20日为止第十四师团步兵第2联队共抵抗了70天。与此同时,安加维尔岛的守备队约1200名官兵在美军第81师约2万名士兵的猛攻下,33天后全军覆没。在帕劳本岛的第十四师团主力虽然没有遭到美军的攻击,但在饥饿和空袭的威胁下也损失惨重,无条件投降对他们来说是种解脱。

  15、第十六师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十六师团被编入进攻菲律宾的本间雅晴中将的日军第14军,参加了第一、第二次巴丹半岛的攻坚战和菲律宾各岛的讨伐战,之后第十六师团便在菲律宾驻屯。到1944年,第十六师团移驻到莱特岛。1944年10月12日,麦克阿瑟将军率领的盟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驻守在莱特的只有第十六师团,势单力孤,阻挡不了美军四个师的攻击。第十六师团集中兵力死守着塔克罗班机场,但是没多久就失守了。重新夺回机场的战斗也失败了。日军大本营决定在莱特岛与美军决战,不停地向莱特派遣兵力。莱特岛的攻防战持续到了1944年12月,日军伤亡惨重。1944年12月15日,美军在明德罗岛登陆成功,把战火烧到了吕宋岛附近。而莱特岛的决战变得没有一点意义了。日军大本营命令在莱特岛的日军“自给自足,永久抗战”,而这时第十六师团也没多少有生力量了,残部退到坎基伯特山里展开了游击战。战后,根据日本厚生省(卫生部)的内部资料,第十六师团共有13778名官兵参加了莱特岛的战役,其中战死13158名,幸存者仅620名,师团长牧野四郎中将也在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到来前5天战死了。

  16、第十九师团

  1938年随着张鼓峰事件的爆发,日军第十九师团立即被派往前线。然而随着日本在中国这个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日本大本营方面不愿将事件扩大也为了避免对苏开战而于1938年7月26日命令第十九师团立即开回驻防地。之后,苏军得势不饶人连下张鼓峰的战略要地,出于无奈第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擅自命令向苏军还击。战斗持续了11天,第十九师团虽然坚守了阵地,但是损失了将近20%的兵力,于1938年8月10日宣布停战。太平洋战争中,第十九师团依然在朝鲜半岛北部担任防卫任务。1942年9月步兵第74咸兴联队被抽调编入了日军第30师团,第30师团于1944年12月进驻菲律宾的吕宋岛。第30师团主力属于尚武集团,隶属于山下奉文中将的日军第14方面军,担任林葛安湾北部的圣菲尔南多地区的防卫工作。1945年1月9日,第十九师团在林葛安湾迎击了前来登陆的美军。但是美军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将第十九师团赶进了林葛安湾北部的山岳地带。当第十九师团正准备展开游击战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17、第二十师团

  1942年年底,日军第二十师团被派往太平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前线。1943年1月在维瓦克岛登陆成功的第二十师团主力把主要精力放在机场建设和修筑菲尼斯蒂尔山脉沿海地带公路上。1943年4月,第二十师团前往麻丹修筑道路。1943年9月22日美澳联军在芬施哈芬地区登陆之后,立即与在那里守备的第二十师团第80联队混战成一团,尽管自然条件恶劣但第二十师团主力还是拼命增援。然而终究不是美澳联军的对手,于1943年底撤退到西奥地区。1944年1月2日,美澳联军在冈比地区登陆,此举意图切断第二十师团的退路。第二十师团无奈退往麻丹地区。在热带丛林中有很多士兵掉了队,但终于在1944年2月底到达麻丹地区。然而到了麻丹地区之后等待第二十师团却的是一纸新的命令:前往爱达培。此时的行军比在热带丛林中更艰苦,大片的沼泽地吞噬了不计其数的官兵,第二十师团师团长片桐茂中将也在维瓦克地区附近战死。自1944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为止,第二十师团的各个部队陆续到达维瓦克地区。但是由于美澳联军下手比日军快了一步,率先在荷兰蒂亚地区和爱达培地区登陆,第二十师团变得进退不得。日军第18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为了使部队得到生存空间,下令与美澳联军决战。1944年7月开始,第二十师团在饥饿和疲劳的困扰下,展开了爱达培攻坚战。但是因为死伤惨重,战斗减员严重,于1944年8月3日终止了战斗。之后,第二十师团在饥饿、疟疾等流行病以及澳军的围攻下,实际上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1945年7月25日,日军第18军司令官安达中将下令“全员牺牲报国”,但之后不久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登陆时,第二十师团有25572名如狼似虎的官兵,而投降时只有785具连枪都举不动的瘦骨嶙峋的骷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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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之逝使“四人帮”狂喜[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回上海,就像出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正在北京闲得无聊的王洪文回到上海,心情变得舒畅。

  说是“调查研究”,其实,他也是为了躲避邓小平。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邓小平在北京大力整顿的时候。

  虽说天天烟来酒去,王洪文在上海犹如一个“快乐的王子”,其实他的内心空虚、痛楚。人在上海,心在北京。他毕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时时关注着邓小平在北京的一举一动,巴望着有朝一日把邓小平赶下台。

  他在上海,尽量摆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架势,做出“调查研究”的姿态,不过,他也终究无法把心中的忧烦遮得严严实实。

  1975年9月18日晚十时,当王洪文在王秀珍陪同下,来到上海国棉三十厂“视察”,短短几句话,他吐露了自己的天机。

  这家工厂正在建造新厂房。陪同参观的应五妹对王洪文说:“等新厂房建成以后,请你再来看看。”

  这本是很普通的一句客套话,却勾起王洪文对以后能否再来该厂的一番感叹:

  “到时候再看吧。可能来得了,也可能来不了!”

  “如果我来不了,无非是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修正主义上台,我会坐牢,来不了;也可能是我自己犯错误,给打倒了,来不了!”

  这么一大堆的“可能性”,是王洪文内心世界错综复杂的折光。他倒是在1975年9月18日——离他倒台前的一年,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坐牢”。

  不过,在王秀珍和应五妹听来,愕然得不知再说点什么好。也正因为这样,王洪文的那几句话被写入该厂的接待记录之中,成为从王洪文心灵中泄漏出来的准确的“忧患信息”。

  王洪文在上海的三个半月中,他所下榻的上海东湖宾馆与北京钓鱼台之间,几乎无日不通话。

  9月,张春桥告诉王洪文“好消息”:毛远新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子,是江青的亲信。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卧病之中的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显然加强了“四人帮”的力量。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多次汇报,邓小平的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远新的话,竟逐渐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曾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其中之一便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他是绝不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11月初,张春桥又把“好消息”告诉王洪文:毛远新从中南海传出信息,毛泽东已经对邓小平的整顿,产生了不信任感。

  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的这番话,针对邓小平以及支持邓小平的一批老干部。

  听到这番“好消息”,王洪文在上海坐不住了。本来,按照毛泽东的规定,一年的三分之一搞调查研究,他照理应在上海住四个月。王洪文等不得在上海住满四个月,急于要回北京——“四人帮”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了。

  听说丈夫要走,崔根娣忧心忡忡。在丈夫当上上海市委副书记之后,她已明显地感到夫妻之间的差距拉大了。丈夫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粗浅的她更感到差距越发增大。尤其是丈夫到了北京,她孤零零地住在康平路深院之中,她又不擅长交际,在夫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合拍。她很想回娘家去住,依然生活在往昔的工人姐妹之中,可是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拥挤不堪的工人宿舍,何况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亲,住在钓鱼台。丈夫已身居要职,白天睡大觉,夜里倒要外出,她几乎无法适应这种颠倒了的作息时间。丈夫开口闭口政治,她很难插嘴。她索然无味地住着,最终还是提早回上海了。

  这次丈夫回上海“调查研究”,她显得很开心。丈夫不那么忙了,吃、喝、玩、乐,很清闲,她总算与丈夫过着团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说走就走,她无法阻拦。

  她已经明显感到,丈夫常常唉声叹气。特别是在他酒醉之后,满腹牢骚夺口而出,连毛泽东也挨他诅咒。看得出,他当这个副主席,并不得意,仿佛随时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来。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开始孤寂的生活。她怀念着当年作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样的生活已经离得很远很远。

  许多女人对她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在她们看来,副主席的夫人简直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难以够着。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内心的痛楚。

  其实,自从“造反”以来,王洪文也没有过过一天真正称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样是在提心吊胆之中度过那一天又一天。

  王洪文飞回钓鱼台,确实正是时候:邓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帮”的猛烈攻击,处境维艰,而作为邓小平的坚强支柱的周恩来,已病入膏盲。

  周恩来如同风中残烛。毛泽东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争,日趋激烈。

  1975年3月20日,周恩来在致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谈及了四届人大以后他的不断加重的病况:

  “今年开会(引者注——指四届人大)后,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因此利用3月间隙,进行食钡检查,始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分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灌钡至横结肠,在肿瘤下,抽出钡液无血;灌钡至升结肠,在肿瘤上抽不出钡液,待与大便齐出有血。在食钡检查时,食道、胃和十二指肠、空肠、小肠均无病变,更无肿瘤。而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引者注——指1935年8月在四川省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周恩来原注)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

  作为“王、叶、邓、张”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来的病况的,知道他来日已不多。“张”——张春桥,心里也很明白。

  张春桥早就死死盯住国务院总理这个位子,他把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手。他只有打倒邓小平,才能在周恩来去世之后,成为国务院新总理。

  王洪文也把邓小平看作眼中钉。因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邓小平取代了他。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强支病体,在北京医院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所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一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

  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在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9月20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12月1日至5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自1975年6月1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像地震一样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据当时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张耀祠也对笔者回忆说:

  “总理去世的消息,是我向主席报告的。主席听后,很久很久没有说一句话。等了许久,我见主席轻轻地朝我挥一挥手,赶紧退了出去……”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1976年1月15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萧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萧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1976年1月23日、1月28日、2月4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1976年1月31日。

  萧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2月3日——正月初四,萧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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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0:28:29 | 显示全部楼层

陈赓“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转帖]


    作者:陈冠任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陈赓是一位幽默诙谐的战将,对于自己“显赫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和毛主席是老乡兼校友,和彭德怀元帅在一个团当过兵,救过蒋介石的命,周总理和邓大姐结婚我出过力,指挥林彪打过仗。”对于他指挥林彪打仗的事,却鲜为人知。

  其实,此事并不假。

  1927年8月,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后,担任起义军20军3师6团1营营长,跟随部队一起向广东进发,部队在会昌时,遭到国民党钱大钧部围击,被迫向潮汕撤退,陈赓奉命率所部掩护,此时钱大钧的部队已近在眼前。穷途末路,惟有决死一战,全营跃出掩体发起反冲锋。突然陈赓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朝旁边闪,他挥枪招呼:“林排长!”

  林排长就是林彪,他时任起义军第11军25师73团3营7连1排排长。他立即跑了过来,刚喊一声:“陈营长!”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他扯着嗓子喊:

  “我们连长牺牲了!”

  陈赓命令:“我叫你代理连长往上冲!”

  谁知林彪却回答:“陈营长,不行,我们人太少!”

  “再说我枪毙你!”

  这声音惊了林彪一跳,转身嘶喊着:“冲啊!”

  ……

  此战,由于敌众我寡,他们最后打得弹尽粮绝,被迫后撤,陈赓则在后撤中左腿3处负伤。后来,陈赓谈起“指挥林彪打仗”之事,说:“林彪会打仗,但就是怕死,需要你去敲打。”

  在红军时期,陈赓在红四方面军任过时间不长的红12师师长。那是1931年,他受党中央委派,离开上海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他先是任红4军13师38团团长,一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成立,他任红12师师长,下辖3个团:红34团、35团和36团,其中红34团团长为许世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红35团团长为高绍先,1932年在红安作战中牺牲;红36团团长为徐海东,1955年与陈赓一起被授予大将军衔。另外,在陈赓的战友中还有一位小班长,叫陈锡联,1955年也被授予上将军衔。对此,喜开玩笑的陈赓后来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2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偏偏有人不相信:“你什么时候有过这般的荣耀?尽吹牛不犯法。”

  “你去查查军史,我当红12师师长时手下是不是一个上将,还有两个上将?许和尚,徐老虎,还有小钢炮陈锡联!”

  不服气的人顿时就傻眼了。

  在红12师期间,陈赓确实带领这3个团长打了几次大仗和硬仗,他有过“统领”这几位大将的“显赫经历”。

  (1)

  陈赓上任红12师师长,就率领12师3个团会同红10、11师和黄安独立团开始了长达43天的黄安战役。

  此时,徐海东刚刚带着鄂东警卫团升级改编为主力红军,并任命为36团长。

  徐海东号称“徐老虎”,打仗勇猛过人。此时,他率部在大山里打了3年多的游击,吃尽了苦头,如今脱掉黑棉袄,换上红军服,还戴上了八角帽,系上了皮带,高兴劲说有多大就有多大了,他也是和陈赓一样是个闲不住的人,有仗打就打仗儿,没仗打就往战士堆里扎,和战士们又说又闹开玩笑。一个玩笑团长,一个玩笑师长,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两个人的故事于是开演了。

  一次激战后,徐海东把大刀一放,衣服都没换,就来到了战士们中间。一个战士眼尖,说:“团长,你负伤了?”

  “负伤?嘿嘿,还没听说过。”徐海东吹着牛皮。

  “看看你的衣袖子!”这位战士说。

  徐海东低头一看,才发现在战斗中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袄袖,还擦破了胳膊皮。有人立即说:“怎么不包扎一下呀?”

  “没事。没伤着骨肉,只是擦破了点皮,那子弹是吃素的,碰到我的皮,嘿嘿,一拐弯就飞跑了!”

  徐海东说着,还手划着做着子弹拐弯的样子,逗得战士们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又得意洋洋地说:“我这个人,生来命大。小时候就死过几次,没死掉。到了战场上,子弹看见了,就向右转哩!”

  谁知他的故事传来传去,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里。虽然陈赓和徐海东的性格相仿,都爱说爱逗。但是对于这样的事,却不敢开玩笑。一天,他把徐海东叫了过来,冷冷地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人说子弹是‘吃素’的?”

  徐海东一听话里有语,便嘿嘿一笑说:“没听说过。”

  陈赓郑重其事地说:“我听说了,反正我不信。我信子弹会打死人,它吃荤!”

  “你没听懂我的话。”徐海东嬉皮笑脸地说,“我是说,我这个人命大,从小就大难不死。听老人说过,我刚出生,就差一点给淹死。后来烧窑,有几回差点砸死。冬天卖窑货,又差点冻死。到了革命队伍里,多少次该送命的,不料都没有死成……”

  陈赓说:“喂!徐海东,子弹可不管你老虎不老虎的啊!它是吃素的?!”

  徐海东还是嘿嘿嘿的,毫不在意。结果,没过几天,两颗“不吃素”的机枪子弹果然把徐海东的大腿打中了,他被送进了医院,并且伤势还不轻,其中一颗“不吃素”的子弹夹在两骨之间,非动大手术不可。可红军医院里只有一支过期的麻药,医生迟迟不敢做手术,这下把徐海东惹急了:

  “我们就拚刺刀!今天下午就给我做手术,麻药过期就过期,我不怕。”

  “那不行,你会受不了!”

  “什么受不了?我徐老虎怕过什么呀!”

  由于耽误时间过长,再不做手术,病人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医生咬咬牙,和护士拿着一根绳子把徐海东的双腿绑在一条木凳上就动起了手术,徐海东被绑着,还说:“你们放心大胆地做手术,要割哪就割哪,我徐海东是死过几次的人了,我不怕!”

  结果,这支麻药的确失效了,一点作用不起。在手术中,徐海东牙咬得“咯吱咯吱”响,竹椅的把手被捏碎。但他没哼一声,腿也没动一下,当医生一使劲,“咔”,一声脆响,把弹头拔了出来时,他这才“啊”了一声,昏了过去。

  一个月后,徐海东拄着棍子离开了医院,还没回到36团去,就一瘸一拐地敲开了陈赓师长的门。陈赓一见徐海东,笑着说:“怎么,放虎归山啦?”

  “师长,我有重要事情要和你谈!”徐海东严肃地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赓倒一杯水递给徐海东说,“先坐下。我问你,伤口怎样?子弹是吃素的吧?”

  徐海东对“吃素不吃素”的问题没有回答,只是拍了拍大腿,说:“没问题了,我要回团里去!”

  “这样吧,”陈赓点燃一支烟,“你刚回来,先休息一下,过段时间再安排到别的团去。仗,保证有你打的!”

  “那不行。”徐海东急了,“我明天就回36团去!”

  “36团已经有团长了。”

  “那我就去当副团长!”

  “去当副团长?”陈赓笑着问,意思是打仗负伤了,还降半级你也愿意?谁知徐海东回答说:

  “这有什么?能当团长,为什么不能当副团长?”

  结果,陈赓还真的让他去36团做了个副团长。直到徐海东伤完全愈好后,他才把团长调离,让徐海东“官复了原职”。

  (2)

  在红12师的3个团长中,34团团长许世友也是员悍将,他少林寺和尚出身,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对大刀特别钟爱。三国时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有一把82公斤重的青龙偃月刀。他常挂在嘴上的话是:红军枪弹不足,大刀是冷兵器中最为便当、最让敌人胆寒的兵器。

  他则不像徐海东那么“刺头”,除了爱喝酒、睡觉外,是“最好带的”;平时只管打仗,不管其他,既不喜吹牛皮,也不爱侃大山,他的生活就是打仗,喝酒,睡觉,再有空闲就练武功,带领战士们舞大刀。

  但他也是红12师一张不可多得的虎将。陈赓一有硬仗、恶仗就往他身上“压”。

  在攻打黄安城时,红12师担任主攻,陈赓把主攻城门的任务交给高绍先35团,徐海东36团为二梯队,除以一个营在西门佯攻外,主力随35团之后冲城;而许世友一个34团却被分开两处,一个营向东门实施佯攻,另两个营夺取城外西南角的溜坡山阵地。

  本来,许世友是“打掩护”,但他却打得最为激烈。

  在这次战斗中,他两次大刀一举,率领战士们同敌人开展肉搏,硬是打出了红12师的威名。

  一次,敌人两个团向34团两个营坚守的溜坡山阵地发动进攻,妄图打开缺口南逃。敌人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块掀到半空,轻、重机枪吐着腥红的火舌,在炮火的掩护下,敌兵仗着人多势众,嚎叫着向34团阵地扑来,突破了前沿阵地。正在指挥攻城的陈赓闻讯,有些着急,举着望远镜正准备派上徐海东二梯队上,在危急时刻,他只见许世友从背上拔出雪亮的大刀,挺身舞刀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

  由于许世友经常教部下一些武功,34团人人都会打拳劈刀,敌人哪是他们的对手?战士们在敌群中左一刀,右一刀,前挑后戳,刀刀见红,砍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胆裂,狼狈逃窜。危险随即消去,陈赓见状,立即加大攻城力度。

  在攻城接近尾声时,垂死挣扎的敌人再次出城从西门逃窜。

  此时,许世友身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当敌人接近时,他又举起大刀,跃出战壕,带领官兵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肉搏。逃敌就像泛滥的洪水碰到了坚不可摧的堤坝一样,立即改变方向逃跑。许世友率领全营挥舞大刀一路追赶,不仅把敌兵赶了回去,还尾追溃敌突入了黄安城内,将城内敌人全部歼灭,黄安城被一举攻下,敌师长赵冠英被活捉。

  战后,陈赓高兴地说:“许和尚,你干脆改名叫‘大刀团长’算了。”不久,许世友的“大刀团长”威名远扬四方。多年以后,许世友对这“大刀团长”的绰号还洋洋自得,说:

  “这是陈赓大将封的。耍大刀数那个时候最过瘾!”

  (3)

  黄安大捷后,陈赓率领3个主力团挥师北上,直逼潢川城下。

  1932年1月,蒋介石的“围剿”大军三个师另一个旅共19个团,分路沿商潢公路南援。陈赓率领着红12师正在双椿树一带集结待命,受命赶到一个叫豆腐店的地方防守,战前,陈赓简单地介绍了反围攻的形势、任务,随后下达部署兵力命令:

  “36团作为预备队,负责发动群众、筹粮及搞来500双军鞋。34团和36团正面阻击……”

  “为什么叫我团干这些?我不干!”徐海东当场气呼呼地反驳说。

  “发动群众、筹粮和搞军鞋。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很大。你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熟悉。作为预备队,随时也要上战场。”师政委耐心地解释说。

  徐海东仍不服气,说:“我以前任黄陂区委书记、第5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还打过几年游击,都是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婆婆妈妈的真不少,几乎每天都要和妇女、儿童打交道。事杂、罗索又憋气。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还是派别的团去吧!”

  陈赓在一旁耐不住性子,发火说:“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命令。通不通,3分钟,你再考虑3分钟!”

  徐海东心想,再考虑30分钟我也不通。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也曾多次独立领兵打过仗,懂得“命令”两字的份量。虽然还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个军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陈赓眯着眼睛说。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说,“只是希望下次给放在重要位置上,多给仗打。”走出门口,他绷着脸又甩一句:“天天让做鞋收粮,老子快成妇道人家了。”

  陈赓手一指,喊:“回来!你骂什么?你是妇道人家,我不成老婆婆啦!”

  徐海东怪模怪样地笑笑,说:“发个牢骚,师长那么认真干啥?任务我完成就是了。”他知道陈赓的脾气,要真发火,那话就难听了!说完,甩开大步,急忙开溜。谁知背后却传来陈师长放声的大笑声。

  过了3天,徐海东就把粮食和军鞋都筹备好了,还是要求参战,说:“豆腐店的情况,我熟悉,我在这里打过游击。”

  陈赓考虑到35团这几天激战伤亡较大,于是同意,说:“35团调为预备队,34团居于公路左侧,36团居于公路右侧。”

  许世友一听徐海东率领36团上来了,说:“嘿,这下有好戏看了,‘臭豆腐’回到了豆腐店。”

  众人哄堂大笑。

  “原来‘徐老虎’还有一个绰号叫做‘臭豆腐’,难怪他争着要打这一仗呢。”陈赓也笑着说,“‘臭豆腐’,这一仗只准胜不许败!”

  这次跟红12师对阵的是敌汤恩伯部,这个汤恩伯与陈赓的经历颇有些相似,他和蒋介石是老乡加校友,校友也不是同期,并且是洋学堂——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北伐初期回国后,他和陈赓一样当过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北伐军学兵连连长,后一起任过军校军事教官。因此,此战被徐向前戏称为“国共两大将对决”。结果,在此战中,陈赓与汤恩伯对阵,“臭豆腐”徐海东大战豆腐店,少林和尚许世友在左侧助阵,这场较量多了几份戏剧色彩。

  军号声、喊杀声伴着呼啸的风雪声,摇撼着整个战场。红12师连续打退了汤伯恩多次进攻。中午时分,汤伯恩不得不暂时停止攻击。可下午1时许,隆隆的炮声又响起来了,在炮火中,两个师的兵力像恶狼似地向红12师阵地压过来。战斗越来越残酷。陈赓见处境越来越困难,把预备队35团也调上来了,红12师的3个团,顽强地抗击着汤恩伯10个团的轮番进攻,汤部横尸遍野,红军的伤亡也不断增加,但敌众我寡,激战中,汤恩伯6个团的兵力黑压压的一片,迎着漫天风雪,又像潮水般涌了过来,徐海东带着特务连守在正面,一动不动。敌群渐渐近了。突然,徐海东站了起来,刷刷刷地脱开了衣服,他先脱掉棉衣、衬衣、背心,又脱掉了裤子和鞋袜,最后,全身只剩下一条裤衩!全体红军指战员都惊呆了。

  “就是死,也得把这群黑皮子打下去!准备上!”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已从警卫员手里一把夺过大刀,大喊一声,一跃而起,率先冲了出去。正面和两侧的战士们见团长已赤膊上阵,“呼啦”一声,也全都发疯般嚎叫着冲向敌群。

  于是,壮景出现了——

  狂风大雪中,一位穿着裤衩、裸着上身的红军高级将领高举大刀,发疯似的叫喊着,拼命地冲杀着,浑身上下那十几处明显突出的伤疤,在阳光的照耀和雪地的映衬下,放射出慑人心魄的光芒;上千名同样发疯似的红军战士跟在他的身后,也拼命地奔跑着冲向敌群!在路左侧的许世友见状,大喝着:“大刀团不上,更待何时?”也挥舞着大刀上阵了。

  这两个团突发而起的举动、意想不到的阵势,一下子竟把对方给搞懵了。国民党军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什么新战术?便被徐海东的36团和许世友的34团冲了个一塌糊涂,如潮水般退走了。

  就这么简单,汤恩伯的6个团被打得七零八散。

  以后,他的第2师一次次汹汹而来,凄惨而归,红12师依然死死地卡住这要冲主道上。第4天中午,已经发动20多次冲锋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汤恩伯,只好宣布全线撤退了。此时,陈赓下令发出反攻命令,顿时冲锋号嘹亮,喊杀声震天。汤恩伯的手下在雪里滚,在泥里爬,溃不成军。

  3天3夜的豆腐店之战,红12师歼敌2000多人。被俘的敌团长问红军:“是谁坚守在豆腐店?”

  “36团,团长徐海东,人称‘徐老虎’。”

  “难怪攻不下来,‘徐老虎’。”

  这一仗,蒋介石嫡系第2师遭受歼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此后该师残部即撤往后方。战后,陈赓对师政委说:“36团这一仗打得好啊,徐海东同志真是只老虎!”

  “他这个‘臭豆腐'真有诱人的味道!”政委记起徐海东的外号笑着说。

  但陈赓师长当着徐海东的面,却没说过多少夸奖他的话,对徐海东说:“这样的恶仗,你们伤亡不大,你还活着,真是命大哟!”

  “那当然,”徐海东笑着说,“我说过么,子弹是‘吃素’的,咔咔,就这么拐过去……”

  陈赓大笑,徐海东也大笑。

  在战斗的岁月里,同志间彼此敬爱往往是和共同的经历、性格和爱好相联系的。徐海东和陈赓从此更加要好。徐海东总说:“陈赓是我的第一个好师长!”陈赓也经常向别人自豪地说:“我一生中,感到最荣幸的事,就是当过徐老虎的师长!”若干年后,他一提起徐海东,还是念念不忘他“徐老虎”、“臭豆腐”两个绰号,许世友也赞叹说:“蒋介石很怕这个‘臭豆腐’,一沾上就跑不掉了。同志们喜欢这个‘徐老虎’,他是革命的老虎!”

  (4)

  1932年五六月间,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进行第四次围攻,企图“聚歼”红四方面军。时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委主席的张国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面对蒋介石30万大军的进攻,强令红军主力向京汉线出击,“威逼武汉”。

  结果,七里坪一场恶战,红12师比任何一战都打得更为猛烈,从师长到战士肉搏几十次,血染战衣……七里坪之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将第2师拨归卫立煌纵队“就地整顿”,把第83师加强陈继承纵队,然后,令陈继承配合第1纵队张钫部,会攻鄂豫皖根据地中心新集。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红12师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谁知张国焘却把蒋介石这一兵力调动误认为是“全线溃退”,又令红四方面军在浒湾西北至西南的胡山寨、四面山,金兰山一线迎头堵击。9月1日,敌兵的试探进攻被击退。2日,敌两个师在4架飞机的掩护下猛攻,遭到红12师和红11师强力阻击,遗尸累累,狼狈缩回。5日拂晓,敌又猛攻,陈赓率红12师3个团坚守阵地,英勇奋战,多次与敌展开肉搏,阵地数次失而复得,给了敌人以大量杀伤。在激战中,陈赓右腿膝盖处中弹,负了重伤。他继续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经过5天战斗,陈继承纵队伤亡2000人,攻势顿挫,遂据地固守。这一战局大出张国焘的意外,惊慌失措,又立即令红军主力向皖西转移。在转移途中,又多次尽说丧气话,被动逃跑。

  结果,红军又在河口被蒋介石堵击部队拦住。陈赓坐在担架上指挥红12师与红10师大战敌俞济时88师一个旅和黄埔同学胡宗南第1军1师一个团,结果,激战一天,硬是把老同学胡宗南和俞济时的部队击溃。

  这是陈赓与胡宗南的第一次交战。

  第2天,敌第2师又来猛攻,陈赓在担架上又指挥战士们拼刺刀、打手榴弹,击溃敌军七八次冲锋,在黄昏时分,还组织了一次阵前反击。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战略失误,红四方面军没能扭转战局,被迫退出了根据地。10月,部队越过京汉路向西转进途中,由于连日奔波,一直坐在担架上的陈赓伤势更加严重,组织上决定他离开部队到上海去治伤,这样,他离开了红12师。

  (5)

  其实,陈赓说陈锡联是红12师的,却是诈唬人的。

  当时陈锡联是在红10师30团,在陈赓离开红四方面军后,他才到红12师。当与陈赓“唱反调”的人搞清这个事实后,又找到陈赓:“你说小钢炮陈锡联在你手下的红12师,是咋唬人的,你在红12师时,他在红10师和红11师。”

  陈赓嘿嘿一笑:“贺老总的警卫员就是我陈赓‘培养’的,他当时也是师长之职,你信不信?”

  他说的这个人就是卢冬生,并且“此话属实”。

  卢冬生是湘潭史家坳人,比陈赓小5岁,因家境贫困,7岁就离家在柳树铺的陈赓家放羊当羊倌。陈赓和他很要好,两人都是有名的“顽皮王”。后来,陈赓逃婚投军,对卢冬生影响很大,他在陈家“等”了一年“大哥”,也没等回来,结果第2年他也跑了,在湘潭十三总老王泰厂当钢行学徒工。干了几年,还是羡慕“大哥”,1925年悄悄跑到衡阳投入湘军唐生智部当兵。次年随部北伐,结果,在武汉时,陈赓被派到唐生智特务营当营长,两人相见,陈赓把他调来做了自己的副官。随后,卢冬生和陈赓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仍然做陈赓的副官。起义军在潮汕受挫后,陈赓负伤,他护送陈赓到达上海。在上海,他经陈赓和王根英介绍入了党。

  1927年年底,他受党中央派遣,作为贺龙的警卫,护送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边组织革命武装,先后在贺龙红2军团中任司令部手枪连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政委、师长,他英勇善战,与贺炳炎(后为上将)号称为贺龙的“左臂右膀”。

  抗战开始时,他担任过八路军358旅旅长,不久又同刘亚楼(后为大将)等一起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时,他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就在12月一个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他立即以熟练的俄语喝问这个苏军士兵:“是哪个部队的?”

  苏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卢冬生就这样在哈尔滨殉职,时年37岁。凶手后被苏联红军枪毙。

  卢冬生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战功赫赫,但是他的“出道”完全是陈赓“一手带出来的”,贺龙见着陈赓,每次都要提起昔日战友卢冬生。陈赓说:“如果他活着,至少要授个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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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0:29:37 | 显示全部楼层

说史谈屑[转帖]


  葛兆光

  官大未必便多识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记载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一个看了福建麻沙地方刻印的劣本《周易》的教官,来给学生出题考试,说“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学生觉得可疑,教官却自作聪明地“为讲解大概”,也许只是强辞夺理而已。学生也不善,到了教官把话说尽,学生们

  才“徐出监本”,拿了过硬的版本依据出来,这下子教官威风扫地,于是“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这是一个现代的老师常常用来教训学生,一定要寻找精良版本的例子,不过,大多数人都忽略了《老学庵笔记》的最后一句话“然其后亦至通显”,看来,当大官并不在乎版本之学。据《萍洲可谈》卷一、《泊宅编》卷上的记载,这个教官叫做姚祐,传见《宋史》三五四,后来居然官至工部尚书,算是部长级的大官。

  看来,做官不一定要那么精确的丰富的知识,不仅做工部尚书,就是做文职官员也无妨。宋代的刘昌诗在《芦浦笔记》卷六中,也记载一个“金根车”的故事,说的是秦有金根车,汉晋沿袭旧制,又叫耕根车,甚至唐代也有这种车,可是,当了集贤校理这种专门靠知识吃饭的官员的韩昶,却完全不懂古代的这个制度,凡是看到史书上有“金根车”的,都觉得应当是“金银车”,于是统统一笔改过,这样的学问,居然差一点还要被授予拾遗的官职。

  过去都说“学而优则仕”,学得好才可以当官,这逼得很多学子得拼命学习,十年寒窗,期待着一举成名,然后靠了学问当公务员、当处长、当司长、当部长,出人头地。不过,学问好是否可以真的谋上一官半职?看来至少在宋代并不是完全如此了,姚祐是一个例子,只看了麻沙本就给学生出题的人,未必当不了部长,当然,韩昶的运气稍稍差些,他想当拾遗,却被谏院拒绝,看来谏院还有一两个看重学问的官员。

  世事如棋

    有时候,下棋是赏心乐事,观棋也是赏心乐事,古代有“烂柯”故事,说的是一个进山砍柴的樵夫看仙人下棋,乐而忘返,结果,“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连带来砍柴的斧柄也已朽烂。有时候,下棋却是苦事,里面有艰辛,也有苦涩,在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那个把生命都押在解“珍珑”的人心里,棋局就是生命,所以有人说,下棋就是“赌棋”,而赌棋有时候就是“赌命”。听说,清代围棋史上有“血泪篇”,一个以棋为命的人,呕心沥血下十局棋,泣泪滴血,棋下完了,生命也仿佛结束了,这让人想起川端康成那篇著名的写日本围棋本因坊易位时那种苦涩和辛酸心情的小说。

  作为隐喻,“棋”在中国常用来比喻世事。“世事如棋”和“人生如戏”正好一对儿,常常是人们感慨时的口头禅。“人生如戏”的意思,是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人生仿佛常常在演别人写好并导演的戏剧。然而,世事如棋的意思,却还要更复杂一些,依我想也许有三条:一来因为棋子为弈者操纵,世上的人亦然,二来因为棋局反复,如世间政局之无常,三来棋局本身即仿效宇宙天地,所有纵横捭阖都在这个宇宙中进行。据说,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六博棋局就是天地格局的缩影,围棋盘则是象征“天圆地方”,中国象棋里的楚河汉界就更不必说,弈棋的两方各自仿佛交战的两国,人下棋就仿佛人在现世,说不尽地争夺地盘、尔虞我诈,没完没了地横车跃马、攻城略地。

  世事如棋,棋如世事,据说,中国象棋“将帅”在王宫里不出门,要靠他人保护,西洋象棋“王”、“后”四处征战,“后”更是威风八面,已经被有历史癖的学者分析出了这里有东西方政治观念的差异,这不知是真是假。

  试题中折射的历史

  有时候,考试不是在测验被考者的知识,而是在表达出题者对知识风气的焦虑。注重政治秩序的出题者,在试题中表达着他们的道德心情,关心词赋美文的出题者,在试题中表达着他们的审美意识,看看历史上的官方和民间考试题的变化,常常能够摸到时代主流的脉搏。

  16世纪以后,西洋的实用新知加上坚船利炮,一直让中国士大夫感到紧张,在西洋和中亚天文学的启迪下,历法错误、天象不确的关注始终困扰着中国,所以清代嘉庆年间学海堂的试题中,那个大儒阮元就曾经考问学生关于东西方天文历算史上的问题。到了清末,不说官方学校同文馆考数学的风波,就说民间办的格致书院罢,很多著名官员如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薛福成、郑观应等等,都曾为书院出过有关西洋新知的题目,在题目中就可以看到当时上上下下的关心所在,这在千年以来一直是以人文知识为重点的考试中相当罕见。比如李鸿章,他出的题目就曾经问到西方测温、测热、测电的方法,问到西方平弧三角与《周髀算经》的关系,问到西方关于64种化学物质在中国语言中的对应词语,还有一问更关系到西方科学技术的观念史,他说,西方格致学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亚里士多德),到英国贝根(培根)“尽变其说,其学始精”,而到了达文(达尔文)和施本思(斯宾塞),“其学益备”,他问学生说:“能详溯其源流欤”?

  不仅是官员和士人,皇帝也一样,1895年,受到甲午战败强烈刺激的光绪在保和殿测试天下贡士,他不再考问士人关于儒家的学问,而是询问士人说:“孙子练兵,吴子治军,李靖之问对,所详手法足法,明王骥、戚继光所论练兵之法,其目有五有六,能备举之欤?”这究竟是考问学生,还是在表达朝野上下知识关注点的转移呢?

  当文学遭遇历史

  文学作品常常让我们读后浮想连翩。想象中,诗人很浪漫,或者很洒脱。不过,有时候也不尽然,读历史学家追根究底的著作,就有些不妙。据说后代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当时却总给宰相寄些不怎么磊落的书信,要求贵人给自己引荐;写过“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的王安石,不仅是个固执己见的家伙,甚至日常穿衣也很肮脏;那个写了不少书的屠隆,也被徐朔方先生考证出得过性病。历史文献学家把文学家的这些事情连底抖开,就有些像李商隐《义山杂纂》里说的那样,叫做“煞风景”。

  后代的读者也许没有必要戳破这层去作考古发掘。因为,文学与历史总是常常发生冲突。说起来,时间仿佛筛子,让人们把有的事情遗忘,把有的事情记住,遗忘它想遗忘的,记住它想记住的,然后告诉后人,那个时候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文学记住了浪漫和美丽,而忘记了平凡和真实甚至低俗,历史却总是要记住真实、平凡的生活,却常常遗忘了那些曾经在心灵中有过的浪漫和美丽。

  如果有一天,历史固执地要揭开帏幕到后台去看一看文学的真实,那可就有麻烦了。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的诗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让习惯于考据的历史学家一考察,原来,这是他流放岭南时偷偷逃跑回乡时写的,于是,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归”时的惴惴不安,就变成了逃犯潜行时的畏首畏尾,那种对故乡似亲却疏欲近还远的微妙情感,就在老吏断狱的历史照妖镜里成了昼伏夜行者的紧张心理。

   (摘自《无风周行》,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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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怨报德”除心患[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雍正帝胤祯为康熙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七年即公元1678年。康熙六十年四十五岁的胤祯继承帝位,当年全国上下处于一片流言四起、萧飒恐怖的气氛之中。雍正在位十三年,最终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康熙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异常激烈,其主要表现为皇室内讧,皇子们都分朋树党、争权谋位。但最终还是四皇子胤祯夺得了帝位,也就是雍正皇帝。胤祯在即位后就开展了一系列惩治政敌的活动,残酷无情地迫害曾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兄弟及异己势力。

  胤祯为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所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雍亲王。其间诸皇子为谋求皇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内部斗争极为激烈。而生性孤僻的胤祯,其实并未因其性格弱点而远离朝政,他表面上竭尽孝心,但暗地里却结交朝臣与江湖术士以博取父皇的好感,所以康熙很喜欢胤祯。最后,胤祯在内倚靠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的特殊地位,在外借助四川总督年羹尧的兵力,最终在隆科多宣读康熙皇帝“传位于皇四子”的遗诏下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胤祯虽然继承了皇位,但是当年以皇八子允禩为首的争夺皇位的劲敌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四处散布流言,制造事端,以动摇刚刚易主的皇权,发泄愤懑之情。雍正也毫不客气地不断将他们分化瓦解,撤职监禁,并予以严厉打击。他为了表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还以极为隆重的丧礼将圣祖葬入景陵,使他成为清代第一位土葬的皇帝。他又以不忍动先皇遗物为由,把清代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从乾清宫移到了养心殿,而养心殿从此就成了清廷的政务中心。在整治当年皇族反对派的同时,雍正对当年的功臣、同时也是他即位后的心腹之患隆科多和年羹尧也毫不手软,他以“居功自傲,蔑视皇权”为由剥夺了他们的权力,接着调任、抄家,直至最后把他们处决。

  在胤祯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对曾帮助过他的年羹尧、隆科多宠信备至且屡次褒奖,甚至有时候都不顾及会有失自己的身份,不厌其烦地屡向年羹尧表明:“朕实在不知如何疼你,才有脸面对天地神明。你这样忠心报国,不说朕重重嘉奖,就是朕的子孙后代及天下臣民也都当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的子孙;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从来君臣遇合,融合无间,都未有像我们二人这样。你为之庆幸而不言,这就是朕之欢喜,也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你我二人当做千古君臣的榜样,使后世永远倾慕垂涎。”

  对于隆科多雍正同样也是赞不绝口:“此人是圣祖皇帝的忠臣,朕的功臣,国家的良民,真正当代第一出类拔萃的稀有大臣。”从这话我们就可以看出皇上对他是多么厚爱,所以他们俩的关系自然是非比寻常了,以至于一些大臣对他这样纵容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擅权深感不安。但雍正充满自信,坦然处之:“朕胸中光明洞达,万机不洞烛幽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则有余,但怎么可能比得上天子的聪明才智。”年羹尧,汉军镶黄旗人,他的父亲官至湖广总督,他的女儿后为雍正皇贵妃。年羹尧在康熙年间曾任四川巡抚、定西将军,在青藏立有军功。然而正当年羹尧、隆科多二人沉浸在倚仗天子作威作福的美梦中时,雍正却暗暗向内外大臣吹风,说这俩人因功高志满而蜕化变质、招权纳贿、居心不纯,为了防微杜渐,大家须提高警惕。雍正还特别提醒他的臣下要注意疏远年、隆二人,千万不要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雍正即位后的第三年出现了所谓的“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年羹尧上表称颂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他却误写成“夕惕朝乾”。于是雍正就抓住这个机会,一口咬定说这样的错误绝不是无心造成的,而是年羹尧恃功骄纵,以显露其不敬之意。他还说,既然年羹尧不承认他朝乾夕惕,那么对于年过去的功过他也得重新考虑了。雍正除要年羹尧做深刻检查外,还责令其部属、党羽一一表态,说清和他的关系以划清界限,然后没过多久就将年羹尧调离了。一贯鱼肉百姓的年大将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快地成了皇上的俎上之肉。按照律法年羹尧犯了九十二条大罪,所以内外大臣一致要求将他明正典刑,然而年羹尧说他自己有护驾的功劳,恳请皇上念在这个情份上饶他一死。没想到雍正居然顾念旧情,当他看到年羹尧竟有三十条应死之罪时不禁潸然泪下,无奈之下他只好恩准年羹尧自裁以正法。在他死的时候雍正还不忘送去最后一番教诲:“如今我已免你磔死,让你自尽,又赦免了你家属的死罪。人非草木,对于朕的恩典你虽死也应感激涕零了。你自尽后不要有什么埋怨,佛经中说恶人在死后若稍有怨恨就会堕入地狱,万劫不复。”

  年羹尧的案子就这样结了,然而雍正却并没有就此收手,他的铁拳又猛击在隆科多身上。没过几个月,隆科多便从一个“密务大臣”成了“诳君背主的小人”,他虽然与年羹尧一样贪诈负恩,但也绝非肆意妄为,可是此时就算是有三寸不烂之舌他也招架不住朝臣对他义正辞严的揭露、义愤填膺的批判了。在列举了他的四十一条罪状后,雍正就下令将其永远囚禁在畅春园附近,用余生来悔罪思过,但没过多久隆科多便死于囚所了。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何况是新君即位,那肯定就更加专权了。那些不甘寂寞而又无奈的新君为了保住君位、等待收回君权的时机,都会暂时抑制住自己的权欲,在表面上对专权的重臣优礼有加、言听计从,好像很甘心做一个傀儡,但真正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据说,康熙临终前原本是指定十四子允禵即位的,但胤祯更改了诏书夺得了皇位,这事年羹尧也参与了,而且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他受雍正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禵,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对他欲擒故纵,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雍正就罗织罪名来过河拆桥、卸磨杀驴。

  年羹尧、隆科多二人本来还自恃拥戴雍正皇帝有功,一心想在皇上这把权力大伞下作威作福,把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皇上紧紧连在一起,但却不知道他们拥戴的这个皇帝却是另有一番打算。这个皇帝在需要他们的时候百般宠爱,但在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嫌他们会惹是生非,增添麻烦了,所以宁可我负他人,不可他人负我,就找出许多理由来证明他们非杀不可。然而可悲的是年羹尧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一点。

  在中国传统中,为官的应该是直言敢谏,但在那样的朝代有骨气的人是很少的。为史应该秉笔直书的观念被彻底摧毁了,只剩下了阿谀奉承、俯首帖耳的奴性。在沉重的黑幕下,除了文字狱的酷烈被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用来以儆效尤之外,不知道还有多少无辜的血泪被无情地埋没了呢!那个朝代最大的成就和骄傲可能就是捏造篡改历史的本领了,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以至于在百年之后还能让后人们心甘情愿地相信这个如此邪恶黑暗时代的统治者都是“好皇帝”。

  其实当我们睁大双眼来回顾这段历史,雍正之所以以怨报德实际上也是为自己除后患。虽然他们可能不会造反,但是对于雍正来说他们知道得太多了,这就对他构成了威胁。有一句话就这样说:只有死人才会永远守住秘密。没错,雍正也是这样想的,他就是想要置年、隆二人于死地。所以他故意先对他们两个宠爱有加,因为他知道人一旦得势就会发生“质变”,得意之后就会“忘形”。而他们两个在得宠之后果然发生了“质变”。然后,雍正就名正言顺地以各种罪名将他们除掉了。雍正这样做实际上就是以怨报德,但是他这样做不但顺了民意、得了人心,更重要的是他还为自己除了心腹之患,使自己能够坐得更安稳一点。如果说他是过河拆桥的话,其实一点也不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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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谶语——杜秋娘[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唐顺宗年间,浙西节度使李锜是皇室宗亲,拥有重兵,蓄有篡位的野心,时时派心腹前往长安,刺探朝廷军机。有一位杭州刺史,也是李锜的心腹,逗留南京时,发现官妓行列中15岁的杜秋娘不唯妩媚俏丽,而且能歌善舞,会赋诗填词,在南京、扬州一带负有盛名,回到杭州后当即向李锜作了汇报。李锜被这位心腹怂恿得神不守舍,迅速驰往金陵,召见金陵的重要官员时,点名要一班官妓带着杜秋娘陪侍。

  杜秋娘第一次见到如此盛大隆重的场面,为李锜斟酒时,因为胆怯,将酒不小心洒在了李锜金线刺绣的华美袍服上,李锜故作怒态,杜秋娘忙战战兢兢跪了下去,说是“贱妾该死!”李锜说道:“你且起来。久闻你会写诗,就以庭前几树正开的桃花为题,写一首诗上来。”杜秋娘见眼前这位王爷也就20几岁,外表严肃,语气里却透出些温和之意,便用隐喻法写下了一首乐府《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意思是:王爷的金缕衣虽然华贵,终有破旧之时;而青春韶华,则一去不返。人应当珍惜大好年华,宝贵时光,及时努力,这样才不会失悔,不至于永久的悔。全诗造句用字回环宛转,奇思妙想,又深得讽喻之旨(这首诗在近千年后被选入了《唐诗三百首》),野心勃勃的李锜怎能不喜上心来呢?他的酒兴和野兴一时涌上,大庭广众之中,一伸手就将杜秋娘一下子抱进了怀里。

  第二年(公元807年),李锜以为时机成熟,借口唐宪宗已为群小把持,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发兵叛乱。宪宗早已得知李锜谋反的消息,已于暗中在长江上游安排一支重兵,李锜主力北上,这支重兵立即顺风顺水直下金陵,抄了李锜的后路。李锜全师崩溃,他自己仓皇之中成了俘虏,长安的宪宗皇帝下令将李锜就地正法,家属统统押往长安。宪宗早知道杜秋娘芳名远播,特诏她入宫。

  16岁的杜秋娘着实不寻常。宪宗李纯听她演唱《金缕衣》之后,龙心大悦,又命她“依照原韵”再写一首诗时,杜秋娘写道:

  秋风瑟瑟拂罗衣,长忆江南水暖时。

  花谢花开缘底事?新梅重绽最高枝。

  江南水暖说的在南京、杭州的岁月,新梅重绽最高枝则指的京都长安之时,东南与西北,王爷与皇帝,都不能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才情之外,凭一手床上功夫,她又取得了李纯的高度信任,第二天即传旨,将“秋娘”改名为“仲阳”,仲阳乃早春二月,万物欣欣向阳,这一旨意隐约透露出要进一步纳其为妃之意。正宫娘娘谏阻李纯:“此女乃叛逆者之姬,陛下宠幸,臣妾不敢阻拦,但如立之为妃,恐招非议。”于是,李纯便命杜秋娘为官,执掌宜春院。宜春院是御用歌舞班子,皇上公余之暇,将杜秋娘召入宫廷以娱龙颜,直是家常便饭。

  嗣后,宰相李吉甫劝唐宪宗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宪宗自豪地说道:“我有一仲阳足矣!”言下之意,普天下所有的美女,不论品貌才学及其他方面,谁也超不过杜秋娘。

  公元820年,李纯病故,唐穆宗(李恒)即位,遵父遗诏,将年及三十的杜秋娘从宜春院调出,让她为年仅10岁的皇子李凌做傅姆,负责教读诗书。年及30,风华正好,杜秋娘毕竟是个有七情六欲的女人呀!李恒短命,在位四年就驾崩了。其长子李湛继位,是为唐敬宗。政治上风云变幻,李湛当了一年皇帝,龙椅尚未暖热,弟弟李昂发动政变,将其废立,是为文宗……公元828年,奸臣郑注用事,李凌被无端地卷入了斗争漩涡,削除王位,贬为庶民,杜秋娘作为傅姆,只是教读诗书,被赐归金陵,算是保住了一条性命。

  自从在金陵被李锜宠幸约有半年之后,进入长安,杜秋娘20年间送过了走马灯似的四位皇帝,以后又能安然地回返金陵,已经是很不简单了。金陵旧家姐妹,念其孤苦无依,让她重入青楼,为妓女教习歌舞。公元833年,著名诗人杜牧路经南京,看见曾经光彩照长安的杜秋娘又老(42岁)又穷,深表同情悲怜,为之写下了五言古风体的长诗《杜秋娘》,“刻意伤春复伤别”,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浪迹江湖的感慨。杜秋娘见了此诗,不由悲从中来,回首往事,一如梦中,又凄然地写下了:

  红颜薄命实堪悲,况是秋风瑟瑟时。

  深夜孤灯怀往事,一腔心事付阿谁?

  又过去两年,金陵在冬季里发生了一场乱军哗变,杜秋娘正患重疾,于一个风雪之夜,冻死在玄武湖边。三天之后,人们才发现了这位一代佳丽、亘古才女僵硬的尸体。

  杜秋娘在15岁写下的“花开堪折直须折”的诗句,深寓哲理,雅俗共赏,千秋流传,脍炙众口。后世有些聪慧美丽的女子,公开宣称自己美好的生命不宜超过40岁,她们甘愿在40岁以前离开这个世界,或许正是以杜秋娘有所鉴戒才形成的悟道之言吧。我们的《辞海》里已对“杜秋娘”词条这样写道:“旧时用来泛指年老色衰的妇女。”杜秋娘叹惋的红颜薄命,仿佛是历史和岁月注定了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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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忘记的历史[转帖]


  国共将士的作用都不可抹杀,讲述抗战历史,更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谈

  《国殇》,一本正面描写蒋介石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书籍,在2005年5月悄悄摆上各地新华书店的柜台。

  70多万字的《国殇》受到广泛关注,专业人士认为,《国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的几本描写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书籍之一,有评论甚至认为,《国殇》是第一本全面反映蒋介石政府抗战的专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认为,以前出版的抗战书籍,主要突出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描写国民党抗战的书籍相对较少,出版这样一本描绘抗战史实的书,表明中国史学研究更加合理。

  6月8日,该书责任编辑唐得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殇》的宗旨是讴歌抗日将士,目前,从大陆和台湾反馈回来 评价基本以正面为主。

  《国殇》出版前后,正值中共中央部署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国共56年来再次握手之际,其信号意义非同凡响,引起海外媒体关注。

  曾与中共为敌的抗战将领被还原

  2005年5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了该书的作者——军人出身的张洪涛,他曾著有《血祭大江》、《决战北中国》、《致命的失误》等十多部军事文学作品和译著。

  “通常我们把抗战分成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在第一阶段,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处于防御地位。本书描写的正是这一阶段中国战场的情况。”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国人,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国民党抗战的史实知之不多,张洪涛说,这是他写作此书的原因。

  “现在有人说,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没什么关系,这是很不准确的。日军在亚洲战场上所投入的数百万兵力主要因陷入 中国战区而无力自拔,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前期牵制日军兵力,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有极大关系。”

  书中对一些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的贡献作了如实描述,其中包括在内战中与中共为敌的将领,如张灵甫,在抗日战争中表现非常勇敢,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如薛岳,这位湖南籍的国民党将领在同日本人打仗中常常取胜,而同共产党打仗则以败绩居多。

  此书第一次出版于1994年,当时的名字是《燃烧的太阳》,出版后加印过一次,之后没能再版。

  2005年,随着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大陆,此书再版的要求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认可。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一位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全国共选送500多种图书,参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全国100本重点图书,此书在参评图书之列。这位官员还表示,抗战纪念主基调还是宣传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该书再版,能够反映出中国的进步。”上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张主任说,“目前我们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绩大多持肯定态度,如台儿庄战役,凇沪保卫战,当然也否定它在1944年的大溃败。如果说过去对这段历史还有所回避的话,现在这方面的东西正在逐步添加进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中国党史研究会主任石仲泉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党史中的提法是肯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也肯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共产党配合正面战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共同打击侵略者,这个评价基本上还是从史实出发的。

  为何以前对“国军抗战”讲得少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萧栋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全部是国民党正规军,所打战役皆为重点战,与日军主力直接交锋,湖南是正面战场的第九战区(部分属第六战区)。

  “1939年至1945年在湖湘大地发生的6次惨烈会战(3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均属正面战场战役,占了全国正面战场22次大型会战的1/4。” 

  从“七七事变”、凇沪抗战到后来的武汉会战,这一阶段,中日双方以争夺大城市为主,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毫无疑问是抗战的主战场。

  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发挥敌后战场的作用,他们在敌后展开了多达十几万次的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日军。史学界的看法是,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的争夺以小城市为主,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至此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萧栋梁还认为,“所以,国共将士的作用都不可抹杀,讲述抗战历史,我们更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谈。” 

  历史学教授,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鞠德源认为,长期以来缺少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几点:

  一是共产党当时不掌握国民党战场的详细材料;二是解放前夕,大部分资料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另外,很多参加过抗日的将领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敌人。

  “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些人。像张灵甫,他也参加过抗战,极其英勇;孙立人,在远征军中立下功劳;戴笠是著名的特务头子,可他在抗战中也曾搜集情报,铲除汉奸。

  为何以前对“国军抗战”讲得少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萧栋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全部是国民党正规军,所打战役皆为重点战,与日军主力直接交锋,湖南是正面战场的第九战区(部分属第六战区)。 

  “1939年至1945年在湖湘大地发生的6次惨烈会战(3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湘西会战),均属正面战场战役,占了全国正面战场22次大型会战的1/4。” 

  从“七七事变”、凇沪抗战到后来的武汉会战,这一阶段,中日双方以争夺大城市为主,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毫无疑问是抗战的主战场。 

  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发挥敌后战场的作用,他们在敌后展开了多达十几万次的游击战争,大量牵制日军。史学界的看法是,武汉会战以后,中日双方的争夺以小城市为主,共产党的敌后战场至此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萧栋梁还认为,“所以,国共将士的作用都不可抹杀,讲述抗战历史,我们更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谈。” 

  历史学教授,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鞠德源认为,长期以来缺少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研究,主要原因在于几点: 

  一是共产党当时不掌握国民党战场的详细材料;二是解放前夕,大部分资料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另外,很多参加过抗日的将领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敌人。 

  “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很好地研究这些人。像张灵甫,他也参加过抗战,极其英勇;孙立人,在远征军中立下功劳;戴笠是著名的特务头子,可他在抗战中也曾搜集情报,铲除汉奸。”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改革也正在逐步进行,上海东格致中学的张敏霞老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读书的时候,教科书讲到抗战历史时,很少提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但现在,高一年级部分教材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行动。新的二期课程教学改革则用很大篇幅描写了“武汉会战”等几次重大战役,其中会战双方的战略意图以及兵力损失情况都写得相当细。 

  “现在,教师在讲授高三的历史课程时,还努力把课本跟时事结合起来,从新闻的角度向学生提到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有望合作发展的趋势,这样的授课学生相对容易接受。” 

  什么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历史 

  凇沪抗战中,谢晋元将军带领的八百壮士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硬是激战4昼夜,打退日军6次进攻,歼灭日军200余人。 

  5月24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上海找到书中浓墨重彩提及的“四行仓库”。“四行仓库”在苏州河边,离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不远,记者乘了两辆出租车,询问了3个苏州河附近的居民后,才知道它的准确地址是在“光复路1号”。 

  今天的“四行仓库”已经很旧,在周围高楼大厦的包围之中很不显眼,除了底层写有“八百壮士四行仓库抗日纪念地”字样外,位于底楼和七楼的两个史迹陈列室都没有开放,它的周围也被“某某开发公司”的字样所包围。 

  记者询问了8位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大部分人不知道“四行仓库”是做什么的,只有一位70多岁的“老上海”吴忠良告诉记者,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的时候,上海市民群情激奋,冒着生命危险,把慰问品、药品送入四行仓库,支持壮士抗击日军的情况。 

  他拉着记者的手说,所有抗战的事迹,对抗战有功的将士,都不应该被忘记。四行仓库,可千万要让今天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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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0:41:55 | 显示全部楼层

解放军军队中各个时期的国民党起义军[转帖]


  人民军队序列中的国民党起义军

  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人民军队的序列中就有国民党起义军,井冈山时期也有国民党起义军加入红军。应当说,国民党军弃暗投明举义旗,贯穿着新中国成立前人民解放军的整个历史。1949年,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军队番号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当时共有70个军,其中有10个军由国民党起义军组成,4个军由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起义军合编而成。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国民党起义军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了可圈可点的历史功绩。

  创军时期:人民军队序列中有3个军又1个师,由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国民党军组成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党北伐部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起义部队中,有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全部,共6个团,贺龙时任第二十军军长、起义军总指挥;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共8个团,由叶挺指挥;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由周士第指挥。另有第四集团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3个连和国民党南昌市公安局2个保安队,朱德时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公安局局长。

  起义部队共2万余人,实力最强的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其次是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领导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

  起义的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二十、九、十一军,共2万余人。这是人民军队序列中的第一批国民党起义军。

  当时起义军的领导机构是这样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中央代表:张国焘。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代主任恽代英)、副主任章伯钧。

  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五。所辖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

  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所辖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兼),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

  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第九军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没有下属部队。

  教育团参谋长陈奇涵,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

  南昌起义后,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决定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埔,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先后到达宁冈砻市,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共1万余人。

  如今,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保留最完整的南昌起义部队,是济南军区某集团军的某师。

  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除南昌起义中的国民党起义军外,还应当提到广州起义中的国民党起义军,它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1927年12月11日3时许,在共产党员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举行了广州起义。

  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国民党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共5000余人。第四军教导团是由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改编的,叶剑英曾兼任团长。该团共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此外,国民党第四军警卫团也是共产党掌握的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

  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国民党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四军第十二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

  12日,张发奎部3个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的第五军一部,在英、美、日、法等国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奋勇抵抗。但终因众寡悬殊,起义军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

  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总指挥部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主力部队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

  红军时期:人民军队序列中有4个军,由参加平江起义和宁都暴动的国民党军组成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率部在湖南举行平江起义。参加起义的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所属的三支部队:共产党员彭德怀为团长的第一团;黄公略领导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率领的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学员。

  平江起义成功后,中共平江县委和起义部队召开了庆祝大会,成立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辖第一、四、七团和特务连、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共2500余人。

  当时,红五军决定,利用平江周围有利地形作战,争取歼灭国民党军一两个团后,撤出平江,向江西、鄂南发展,在湘鄂赣三省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

  7月29日,国民党湖南省当局调集8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城进攻,企图消灭红五军。双方激战一天后,红五军主动退出平江城,转战于湘鄂赣边区。8月,因部队减员较大,红五军遂将3个团缩编为5个大队。10月,红五军和地方游击队合编为3个纵队和1个特务大队。

  11月初,根据红五军党委决定,黄公略率领第二纵队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挺进。12月,部队到达宁冈,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

  如今,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保留的平江起义部队,是享有“万岁军”美誉的第一支机械化集团军某团。

  红军时期,人民军队序列中另外3个军是由参加宁都暴动的国民党起义军组成的。

  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省宁都举行了武装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系冯玉祥西北军之一部。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小平等一批中**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这支部队,少数共产党员仍在该部队秘密开展工作。

  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冯玉祥战败。10月,蒋介石收编该部队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次年1月,蒋介石令二十六路军从山东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同年5月,在中村被歼1个旅。7月,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进驻宁都。9月,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在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下,该路军留宁都驻守,其他国民党军先后撤出。该路军处于根据地军民的包围之中,对孤军驻守深为不满,内部矛盾很尖锐。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抗日反蒋高潮,第二十六路军官兵要求回北方抗日救国,又遭到蒋介石拒绝,更加深了广大官兵同蒋介石的矛盾。不久,孙连仲离赣去外地治病,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代理总指挥。

  鉴于以上情况,隐蔽在该部的共产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因势利导,发展党员。第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共产党员刘振亚经中共中央指定为该军党的特支书记。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共产党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赵博生秘密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先后争取了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

  1931年12月14日下午,赵博生下达了起义命令。按照事前商定的计划,起义部队的主力第七十四旅和第七十三旅直属队控制了电台、指挥机构等要害部门。各部按预定计划行动,进展很顺利,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越墙逃走,从城外带走一个团的兵力外,全军1个军直、2个师直、6个旅直、11个整团共1.7万余人,携带2万多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成功。

  起义成功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军团下辖3个军:红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并担任军团副总指挥、政委何长工;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并担任军团参谋长、政委黄火青;红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

  在新中国成立后保留下来的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这两个军的前身来自红五军团的部队。

  第九军 1949年9月25日,国民党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南疆警备司令兼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随陶峙岳率部起义。12月29日,其整编第四十二师就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军,隶属第二十二兵团建制,下辖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

  1952年4月,第九军军部与第二十二兵团部合并,由第二十二兵团部兼第九军军部。11月,第九军番号撤销。1953年5月,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分别改编为新疆农业建设第七、八、九师。

  第三十六军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率绥远省军政各界领导人与各族代表共39人联合署名通电起义。12月9日,董其武所部第一一一军在内蒙包头地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六军,下辖第一○六、一○七、一○八师。同时将独立第三旅、保安骑兵第四旅、整编骑兵第十三旅等部改编为军直骑兵旅。

  1950年12月,第三十六军归华北军区第二十三兵团建制。1951年1月,随兵团移驻河北省衡水地区。4月,军直骑兵旅撤销,其部队与同时撤销的兵团直属骑兵第四师一部分别编入各师。1952年2月,第三十六军军部与第三十七军军部一起调中央财委编为建筑工程部,一○七师与第三十七军一一○师合编为第一○七师,直属兵团领导。其他部队分别调归兵团学习团或编为建筑工程部队。第三十六军番号撤销。

  第三十七军 1949年9月19日,在绥远省起义的董其武部新编独立第七师等部队,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七军,下辖第一○九、一一○、一一一师。同时以保安骑兵第五、六旅等部改编为军直骑兵旅。

  1950年12月,第三十七军归华北军区第二十三兵团建制。1952年2月,第三十七军番号撤销。

  第五十军 1948年10月17日,国民党第六十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在长春起义。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将起义部队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下辖第一四八、一四九、一五○师,这三个师分别由原国民党六十军一八二师、暂编二十一师和暂编五十二师改编而成。1949年3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军区将1948年2月25日在营口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暂编第五十八师改编的第一六七师,编入第五十军建制。至此,全军共辖4个步兵师,1个直属炮兵团。

  1950年2月,五十军隶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回师湖北沙市、钟祥一带参加农业生产和修筑汉江大堤工程。5月,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将收编的川东挺进军士兵2000余人补入第一四八师,将成都和平解放的国民党第二十兵团3个军的残部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六七师。1967年5月27日,第五十军奉命调入成都。1979年2月,分赴云南、广西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1985年10月,百万大裁军时撤销第五十军。

  第五十一军 1949年5月12日至6月2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上海、南昌、武汉等地,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南撤。与中共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乘机率所属第一二八军军部及第三一二、三一三、三一四、三○九师共2万余人,在湖北武昌以南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7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下辖第二一一、二一二师,隶属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建制。

  1950年9月24日,第五十一军军部改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第二一一师与黄冈军分区合编为黄冈军分区兼第二一一师;第二一二师与大冶军分区合编为大冶军分区兼第二一二师。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

  第五十二军 1949年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8月4日率领绥署司令部、兵团部和3个军共7万人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11月,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下辖第二一四、二一五、二一六师。

  1951年9月2日,第五十二军军部撤销,所属第二一四师改为荆江分洪工程部队铁路工程第九师,第二一五师改归第五十五军。

  第五十三军 1949年11月,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保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下辖第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师。第五十三军组建后,隶属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建制。

  1951年9月,第五十三军军部撤销,所辖第二一七师改为荆江分洪工程部队水利工程第三师,第二一九师编入第五十五军,并于1969年改为第一六四师。

  西北独立第一军 1949年9月11日,国民党甘肃自卫军司令部总司令周祥初等率领第八十一军一部和第一二○军第一七三师在岷县起义,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一军,周祥初任军长。当年11月,该军改编成西北独立第一师,军番号撤销。

  西北独立第二军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与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达成和平协定,率领所部第三十五、二九四师于宁夏卫县起义,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委。下辖第一、二师,共约1万人,隶属西北军区领导。1950年12月,西北独立第二军改编为宁夏军区独立第一师,军番号撤销。西北独立第三军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第一一九军在甘肃武都地区起义,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三军,蒋汉诚任军长、黄忠学任政委。1950年5月,西北独立第三军番号撤销,所属部队编入西北军区所属部队。

  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序列中有4个军,分别由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合编而成。

  第十四军 1949年2月14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的命令,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一、二十二旅和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一一○师合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十一旅改称第四十师、二十二旅改称第四十一师、一一○师改称第四十二师。如今这个军仍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

  第三十三军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渤海纵队与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三军,下辖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师,属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建制。7月,第三十四军第一○○师归第三十三军建制。1950年11月,第三十三军奉命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师依次改编为公安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师,该军番号同时撤销。

  第三十四军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第三十四旅、独立旅与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七十七军第一三二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下辖第一○○、一○一、一○二师,隶属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6月,第三十四军进驻南京,担任警备任务。7月,军部兼南京警备司令部,第一○○师调归第三十三军建制。11月,第一○一师调归第十兵团。12月,第一○二师师部调归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后改为炮兵第三师师部。1950年1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6个团调归第三十四军兼南京军区警备司令部建制。同时,军机关一部组建华东军区航空处。11月,军机关及其余部队改编为华东公安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军番号撤销。

  第三十五军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鲁中南纵队与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第八十四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下辖第一○三、一○四、一○五师。国民党起义将领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委,隶属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建制。4月,第三十五军调归第八兵团指挥。9月,第一○三、一○四、一○五师分别兼衢州、绍兴军分区和杭州警备区。1950年1月,第三十五军番号撤销。军部及军属炮兵团调归华东海军。

  国民党起义军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历史功绩

  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宁都起义,这四大起义都发生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岁月,起义军将领和基层官兵大多数是自愿参加起义的;起义军转变成红军后,大都改造和锻炼成军队的骨干力量,成为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火种,有些起义军后来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王牌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起义军,相当一部分是迫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起义的,一部分是在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尽管这样,也为加快人民解放战争的步伐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投诚、起义出现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解放战争之初。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共军队之间的力量悬殊,蒋介石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被如期“剿灭”,“国军”却接二连三地起义投诚。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六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一八四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共产党军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很响亮、很震撼人心的口号。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时期。在此期间举行的起义,对战役进程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其中,吴化文率整编第八十四师于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六十军于长春起义,使解放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使千年古都免遭灭顶之灾。

  第三次高潮,出现在百万雄师渡大江之后。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可谓“风起云涌”,逾百万之众。这部分国民党起义军,大都属于在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不投诚、起义的。尽管这部分起义军不太情愿,但从客观上加速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覆灭,也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起义军,其中有许多海军和空军,他们对人民解放军建立军、兵种部队有着重要的意义。对起义的国民党海、空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更是寄予厚望,勉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空军技术,为建设新中国的海、空军而努力奋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还在百忙中接见一些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起义高级将领,把他们作为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在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位起义将领时指出:“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国民党起义军的基层官兵大都是贫苦工人、农民出身,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投诚、起义部队广大官兵过去的反动立场、观点、思想和军阀作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教育、改造他们。如在这些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选派优秀政工干部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教导员、指导员;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积极慎重地发展出身成分好、经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快、在各方面表现突出又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优秀积极分子加入党团组织,使整个部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执行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各种条例、条令。

  这些经过改造的国民党起义军,在后来的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中,战功突出的要数第五十军。

  1948年10月17日,原国民党第六十军在长春起义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后,很快改造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跟随人民解放军转战南北,屡建奇功。1949年6月14日,五十军奉命入关,随第四野战军南下。10月,参加鄂西战役,俘获国民党第七十九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11月,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成都战役,俘获国民党军8100余人,迫降1.77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1950年10月25日,五十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这是“联合国军”的王牌坦克部队,也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消灭的唯一一个成建制的坦克部队。后来,五十军还参加了解放南朝鲜首都汉城的作战。

  1951年3月15日,五十军回国休整。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任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任务。10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先后攻占了南朝鲜军盘踞的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抗美援朝期间,五十军涌现出战斗英雄、功臣、模范1.4万人,有7000余人获得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或奖章。

  五十军只是国民党起义军转变为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缩影,在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国民党起义军,都有着自己新的战绩和新的辉煌。

  如今,历史上的国民党起义军早已与人民解放军融为一体,在新世纪“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新形势下创造着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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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2 10:43:32 | 显示全部楼层


“老实人”华国锋成为新总理[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 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引者注:指周恩来年龄大了)。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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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十五位兄弟的生死之谜:仅三位善终[转帖]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雍正的上述罪名能否成立?让我们一一分析:

  雍正是否毒死皇父?一种说法是:康熙帝是喝了胤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从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既违背史实,也绝无可能。

  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有三个儿子:胤、允祚(5岁死)、允祯。传说:雍正继位后,将允祯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祯,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子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祯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时人将雍正母亲的死同雍正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雍正是否弑兄杀弟?雍正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6天,诸王非得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时年满20岁的皇子共有15人:即雍正的大哥允、二哥允、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八弟允、九弟允、十弟允、十二弟允、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祯、十五弟允、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

  大阿哥允,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允已成为一只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二阿哥即废太子允,被禁锢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允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干脆将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允祉死。

  五弟允祺,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借故削其子的封爵。雍正十年(1732年),允祺死。

  七弟允,雍正八年(1730年)死。

  八弟允,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谋继立,世宗深憾之”。雍正继位后,视允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快。雍正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传到雍正那里,命将允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借故命允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允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要脸”。允幽禁多年,受尽折磨,终被害死。

  九弟允,因同允结党,也为雍正所不容。允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哪能容许允出家!他借故将允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不久又给允定28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之。允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

  十弟允,因党附允,为雍正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国),命允印册赐奠。允称有病不能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开释,后死。

  十二弟允,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即位,封允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晋封为履亲王。这位允较之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8岁。

  十四弟允祯,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而雍正之党篡改为“胤”,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允祯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

  十五弟允,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

  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曾被康熙幽禁,原因不详。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雍正继位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显然早加入“胤党”,只是康熙在世时,十分隐秘,没有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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