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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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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10:07:26 | 显示全部楼层


耿飚回忆中的长征[转帖]


如今,一提起长征,人们马上想到的是艰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而耿飚笔下所展现的长征则与现在一般人对长征的理解有所不同。在他笔下,长征不仅仅是历经磨难,同时也充满了欢乐。

苏区姑娘送荷包

1934年10月16日,连连受挫的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进行长征,更不知道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走过艰苦绝伦的两万五千里。当时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率前卫团——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当地群众看到部队开始上门板、捆稻草、打背包、裹绑腿,知道红军要打仗去了,纷纷前来话别。几个江西籍红军战士新婚不久的妻子也来送别,大家便趁机与他们开些玩笑,闹得新娘子成了大红脸,赶紧离去,躲得远远地望着我们出发的队伍。倒是苏区的姑娘比较开通,她们把绣好的荷包呀,炒好的瓜子呀什么的,追着往战士手里塞;胆子更大些的,干脆跟着战士走一程,边走边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能立功当英雄?”这下该那些男子汉们害臊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姑娘们便嘻嘻哈哈,三五成群地唱起:“红军哥哥打胜仗,哎呀,妹等哥哥快回来……”

红军的战略“转移”,在耿飚的笔下,没有悲伤,没有惆怅,却充满了欢乐与温馨。

老郎中秘方授红军

红军出发前,耿飚正患疟疾,发高烧、打寒颤。但考虑到部队要行动,自己是指挥员,他只得带病参加“转移”。

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红四团到达了天堂圩。在那里,耿飚请一位老郎中给战士们疗伤看病。

耿飚问:“老人家,能不能把病一下子治好?”

老郎中哈哈大笑:“年轻人,那就难为老朽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你这是恶性脾寒?”

“可哪有时间慢慢治呀,说不定明天就要上阵!”耿飚诚恳地说。

老者拈着银髯,沉吟良久:“也罢,在下倒是有一祖传秘方,不过毒性太大,列祖传下话来不许轻易使用。待我为你炮制出来,保你一服见效。”

耿飚大喜过望,连连道谢。

“但有一项,此药服下之后,七毒入血,恐有脱发之险。”老者认真地说。

“要得!要得!”

老郎中严肃地说:“脱发乃毁容大忌,若因此连累你寻不到堂客(方言,即妻子——编者注),可是断人香火的罪过哟!”

耿飚笑道:“不怕不怕!只要让我干革命,没有堂客也成!”

第二天一早,红四团就奉命出发。老中医不违诺言,虽来不及配药,却将他的祖传秘方,抄了一份给耿飚。对民间医生来说,秘方是比生命还重要的,现在他却将其授于一个过路的红军,足见其诚心。老中医将耿飚拉到一边,信任地说:“这药方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盖因其毒大矣。按照你的脉息,我斟酌一夜,对药量做了加减,估计不致脱发至尽,仅稀疏而已。日后调理,仍可再生。”

由于战事紧张,直到队伍到达贵州黎平时,耿飚才配齐了那副中药,一剂共三服。只用了一服,严重的恶性疟疾就基本消除。正如老先生所言,服药后有些副作用,主要是掉头发,伴有手足发麻的感觉,但是并不十分严重。耿飚也信守诺言,终生没有公布那个药方。

巧抓俘虏趣事多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攻克娄山关,再取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

为了扩大战果,耿飚率部乘胜追击。红军追得快,有如天兵天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双枪兵”(大烟枪和步枪——编者注)战斗力软弱,因此,俘获极多。耿飚回忆道:一个班的红军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敌人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分散逃来,连累带饿,散在百姓家里抢东西吃。这个红军班长灵机一动,站在大街上吹起哨子,高喊“集合了!”这些“双枪兵”们就昏头昏脑出来集合,足有五六十人,红军班长问:“还有没有?快去喊。”敌人也真乖,便老老实实地把那些没睡醒的叫出来。这时,我们的战士突然亮出武器,大喝一声:“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敌人傻了眼,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追击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师部特务排的一个战士,只顾跟着大队追,没料到,插到敌人队伍里来了。这是敌人的一个团部,这个战士便装着停下脚步打绑带,悄悄地等我们上来后告诉我,我说不要惊动他们,带我们去抓那个团长。结果一阵猛跑,就赶上那家伙了。那团长还回身问我们的战士:“这是跑到哪儿了?”我们的战士便附到他耳朵边:“跑到家了。我们是红军!”那家伙一下子就吓瘫了。我们下了他的枪,用枪口顶着他收拢部队,集体投降。我们就这样一路上不断俘虏敌人的整个连部、营部、团部。

钓鱼像牵牛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没有吃的,我们就找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植物不少,但能吃的不多。

走到草地北边的边沿地带时,水沟里有了鱼。草地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悠哉游哉”。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弯个钩,随便抓个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阔嘴,嘴巴上有两条须,大的有七八斤重。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

尽管少油无盐,清水煮鱼有一股腥气,但总算可以支持下来了。再往前走,就见到了飞禽走兽。首先发现的是一种野鸡,遍体花翎,有七八斤重,至今我也没弄清它的名称。再往前,就发现并猎到了野猪、黄羊,于是,饥饿的威胁逐渐减少。

摘自《老年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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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霸业的开始[转帖]


    和州太小了

  朱元璋迫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在这个小县城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他的眼睛转向了集庆(南京)。

  迷信是封建时代人们的通病,要想占有天下,必须要占据王气之地,南京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紫金山纵横南北,恰似巨龙潜伏,而石头山则临江陡峭,如虎盘踞,这就是南京龙蟠虎踞的来历,此外在南京的前方还有一条长江,皇帝和我们一样,买房子前都要看风水,南京背山面水,实在风水好得爆棚。在明之前,已经有六朝定都于此,到了元朝,这个地方叫集庆路。不但地势险要,而且还很富呢

  附近不但是重要的粮食产区,还兼顾着商业中心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里有运河之利,在那个从北京走到南京要几个月的年代,水路实在是太重要了。

  冯国胜(冯胜)此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非常有远见,他向朱元璋建议,应立即渡过长江,占领集庆,这个建议深深打动了朱元璋,他下定了决心,占领集庆!

  可是船呢, 朱元璋的这班人马不是骑兵就是步兵,唯独少了水军,他正急得不行,一个人的到来带给了他解决的方法。

  此人名叫俞通海,明史上说他是水军头目,其实这人就是沿江打劫的海盗,经常干的就是类似水浒传上“到得江心,且问你要吃板刀面还是吃馄饨”的那路勾当。

  但是到朱元璋那里,他就是个重要的人物,杀点人,抢点钱没关系,有用就行。

  于是他召集了上千条战船先攻采石,再破太平,终于到达了最后的目的地,集庆

  这所谓的上千条战船其实只是些小渔船,朱元璋的这一重大军事缺陷—— 水军,也成为制约他后来军事作战方法的主要因素。

  集庆就在眼前!

  此时的朱元璋是义军的左副元帅,而郭天叙是都元帅,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是右都副元帅,这个职位是刘福通封的,朱元璋的地位最低,但是显而易见,这两个人根本没有与朱元璋抗衡的本钱,军队的实际统帅是朱元璋。此时元朝的统治者们已经十分头疼,到处都是起义军,没有工夫去理会小小的朱元璋,朱元璋正是抓住这个机会,向集庆发动了总攻。

  由于船只太差,而且过于小看集庆的城防,朱元璋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八月和九月连续两次攻击集庆,都被元军击败,然而失败对朱元璋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在这两次战斗中,郭天叙和张天祐都战死了,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成为了都元帅。

  第二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进攻集庆,用了十天时间攻破了集庆,并改集庆为应天。

  穷人朱元璋终于摆脱了凤阳,摆脱了濠州,摆脱了滁州,来到了富裕的南京,但真正的事业才刚开始,继续努力!

  不好惹的邻居

  朱元璋占据了应天,对他来说是件好事,但从历史大势上看,他的形势并不乐观,自古占据北方即有天时地利,中国地势由北向南,由南方起兵进攻北方最后获得胜利,少有先例。

  可是朱元璋此时占据应天,却是占了个大便宜。

  我们介绍一下朱元璋的邻居们,住在他东边镇江的是元朝军队,而住东南方平江(苏州)的是张士诚,东北面的是张明鉴的起义军,南面是元将八思尔不花(名字很有特点),西面是徐寿辉。

  表面上看,朱元璋的邻居们个个都比他强,家大业大,朱元璋被他们围在中间,就好像是到外地打工的民工,寄人篱下,而这些邻居们虽然并不喜欢朱元璋,但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谁也没把他看在眼里,自己打来打去,没空搭理他。

  更关键的是,朱元璋北面的邻居是刘福通,这个是兄弟单位的部队。帮助朱元璋挡住了元朝军队的进攻。元朝的统治者倒是很重视朱元璋,可是打不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能打的不想打,想打的不能打。

  朱元璋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对他而言,元朝虽然是他苦大仇深的报复对象,但还不到时候,他先要料理他的两个邻居。对他而言,这两个邻居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

  下面我们要介绍他的两个邻居,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士诚和陈友谅。

  这两个人都是当世之豪杰,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应该都能成就大业,可惜,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热闹一点。

  这是一场淘汰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

  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我们先介绍弱一点的:

  张士诚,男,1321年生人,职业是贩私盐,泰州人,在这里要先说一下贩私盐这一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行业。盐是国家管制的物品,非经允许不能贩卖,但海水就在那里放着,不晒白不晒,不卖白不卖,所以很多人都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

  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盐业也不例外,老百姓只要花三分之一的价钱就可以买到比官盐好得多的私盐。为了严格控制这一行业利益,历代封建政府,无论是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都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老百姓明知去河里捞金要处死刑还要去干,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处罚力度。

  对待贩卖私盐的处罚也是不断的加重,到了隋唐时期,贩卖一石(约一百斤)私盐就要处死刑,大家知道,程咬金就是私盐贩子,看他的个头,应该不止卖一百斤私盐,居然还能通过大赦出狱,确实让人费解。

  那么张士诚的性格应该就清楚了,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怕死就不能干这个,此外,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钱就能交到很多朋友,最后,他对元朝统治应该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这个政府不让他卖私盐,还处死了他的很多朋友。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起义兄弟也大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序列,这就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打下了伏笔。

  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决定他的历史地位的

  最艰苦的战役——高邮之战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起兵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诚王,国号大周,以天祐为纪年。

  现在看来,这个天祐的名字实在是取得好。

  张士诚的王位还没有坐多久,元朝就派兵打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的,谁称王就去打谁,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称王的,他反倒是不理的,朱元璋就是占了这个便宜。

  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元朝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注意,这个是实数)攻击高邮,所谓“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此时私盐贩子张士诚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决心。

  当时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

  是啊,还能去哪里呢

  死也要死在这里!

  元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多种火炮,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些起义者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

  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 至少死得悲壮!

  于是,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百万元军三个月,这就是敢于拚命的力量。

  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时,元朝政府内部出现了问题。

  在以往的史书中,我们总是看到很多奸臣,这些人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如秦侩,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时刻来那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

  之后的内容就是俗套了,小人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面的将军造反,限令立刻回来,于是脱脱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么付之东流。

  关键时候有天祐,名字固然取得好,但如果不能坚持那三个月,也不会有最后的胜利,所以决定张士诚命运的不是好的年号,而是他的勇气。

  此战之后,张士诚名扬天下,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的富饶地区,成为占地不是最大,却最富有的人(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

  然而从此之后,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贩私盐了,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蘸红糖。

  朱元璋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器小。

  这个人确实没有大志向,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他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得他无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陈友谅是一个真正的枭雄。

  但在介绍他之前,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

  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死期倒是很精确),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据说小伙子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压抑不住,准备造反,他的手段还是宣传封建迷信,这次是明教。

  为了搞宣传,他还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强人),另一个是江西和尚彭莹玉(大家应该熟悉),在宣传明教几个月后,他在大别山区发动起义,一举攻克罗田,他是红巾军的支流,所以也戴红巾,起义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黄州和浠水,并最终定都浠水县城,

  他的国号很值得一提,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叫天完(不是年号),这年号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和我一起做一个拆字游戏,把天完两个字的上面去掉,就可以发现是大元,这位布贩子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元朝,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在字上面讨个便宜。我每次看到这个年号总觉得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

  当时徐寿辉的地盘很小,只有黄州和浠水这一片地方,但他的排场却很大,元朝有的机构他都有,才那么几千人,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中央六部,真不知道他手下还有没有兵,估计是都去当干部了。另邹普胜为太师,倪文俊为领军元帅,此时一个浠水人参加了他的队伍,此人相貌不凡,写得一手好字,正是陈友谅。

  厉害的陈友谅

  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义军中,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被招安,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与元朝暗通消息,只有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作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端的是一条好汉!

  陈友谅,男,1320年生人,原姓谢,工作是渔民,沔阳(今湖北仙桃)人,曾经在县里干过文书, 当徐寿辉起义军来到他的家乡后,他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由于他很有文化,外加有计谋,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丞相倪文俊的信任。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由于当时徐寿辉已经称帝(不识时务),元统治者调集几省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国都,彭莹玉战死,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他率领部队退到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同时对军队也进行整顿。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于汉阳县城(今武汉汉阳)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

  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厉害,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写下了一个佛字,并说这样可以刀枪不入,这个谎话似乎容易被揭穿,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不是真的(不信扎你一枪试试),这个谎话还有下半部分,如果你不幸阵亡,那并不是这个字不灵,而是因为你的心不诚。也就是说没有死就是因为我写了字,死了怪自己,谁让你心不诚!

  这种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在当时倒是很有市场,所以他的士兵在上战场前都要念经,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也莫名其妙,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

  与之相对的是他的将领们,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都是一等一的名将,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分别是邹普胜(总司令)、 丁普郎(狂人,原因后来会说到)、 赵普胜(双刀无敌)、傅友德(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此四人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创立了天完政权。

  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洪兴帮,可是有讲义气的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自古以来从无例外。

  丞相倪文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在徐寿辉身边,深知此人除了长得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自己是博学通才,文武双全,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于是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帝位。却被人捅破,没有办法,只能自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

  倪文俊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了陈友谅,让他成为了军队中间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傅。

  可他忘记了一条中国人的古话,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用八个字可以形容他,心黑手狠,胆大妄为,从他后来的行为看,确实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

  别人不敢杀上司,杀兄弟,他干起来毫不犹豫,干完后还大大咧咧的承认,就是我干的,你能怎么地

  要分析这个人物,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他本是渔民,而且还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不上岸,吃住都在船上,村民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着挥之不尽的鱼腥味,陈友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从小就饱受别人的歧视,唾骂,以及那种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行动和眼神,使得他心中有着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

  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依旧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发疯。

  原来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在长时间的思考后,陈友谅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

  往上爬,不断的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的面前低下头来。

  于是,当徐寿辉的起义军来到家乡时,本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参加了起义,将矛头对准了发工资给他的元朝,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与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

  在他的心中,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他!

  在陈友谅所学习的东西中,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的最好的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也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自己身上。

  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跑到陈友谅处时,陈友谅仍然友善的接待了他,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倪文俊顿感自己没有看错人,便把内幕合盘托出,越说越气愤,留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的看着他,问出了关键的一句话:

  “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

  听到这话,倪文俊更是悲从心中起,“他们那几个人,你还不知道,都是徐寿辉死党,不过,我们联手,一定可以打败他们。”

  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

  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头颅。

  陈友谅在杀掉倪文俊后,以所谓匡扶之功成为了天完国的第一重臣,他的能力也充分表现了出来,他知人善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带兵才能的人。

  汉高祖刘邦问过韩信,自己能带多少兵,韩信告诉他只有十万,这件事充分说明了兵不是越多越好,关键看在谁的手里,怎么使用,而陈友谅的能力远远不是十万兵可以包容的。

  与他相比,徐寿辉就差得太远了,这个人确实是个好人,但除了好人,他什么也不是,陈友谅每天看见徐寿辉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上就来气,这个废物为什么坐在上面,我还要向他请示,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时,思想中的图谋就将变成行动

  要除掉徐寿辉很容易,但之前一定要先解决他的那些明教兄弟,第一个就是赵普胜。

  于是,不久后,赵普胜以图谋不轨的名义被杀掉,丁普郎和傅友德不是**,看情形不对,就溜了,跑道朱元璋处继续当差。

  此时的徐寿辉真正成为光杆司令,是陈友谅手中的棋子,于是在几乎所有的历史书中都出现了这么一段奇怪的描述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徐寿辉在陈友谅的挟持下进攻朱元璋。

  进攻,还是被人挟持的,做皇帝到了这个地步,还不如死了好

  徐寿辉并不想死,他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只是希望活下去。

  陈友谅是属于那种“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的人,他绝不会放过徐寿辉。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六月十六日(够精确),陈友谅率领十万军队顺江而下攻克朱元璋的采石,他邀请徐寿辉去采石城的五通庙拜神,徐寿辉一向对这些活动很是热衷。于是他应邀来到了庙里。

  当他来到庙里时,陈友谅正站在窗前,身边站着两个卫士,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陈友谅没有理他,徐寿辉多少有些尴尬,他走到陈友谅身边,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我们就要打下应天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陈友谅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

  徐寿辉懵了,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但当它到来时,还是那么残酷。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死一般的沉默

  徐寿辉的汗和眼泪都下来了,他心中的恐惧就像一只大手将他拖入无底深渊。

  “我把皇位让给你,我做平章,你看这样行吗?”

  陈友谅终于回头了,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徐寿辉,说出了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你是怎么在这个乱世上生存下来的?”

  卫士上前,从预先准备好的铁锤打碎了徐寿辉的脑袋。

  徐寿辉倒下时最后看到的是陈友谅那冰冷的目光。

  卫士们洗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布置好大殿,因为这里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六月十六日,陈友谅在暴风雨中,于五通庙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汉。

  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徐寿辉,你不懂。

  陈友谅虽然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讲道义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的大汉国的年号是“大义”。

  真是够狠,弑君夺位的人居然敢把自己的年号取名大义,这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这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在他眼里,什么仁义道德都是狗屁,你们不是不耻于弑君的行为吗,道学先生们,我就做给你们看看,我的年号就叫大义!

  诚然,这样的一个人是难于对付的,要对付这样的人,君子的做法是不行的,守规矩是不行的。

  谁能够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

  看来只有朱元璋了

  在朱元璋攻占应天后,陈友谅和张士诚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的潜力。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谁对他们威胁最大,他们的心里很清楚。虽然朱元璋还很弱小,但绝不能小看他。

  但是陈友谅当时并未掌控天完国的政权,所以最先与朱元璋发生冲突的是张士诚,双方从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克应天后,就没消停过,大大小小打了上百仗,朱元璋对张士诚极为头疼,自己只是占了点地盘,干嘛总和自己过不去,本来兵力已经不堪敷用,但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六月,朱元璋的部将投降了张士诚,此时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他要和张士诚谈判,并写信给张士诚,大致内容是:我是贫苦农民,你是私盐贩子,大家都是苦人啊,干嘛非要打我呢,咱们两家和平相处吧,时不时去串个门不是很好吗。

  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和徐寿辉开战,两线作战非常不利于他,可张士诚也不是等闲之辈,看出了朱元璋的计谋,他回信给朱元璋,大意是:你是从哪里来的就滚回哪里去,我已经和徐寿辉约好,非灭了你不可。

  谈不拢,那就打吧

  同年七月,张士诚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镇江,朱元璋早有准备,命令当时手下的王牌将领徐达和常遇春应战,大败张军于龙潭,然后猛将常遇春一路打过去,到了第二年(1357年)攻克了常州,之后在攻克宁国的战斗中,常遇春充分继承了夏侯敦受伤不下火线的精神,身中三箭(贯通伤)仍然坚持作战,又攻下了宁国。张士诚一败涂地。

  其实张士诚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差,人数也多于朱元璋军,但却惨败,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结论。

  常遇春

  常遇春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并不长,他于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朱元璋攻克和州的时候才来投奔,虽然晚来,他却一点也不客气,开口就说,我到这里来就是当先锋的,把先锋印给我吧。

  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狂的,他很生气的说: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饭的难民,到我这里来混饭吃的,我怎么可能给你这样的官位呢(明史记事本末)。常遇春却笑着说:你等着看吧

  他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朱元璋攻克采石的战役中,元朝军队在岸边列阵,朱元璋的水军无法靠近,看着干着急,正在此时,常遇春的船只经过,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的话,对常遇春大喝道:小子,你不是要当先锋吗,现在是时候了!常遇春应声奋勇向前,单枪匹马持长戈向岸边元军刺去,元军接住了他的长戈(遇春应声,奋戈直前,敌接其矛),却没有想到常遇春的目的正是在此,他手握长戈顺势跳上了岸边(这似乎是个撑杆跳的动作),连杀数人开辟了滩头阵地,后面士兵一拥而上,占领了采石。

  此战后,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常遇春的年轻人,并亲自授予他总督府先锋的官位。

  常遇春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他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选择进攻位置准确,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个人武艺也甚是了得,这一优点在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

  但他也有个致命的弱点,他嗜好杀戮,而且是最不道德的那种——杀降

  古语有云,杀降不祥,从道义上说,对方已经投降,再动手似乎就不那么光彩,可他偏偏嗜好这个,这个嗜好也为朱元璋惹来了大祸。

  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徐寿辉身上,但他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而是他背后那巨大阴影——陈友谅

  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第一个决策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当其他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扯张虎皮做大旗,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的饭时,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

  另一个决策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士诚比较弱,希望先对付他,并利用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与陈友谅决战。应该说这个决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确的,但朱元璋在此时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

  在实际决策中,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当许多人众口一辞时,很多人都会从大流,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人们,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

  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你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张士诚的特点是器小,陈友谅的特点是志骄,器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如果我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而进攻张士诚,陈友谅就一定会动员全国兵力来救,我就要两线作战,到时就很难说了。

  精彩!真精彩!

  如此之见识,此人不取天下,何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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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10:10:19 | 显示全部楼层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一场迟到了32年的放映-1[转帖]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其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2004年,他的这部记录片终于在中国得以公映。

  来源:外滩画报 文/北太西

  7月30日,一个普通的夏日。烈日炎炎的北京的街头突然惊人地飘起了短暂的飞雪。与这场罕见的风云突变随之而来的,是两位电影大师相继离去的噩耗——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在实践和探索中使电影这门“第七艺术”日臻完善的“电影活化石”,在同一天里分崩离析,仿佛在宣告着一个艺术电影时代的终结。

  大师的谢幕足够让人伤怀,而安东尼奥尼因为与中国有着复杂的渊源,他的离去同时昭示着一场世纪夙愿的彻底落空,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对安东尼奥尼的双重指责

  1972年,因《奇遇》、《夜》、《蚀》、《红色沙漠》等片蜚声世界影坛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作为中国人的朋友,怀抱着激情和好奇,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摄制了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大型纪录片《中国》。

  但这样一个有着非常美好开端的故事,接下来却意想不到地“变向”发展为一出至今还令中意两国人民尴尬的闹剧。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等待掌声的安东尼奥尼被猝不及防地拍了重重的一“板砖”。从此,暴风骤雨般的“板砖”朝安氏拍来。批判活动从北京席卷到全国,持续了将近一年,充分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拍板砖”的无奈。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大小砖头”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还被编进了儿歌之中:“气死安东尼奥尼, 五洲四海红旗飘。”

  安东尼奥尼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被指责“背叛了中国”。对中国抱有很大热情和友好的安东尼奥尼从此背负了莫大的羞辱和痛楚。但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国,得到中国人民的客观评价,从而洗刷这段倏然降临头上的“千古奇冤”。

  当阶级斗争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步伐声里成为历史,安氏的夙愿无疑也是中国人民的夙愿。1990年末的时候,北京突然盛传安东尼奥尼要来华的传言。电影学院的学生为此一度奔走相告。但一直到他中风卧床的消息传来,也仍然没有看到传言变成真实的迹象。

  那个被批判的妇女也来了

  2004年,期盼的人们没有等来安氏,却等来了他的作品回顾展。安东尼奥尼作品回顾展在北京电影学院隆重举行,《中国》这部名闻遐迩尔却并没有多少中国人真正一睹真容的片子首次得以在中国公映。尽管这次展映是以学术交流的名义进行的,并不代表官方对《中国》风波的重新表态(举办方还在展映正式开始前恳求到场媒体和观众,为了保证展览顺利进行,在《中国》放映结束之前先不要大肆宣扬)。但已经90多岁高龄的安氏仍然托夫人发来了贺信,表达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的热爱和挂念,并对他的作品能在北京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放映表示感谢。

  放映的这一天,各色人等像过节一样地涌进电影学院。其中不乏许多艺术界和文化界“大腕”的面孔。“黄牛党”攥着门票在放映厅的门口吆喝,10元一张的放映票价,竟然被炒到了200元以上。能容纳800人的电影学院放映厅人满为患。许多观众最后席地而坐看完了近4个小时的《中国》。

  在放映之前,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在北京服装学院人事处供职的中年妇女,一直在兴奋地讲述她被安东尼奥尼拍进影片的“传奇”经历。32年前,她还是北京纺织厂的一名年轻女工,在厂里组织集体出游长城时,意外地碰到了正在拍摄的安东尼奥尼;更令人激动的是,安东尼奥尼将镜头对准了她和她的女伴。

  后来,当对《中国》的批判开始的时候,她的喜悦马上也变成了惶恐。在内部观影中看过部分样片的厂长找到了她,责问她为什么上了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她为此做出了严肃的检讨。32年过去了,青春少女变成了半百妇女,她也一直无缘目睹这部给自己带来了训斥和检讨的神秘影片。后来,在清华上大学的儿子从网上得知了这次回顾展的消息,所以特意买了票,和老伴一同前来了却这桩心头旧愿。当银幕上一个戴眼镜的少女的身影出现的时候,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不顾周围观众的侧目,像小孩一样,指着大屏幕高声地喊着:那就是我,就是我!尽管她的影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全景镜头,对于一个渴盼了32年的人来说,未免显得有点“潦草”和“轻微”,但那一刻她的兴奋和激动却是真诚而由衷的。

  来自遥远国度的眼光

  亲眼看过片子之后,中国人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部蒙着神秘面纱的片子,并非像长期的误解和讹传引发的预期一样,有着很多具有政治意蕴的“猛料”。相反,它只是一个对人本身具有浓厚兴趣的导演,以一个被严格限定行程的外来者的视野,记录和呈现了有关中国的日常影像与印象。它的最终完成较好地契合了安东尼奥尼来华之前在拍摄计划书里所说的意图,“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但显然《中国》偏离了当时中国政府希望他拍摄的“革命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主题。意大利评论家艾柯对此做过精辟的分析: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

  事实证明,30多年前对安氏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文化隔阂与碰撞,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极左思潮之上的误读,也一定程度暴露了中国人在长期封闭之后过度敏感、自尊甚至狭隘的国民心理。因为“丑化”和“攻击”完全是无中生有,相反,从《中国》中许多幕无比宁静和悠闲的生活景观里,很多观众甚至还不约而同地觉得,它对中国动荡的“文革”时代的展现竟然有着轻微的“美化”痕迹,政治的残酷和阴暗实际上被这种旅行日记般的观望所剔除了。安氏的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命运的一个缩影。如今大师已逝,他重返中国的夙愿终成遗愿。好在一个伟大的导演,可以通过他的电影达到不朽。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影迷沉迷于安氏那种直指人心的影像力量的时候,安东尼奥尼,仿佛在一片电光声影中悄悄复活,又来到了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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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10: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日子[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分类:纪实文学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熟悉中**史的人大多知道陈昌浩,在****初打天下的年代他曾经大名鼎鼎。鄂豫皖苏区至今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比如他曾坐着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朝敌军扔手榴弹。后来他出任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政委。

  然而在令人扼腕的西路军失败以后,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陈昌浩的地位一落千丈,他的后半生几乎不为人知。父亲的特殊经历,多多少少会对子女产生影响,陈昌浩之子陈祖涛的人生的确不同寻常。然谓之不寻常,却并非全缘由父亲,漫漫人生是他自己走过来的。

  承蒙欧美同学会的联络,我得以再三再四地坐到陈祖涛的办公室里,和他一起悲喜跌宕于半个多世纪前在苏生涯的回溯。他是那种从外相到精神根本不会让你往“老”字上联系的人,和比他年轻20多岁的我在一起,好像更富活力的却是他。正是由于他那过人精力和记忆力,使我聆听到不该遗诸史册的故事

    1、毛泽东首肯,他和父亲飞去苏联

  1939年的8月末,因为众所周知“坐骑受惊事件”,周恩来右臂粉碎性骨折,若再在缺医少药的延安延误下去,将落下严重残疾,中共中央决定由邓颖超陪同他赴苏联医治。恰好陈昌浩亦因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难于正常工作,中央决定也让他到苏联诊疗。

  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定在了8月27日,临行前夕,陈昌浩突然对陈祖涛说:“我想带你去苏联。明天来的要是架大飞机,我就带你一起走;要是小飞机,你就乘汽车、火车去苏联。”经历根据地生活的孩子,都知道苏联,那是父辈们景仰的革命圣地,那里的今天,正是中国****人追求的明天,父亲要带他去那里,当然令他喜悦。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骑着马带着他去了杨家岭。陈昌浩把带儿子赴苏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陈祖涛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还找出几枚银元,给了父亲。

  当天降落在延安机场的道格拉斯飞机,有24个座位,据说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专用飞机。陈祖涛可以和父亲同行了,同机还有一位经毛泽东同意去苏联的孩子,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高岗的儿子,学名高毅,小名老虎。

  由周恩来抚养的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的历史时期,孙维世、刘允斌、陈小达都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在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需稍做说明:陈祖涛刚到苏联时11岁,以往有关他生平的文章称他的生母是陈昌浩的第二位妻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此说实为谬传,因为她的生母刘秀贞怀上他的时候,陈昌浩尚未去苏联,还不曾和于1925年就到苏联学习的张琴秋有一面之缘呢。陈昌浩第一次赴苏联是在1927年的9月,刘秀贞已怀胎数月,陈昌浩亲自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名“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有一个哥哥,叫柏生。

    2、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了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书记伊巴露丽的孩子、巴西****领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国****总书记邓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陈祖涛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陈祖涛说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孩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受到过丝毫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国际伊万诺沃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3、老天爷是最公平的

  由国际儿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纪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像中国的毛岸英、苏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其他国家的孩子也是大小参差。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白天在学校上学,放学后回儿童院,因为没有家,儿童院就是他们的家。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他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这种按年级分的班各国学生都有,老师也是各国的都有,德国的、保加利亚的等,班上都讲俄语。

  此外各国学生还有自己的管理班,这种班不是以年级分,而是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分,老师也是本国的。担任过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就曾当过中国班的老师。

  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后,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文革”中他被驱逐到农村时,就把木匠技能又捡了起来,打了不少家具。孩子们有什么课外的兴趣,儿童院就找来相应的老师指点,教助其发展特长。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简直是太安逸了。然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这只手赐予你点福祉,那只手就会丢给你些灾患。尤其是对那些将承担大任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是少不了的。

  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并扬言要到莫斯科城里过圣诞节,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近,而且附近有机场,成天飞机飞起飞落,飞机和炸弹的轰鸣终日不断。到1942年冬天,共产国际已经准备将国际儿童院迁离伊万诺沃了。

  “儿童院的东西、库存物资都分给了附近居民,不好带的食品也分给他们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小的背包,随时准备出发上火车了。但当一切都分发完了,准备已充分做好之后,战事突然出现了转机,围困莫斯科的德军开始溃退。于是,上面又决定不搬迁了。”陈祖涛回忆道。

    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战争一开始,特别是进入紧张胶着状态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乱了。苏联最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彼时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时期那样体贴入微。以往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是共产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战火外,陈祖涛他们更深切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昔日苏联政府的温饱保障没有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匮乏的补充和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万诺沃,做饭和取暖都烧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们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适的柴块。虽然儿童院和学校就在森林里,但在苏联,即便是战时,森林里的树木也是不可以乱砍乱伐的,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去砍伐。据说从沙皇时期,森林就受到很严格的管理,哪里可砍伐,哪里不许砍伐,砍伐后必须种植等等规范很细。砍伐区离驻地很远,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开始伐木劈块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来烧。

  孩子们在学校附近开荒整地,种上了被视为苏联当家菜的胡萝卜、大白菜;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种植了大片直到现在俄罗斯低层的老百姓仍作为基本主食的土豆。因为路途远,到那里劳动都是乘坐马车往返。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顾起来,觉得经历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他“文革”中受冲击被赶到了东北的乡村僻壤,就因为有在苏联学到的那些生存技能,贫穷和困厄一点也难不倒他。

  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

    5、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在卫国战争初期,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陈祖涛他们也有十四五岁了。虽说他们都经受了军事训练,也在演习中摸过了枪,但男孩子们更迫切地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战场上与德国法西斯一决高低。

  多数孩子当时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陈祖涛说:“我和几个同学当时特别想上海军学校,学完了就当海军。”

  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经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像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带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只是到前线走了走,没有和敌人面对面地作战,实在是一大憾事。如今我国决定以志愿军名义入朝与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作战,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再错过到前线参战的机会。”

  当年除了毛岸英这种极个别的情况外,别人都没捞到上军事学院、到前方观战的机会,只有郭亮的儿子郭志诚差一点成为例外。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做出一个规定,男性苏联公民只要超过了16岁,就必须参军。郭志诚年纪稍大一点,当时已经超过了16岁,报名后被编进了后备役部队。

  他穿上了军装,头发也剃光了,进行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我们都觉得他真幸运,可还没等上前线,他就让苏联方面查出来是中共的子弟,把他从部队中“清理”了出来。毕竟是经过了几个月的正规训练,所以回到儿童院后,他就成了年纪稍大的中国孩子的军训教官。陈祖涛说他过去曾有一张照片,是在郭志诚的带领下,他和另外几个人在进行枪械训练。

  也是在战争年代,陈祖涛经毛岸英介绍,加入了苏联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42年下半年,毛岸英临去军校学习前,提议由陈祖涛接替原由自己担任的儿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过孩子们表决,陈祖涛当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主席。

  儿童委员会是儿童院孩子们自我约束的组织,主要工作大致分为三项:一是督促学习,通过各个班的代表,通报了解学习情况,促使大家争取好成绩;一是参与劳动自救的管理,保证劳动量,进行劳动统计,进行劳动组织安排等;一是参与组织军训和体育娱乐活动,打乒乓球、踢足球,跑步出操。委员会由各专项委员组成,郭志成就是当时的军事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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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前线的大阪兵[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

  在日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献,大多数时候让人压抑,但也难免有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地方。

  《菊兵团的艰难突出》一书,是原日军第十八师团炮兵少佐武川千里的作品,描述了这支日军精锐部队从出征南洋到覆灭缅甸的真实经历,虽然文学色彩不浓厚,但颇有一线色彩。其中有一段谈到增援到前线的大阪兵,和整本书惨烈沉重的内容很不协调。

  在当地前线第十八师团的日军,主要来源是九州海岛部队,素以凶残著称,曾参加过对南京的作战。我们长期听到一个传说,讲孙立人将军在缅甸下令将日军战俘中到过中国的一律枪毙,这件事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军队对这支日军的愤恨。因为孙立人将军反攻回国时,遭遇的第一支日军,就是这个第十八师团。不过据我的考证,这话应该不是孙立人说的,而是另一个远征军将领,孙的部下李鸿将军(黄埔五期,新三十八师师长)。

  李鸿是个国人不太熟悉,但是个很有意思的将军,他是很少的能用自己名字给外国街道命名的中国人。中国远征军收复八莫后,为了纪念这个胜利,当地用两个中国将军的名字命名该城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条叫孙立人路,一条叫李鸿路。

  无论如何,这支日军的作战精神是颇为顽强的,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的激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

  武川的部队,和十八师团其他部队一样,最终不敌中国远征军的凶猛攻势,从胡康河谷败退,伤亡惨重。从后方补充的兵员中,颇有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阪兵。

  大阪兵因为不喜欢打仗而善于做生意,在日本军队中颇为异类。普通日军部队要来了个大阪兵,常常让人刮目相看甚至引发好奇。

  武川的炮兵大队就来了一个大阪籍的预备役大尉,此人作战也还来得,但作战之余更多的是忙活收集大家的补给品进行倒卖。孙立人将军的穿插战术打断了日军十八师团前线部队的补给线,结果就是二线部队的补给反而异常充分。但是,日军后勤部门脑筋死板,所有东西一律按人头军衔分配,造成一些浪费。有的日军不吸烟,有的不喝酒,配给他们的物资反而成了累赘。这个大阪的大尉就到处收集大家不要的补给品,然后送到城里卖给缅甸商人,从中大赚了一笔。

  一般的日本兵当时没有什么商业头脑,看着这个大尉的举动,新鲜又有点儿鄙夷。不料到了月尾,这个大尉却掏腰包给大家请客,人人有份,还请来慰安妇做舞蹈表演,日军官兵尽欢而散。于是对他的印象一下翻了过来,武川觉得,这大阪人实在是难得的好人啊。

  从此以后,他来收购剩余补给品的时候,日本兵都不好意思讲价钱。

  战后,这个大阪兵到缅甸开了个公司,倒卖当地矿产,赚钱很多。幸存的日本兵们回忆起来,还就属他在当地的朋友多。

  当然武川这样的“武士道”不会跟着做买卖,所以他的书主要还是记录战争。在“筑紫山口之战”中,日军惨败,武川的腹部被中国远征军的迫击炮弹片划开,一条腿打断,侥幸被送进了温藻的后方医院。痛苦呻吟之余,没想到在这儿又遇到了第二个大阪兵,他觉得十分开眼界,连对战争的看法都改变了……

  中

  日军的野战医院可不是什么好地方。称为“法西斯”,特别还是法西斯中强调精神胜利法第一的日本军队,军医院和屠宰场有一拼。这是因为日本的军医动手术基本不使用麻药,要求每个日本伤兵都要有承受“刮骨疗毒”的本领。唯一给士兵减轻痛苦的措施是给他一根木棍咬在嘴里,免得疼极了把舌头咬下来,或者把大夫给咬了。

  这种说法初听来有点儿骇人听闻,然而却是很多战场上日军老兵所印证的。有的时候这样做固然是因为物资缺乏,大多数时候只是因为日军指挥官认为这样可以让士兵具有更强忍受伤痛的能力,意志更加坚强,磨练出悍不畏死的兽人武士,属于一种精神教育。曾经有在中国潮州参加战役的负伤日本老兵,在几十年后依然痛苦地回忆军医的手术——“那种疼痛不是人能受的”。

  私下琢磨,是不是日本军队用这种办法变相促使士兵负伤也勇往直前,宁死也不进医院呢?反正二战中日军负伤后经常抱着手榴弹和对手同归于尽,而不是像其他军队那样赶紧退下去包扎伤口——莫非这些日本兵怕进医院更甚于怕死?那日军的这种精神教育可太成功了!

  无论如何,经历了这样痛苦的手术,又整天听着袍泽在手术台上撕心裂肺的惨叫(日军这种战地医院不过是薄木板房,没什么隔音效果。),武川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早日返回部队,找个机会为天皇尽忠。

  就在这时,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野战医院的补给被大量削减,包括医务人员都只有一天两顿稀粥果腹,杂以少量发酵的豆子(甘纳豆)充当副食。这是因为,第十八师团从胡康河谷败退后,被孙立人连续穿插迂回作战弄开了窍的史迪威展开了一个类似螃蟹的攻势。他一面命令中国远征军一部继续攻击尾追第十八师团的后卫部队,一面派出重兵从其南北两翼发动猛攻。北路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师和美军麦部队奇袭日军在缅北的中心密支那,南路以英军温盖特伞兵突击队为主,空降在温藻以南切断铁路,依托台地构筑了一个圆形阵地,斩断日军南缅与北缅的联系。

  当时缅北日军只有两个师团,还要迎战从云南来的卫立湟,根本招架不住。日军被迫调动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以及一部分航空部队投入北缅作战。日军援兵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救援密支那,一路试图围歼南路英军。这两支部队的投入,加上南方来的物资补给线被切断,日军补给顿时捉襟见肘。而没有战斗力又列入非战斗系统的医院人员和伤兵,自然是最先被削减供应的。这就是武川少佐等人被迫挨饿的原因。

  实际上,日军调兵北上,是个要命的举动,它带来了影响世界的后果。

  首先这个救援没有成功,北路的救援日军大约一个旅团,虽然迟滞了密支那的易手,但在已经能听到密支那城区炮火的地方被全副新式装备的中国远征军包围,遭到重创后勉强南返;南路日军打败了英军,英军向中国远征军主力求救,远征军派出部队,每人带一口砍刀,穿越山间小路前去救援,不但救出英军,而且粘上了日军主力。

  而这支日军的离开,直接导致了英帕尔-科希马战役日军的失利。因为第五十三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十四旅团,正是该战役日军的预备队。日军原以为可以把这支部队先用于北方,击溃中国的“豆腐军”以后依然可以担当原有任务。谁知道这两支部队再也无法抽出,结果正面日军三个师团在出现败相后无人增援接应,出现了大溃败,三个师团长都因为擅自撤退被解职,大批日军因为饥饿和热病死于败退途中,残余日军甚至开始吃自己人。日本女排著名的魔鬼教练大松博文,就是这支日军中死里逃生的少数人之一,并因此刺激性格大变,他当时是日军第三十一师团的辎重兵中队长。

  英帕尔-科希马战役被列入20世纪中期世界军事十大战役之一,是蒙巴顿勋爵的杰作,它挡住了日军和印度独立派钱德拉·玻斯杀入印度,避免了印度陷入混乱(如果日军顺利进入印度,印度难免不发生类似缅甸的大规模独立运动),也因此保障了英国可以继续战斗下去。但它的胜利,与日军抽调走了预备队和飞机有很大关系,一切都出自于对中国远征军战斗力的误算。事实上日军后期在缅北又增加了狼(四十九)、勇(二)两师团,依然没能挡住中国远征军回国的脚步。

  武川等人是顾不上这场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了,大量重伤员因为营养不良和乱找东西吃引发的腹泻而死亡,军医的办法是鼓励大家多晒太阳。这个方法恐怕没多大作用武川也被饿得头晕眼花。在拄着棍子试图走回原部队失败后,武川躺在病床上,又饿又虚弱,自觉快要死了。

  武川的勤务兵森本(日军军官住院,通常由勤务兵跟随伺候),这时候却提出由他拿(偷?)医院的一些药品,比如绷带和消炎药,到附近的缅甸人居住区去卖掉,说不定可以弄些吃的回来,有了力气两人可以一起跑回部队去。森本的思路明显受到了那个大阪预备役大尉的影响。

  “可是,你走了,谁照顾我呢?”武川犹豫地说。

  森本说不要紧啊,旁边一屋另一个步兵佐官的勤务兵是我的老乡,让他帮忙照看一下您好了,等我回来分他们一些食物。

  武川想了想,同意了。

  下

  森本一走就是四五天,武川每日翘首盼望无果,心中越发凄惶。好在医院所在地靠近南部,南线英军败退后,此地暂时还是日军稳定的后方。不过日军武运始终不佳,盟军的飞机经常来光顾。由于日军在缅甸只有一个飞行师团,兵力捉襟见肘,盟军的P-38闪电战斗轰炸机没有对手,可以飞得很低进行轰炸,武川记载他曾亲眼目睹医院外面一群军马被盟军飞机一一射杀。

  好在,第六天森本终于回来了,带来了一些大米、风干猴子肉,甚至还有可以减轻伤痛的鸦片。这个忠心的勤务兵看到长官以后满眼是泪,让对他已经有些怀疑的武川心中颇为歉疚,写书的时候还合掌为之祈祷。森本在战后死于缅甸独立军暴动时的混乱,而武川是最早得知昂山被杀过程的日本军人。

  经过森本的描述,才知道这做买卖也是件很头疼的活儿。这个勤务兵是农民出身,对于怎样卖药一无所知,到了缅甸的村镇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缅甸人的稻谷都藏得很隐蔽,而他单独一人,就算知道也不敢抢了什么就走。

  最后还是想到了大阪军官提到的一个缅甸商人,花了两天的时间走到那人的村子。

  不料那个缅甸人推三阻四,很不爽快。森本苦苦哀求,直到拿出了医院的药品和武川的一个金戒指,并给了个非常吃亏的价钱,那人才动了心,得以成交。缅甸商人告诉他,那个大阪军官提醒过他,任何自己以外来卖东西的日本人都可能是军部的督察,如果贸然合作可能被抓去枪毙。

  有了这些东西,武川等人的处境总算好了一些,但只能硬起心肠把食物藏起来,任周围的伤兵病饿而死充耳不闻。

  就在武川觉得有了些力气,准备申请出院瘸着一条腿再上战场时,医院里却来了个另类的大阪兵。

  这个大阪兵属于从菲律宾调来补充十八师团的某中队,营养良好,面色红黑,肩上背着一杆三八枪,枪上拴着个大包袱来找医生要求“因病入院”。

  日军的传统是负伤尽量忍受,泡病号更被视为耻辱,会为人不齿。所以到达医院的日军基本都是缺胳膊少腿,至少也是身上穿个窟窿的,那还叫轻伤,像这个大阪兵一样自己走到医院来的伤病员十分罕见。所以医生用非常怪异的目光看着这个筋肉壮实的家伙。

  大阪兵递上本单位长官(无疑也是个大阪人)开来的“入院届”,那应该是介绍他生了什么病、为何需要住院的。武川当时刚刚换药完毕,躺在病床上目睹了这次奇特的“面接”,心里在想,这个家伙哪里生病了呢?怎么一点儿看不出来呢?

  “什么?!你给我说一遍,你因为什么要住院?”

  “噢,长官,‘脚豆’,‘脚豆’啊长官,那上边不是都写着吗?”

  脚豆,就是脚鸡眼,因为这个就要住院?武川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医生显然也感到同样地不可思议。要知道日军这时候在缅北面对史迪威和孙立人的精锐远征军,无论兵力火力都处于绝对劣势,前线一些日本籍的慰安妇都拿起枪来了,这家伙却因为“脚豆”要住院,还有没有一点儿起码的羞耻感和军人的自觉了?武川认为这个大阪兵马上会被轰出去的。

  然而,那大阪兵却对这种鄙夷的目光满不在乎,他把那个包袱打开,取出一袋干年糕,又取出一捆用蒲草拴着的干鱼和一瓶日本酒,很和气地对医生说:“长官,家里捎来的,地道的方头鱼啊,请大家一起尝尝吧。”

  “你家里捎来的?”医生狐疑地问道,但态度明显有点儿改变。毕竟,已经好久没见过这种好吃的了。

  “是啊,战前我哥哥在仰光有木业公司的,他托在仰光的朋友捎来的,每个月都会有的。长官,我现在实在没法跟着行军啊。”

  “那么……好吧,你先住下吧。”

  军医拿着东西走了。

  大阪兵哼着关西味儿的小调,打开背包躺了下来,还在病床头布置了一个佛龛,还主动递给武川香烟。武川本来准备骂他几句,又有些骂不出口了,只叹了口气,说你这个样子应该上前线啊,死在那里也比在后面挨骂好吧。

  十五对一(指当时中美英军对日军的总人数对比),我去也不能改变战局啊。

  可这里也不是什么好地方啊,一天只有两顿稀粥……

  我知道,不过再糟糕的地方也比住在小白木房子(指日军的骨灰盒)里好吧。

  那一天武川失眠了,自己瘸着一条腿到前线去,除了送死又有什么用呢?

  第二天他又把森本派了出去,争取再弄些吃的来。他决定留在医院,等身体养好了,再找个更有价值的地方为天皇献身。

  后来才知道那大阪兵既没有哥哥,在仰光也没有朋友,那些好东西从哪儿来的,只有天知道。

  武川自述他是自己所在大队唯一幸存到战后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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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3 10:22:35 | 显示全部楼层

清末三屠: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转帖]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三屠,今人说当时又叫作三大杀手。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称为屠官。

  

  张之洞

  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稗宫野乘有载,时人称之为三屠,今人说当时又叫作三大杀手。度杀手当是现时叫法,意大利黑手党盛行,美国动作片杀手狂飞,这种称呼才流行于时。三屠之称,较合于历史实际。因以为题。

  三屠者,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自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杀人不计其数,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称为屠官。自然,这只是各就其突出之一项标举以特称,一身而二屠并在者自不免,如袁世凯,兼为屠财好手。每有记载,言其好财货,挥金如土,喜以金钱爵禄羁縻人才,曾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胡思敬《大盗窃国记》论袁世凯,“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常备珍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张佩纶《涧于集·致李兰荪师相》谓,袁世凯“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袁世凯于屠民、屠财之中,屠民居其首,尤在入民国后为独夫民贼,屠杀异己,摧残革命,其财更为屠民所掩而居于后位了。

  《清史稿》张之洞本传有句云:“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前事言公,后事言私。公者,张之洞居疆寄数十年,历两广、两江、湖广诸任,其所作为,规模极大,而他用财如水,不问多寡,耗费了国家大量资财。但他有一个最大好处,不谋私利,不贪污,所有国家钱财都用到了事业上去。所以,张之洞一生有清廉之名。“及卒,家不增一亩,”即就其私者而言。本传中另有一例,即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八年再署两江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行贿了,张之洞“立劾罢之”。前偶观电视报道,张之洞身后,家乡河北南皮只遗房屋一处,已为张氏后人捐献作了学校校舍。张之洞一生重视教育,在任翰林期中,两典试差,两放学政。任四川学政时,创设尊经书院,请湘潭王壬秋入蜀掌院,硕学大儒多出其门,承传继往,蜀学大盛,川人至今感念。后任封疆大吏,转向洋务事业,仍不忘教育,如在广东恢复广雅书院,在湖北设立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军医诸学堂,当其著者。张氏后人捐献故居作校舍,可谓善体先人之志。

  张之洞于同治二年会试中探花,入翰林院,至光绪七年十一月补授山西巡抚,在翰林院达十八年。翰林是苦差,收入极薄,一般都靠外放考差、学政捞财。考差,尤其学政,程仪既丰,陋规所得更多。“一年学政,十年吃着不尽”是当时写照,可见收入之丰。四川是大省,生员最多,一任学政,所得陋规收入,有二万数千两银子之多。张之洞于同治十二年十月在四川充乡试副考官事竣,派任四川学政。按陋规应得收入,他概行拒收,两袖清风,重返北京。此种清廉之风,使官场耳目一新。自任山西巡抚开始,历经封疆大吏,张之洞保持着清廉之风,这就更不容易了。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六年中,“凡所规划,用款率取之清厘中饱”。此话恐有夸张,张之洞规划的地方事业规模极大,厘金积弊诚多,收入诚巨,清理厘金中饱,所得毕竟不会太庞大,况张之洞本人清廉,未必他下面办事的人个个都清廉,难免没有从清理贪污中亦作贪污者,总其上缴清理所得,当难满足六年地方事业之需。但是,由此说明了,张之洞本人不中饱,清厘中饱所得毕竟为数甚多,加上其他筹措,可以让张之洞放开手去做事。

  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评论张之洞好大喜功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施为,说是“今观其举措,似侧重铺张应付,专力为物质上之角逐者”。黄意张之洞不注意政治思想的更张和人民知识的增进。此评过当。张之洞并非如此,好大喜功则是确评,因为好大喜功,不免铺张应付。现以筹办汉阳铁厂为例说明之。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时,上奏在广州筹炼铁厂,列举数字,指报广东产铁甚多,而购入洋铁,开支甚大,呈请在英国订购大炉及机器。在办理中,张之洞因筹办芦汉铁路转调湖广总督,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奏报广东产铁不多,不能设厂,张之洞因奏请炼铁厂移设湖北,即后来的汉阳钢铁厂。张之洞上报广东产铁情况全属臆测,而对于国外炼铁方法全无所知,贸然便要买回两座炼铁炉,能否应用不在意中。英厂主说是须先将煤焦和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能根据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炉子。张之洞竟然答复:“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此种屠财手面,惊世骇俗。英方按英国所用炼铁方法设计二座炼炉运到,马鞍之煤无从炼焦,大冶之铁不适用于此种炉型,变成笑话一场。在铁厂设址问题上,更见张之洞的专横无知和狭窄。其时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炼铁厂应设在大冶,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犹及见铁厂之烟囱也。”为了让总督大人看得见烟囱,炼铁厂乃建于龟山之麓,招致后来不少麻烦。汉阳钢铁厂经费计银三百万两,张之洞选址不当,填土费用就花了三十多万两,在英国订购机器所用亦为三十多万两,两者相加,用去了建厂经费的十分之二。无知导致的损失如是之大。光绪二十年,汉阳钢铁厂产品应市,历年亏折惊人,至光绪二十四年,亏折累计达到了一百多万两。这个烂摊子,后来不得不交给盛宣怀去收拾。举此一例,可概其余。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评论张之洞“巧宦热中”,张之洞做官,自有一套本领,结慈禧欢心,醇王奕䜣为之奥援,出身清流,为翰林时屡劾大员,一生清廉,博得好名声,便恣睢放肆,为所欲为,旁人不敢奈何。张之洞自撰的《抱冰堂弟子记》,述其在粤督任上得奕䜣维护,颇为自得:“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无藉枢廷势恐吓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其实粤省报销款固无所亏也,然贤王之意则可感矣。”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黄濬又评张之洞“事功不如文章”,这和柴萼《梵天庐从录》之评相同,柴著曰:“论者谓,使文襄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按指阮元、纪昀)之间占一席地位。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文恭(按指潘祖荫、翁同龢)而后,主都下风雅之坛坫。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予于文襄亦云。”按诸张之洞为人狂放,性行怪僻,不拘细节,柴萼这番话不为无理。《国闻备乘》说张之洞“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自享太平五十年,俯视一切,盖以为天下莫己若矣。”择举《国闻备乘》所举事例的一部分如后:“直隶人闻之洞内用,皆欣欣有喜色,合八府三州京官,张宴于湖广会馆,徵集名优,衣冠济济,极一时之盛。之洞收柬已三日,届时催者络驿载道,卒托故不往。鹿传霖、徐世昌忍饥待至二更,皆扫兴而散。闻其性情怪僻:或终夕不寐;或累月不薙发;或夜半呼庖人具馔,稍不惬即呼行杖;或白昼坐内厅宣淫;或出门谢客,客肃衣冠出迎,(张则)僵卧舆中不起。其生平细行大节,鲜不乖谬者。”在他下面做事的人就苦了,“幕僚侍立白事,小有失误,诃责之声达于户外。”所以张幕无人才,辜鸿铭无非一怪人,陈衍只会做诗,梁鼎芬一无节行之徒。像这样的一个大员,确是狂傲文人本色,还是去做一个词臣更适合。

  

  岑春煊

  说张之洞屠财如上,袁世凯屠民可无论矣,下面说岑春煊的屠官之事。岑春煊在清末算得上干练能臣,做事有担当,有魄力,本人亦清廉,有佳誉。平生最大事迹,在于联合瞿鸿□去斗庆亲王奕䜣和袁世凯,酿成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政潮,事虽未成,瞿岑两人且因此落职,亦云壮矣。岑春煊因庚子慈禧和光绪避八国联军西狩护驾有功,深得慈禧宠信,一再重用,官至总督、尚书,此人头脑灵活,入民国后,仍活跃政坛,初接受昔日政敌袁世凯差委,先后任福建巡按史、粤汉铁路督办。及袁称帝,又被南方推为讨袁军都司令。至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岑春煊与孙中山同为总裁,尔后又与政学系合作,反对中山。一身数变,随时浮沉,究其一生,留在历史上的,还应当是他的屠官往事。

  岑春煊捐班出身,以父(毓英,云贵总督)荫升迁极快,至光绪二十四年,得任广东布政使。时在戊戌维新期间,裁巡抚,布政使岑春煊直接受两广总督谭钟麟管辖。岑到位之初,即与顶头上司谭钟麟大干了一场。大要为,谭钟麟信用的道员王某,颇多不法,商民多受其鱼肉。岑到位后,有来控告者,岑经调查,请总督撤去王某差事,谭钟麟不从。岑自行撤去王某的补抽厂坐办,又邀集司道同寅谒谭,请求并撤王的督署文案。谭岑二人当场冲突,岑春煊在所著《乐斋漫笔》中记述说:“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堕石桌立碎,势张甚。余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掷冠案上,拂衣而去,回署即请病假。”后岑春煊奉召入都陛见,谭钟麟委派臬司代理他的藩司,岑准备交代工作。亦据岑自述,南海、番禺两县商民数千人到藩署请愿,表示支持岑。岑带着王某案控词入京,谭派员“辇金入都”,以作活动。岑抵武汉,果然奉谕“调补甘藩,勿庸来京请训”。“到任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

  岑春煊以上自述,不免夸张,即如罢谭钟麟易以李鸿章督粤,实为甲午败后李鸿章受攻击,亟谋外放总督,由荣禄为之谋得,岑之参奏,最多只起了参考作用。但是,岑春煊敢于老虎头上拔毛,算得汉子。至光绪二十九年,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时已在庚子大得慈禧赏识之后,岑春煊胆气更壮,在粤三年,办了两件惩治贪污案,分别简述如下。南海县知县裴景福贪污案。裴景福,进士出身,历官广东数县知县。在南海县任上,贪污受贿经查出者,即达银元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余元。据岑自述,岑先将裴景福革职看管,后裴自愿罚款充饷,外释,逃往澳门,抗不归案。岑派员赴澳门交涉,得以引渡,充发新疆。民国后,裴景福花钱运动,竟平安释回,且在民国三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及政务厅长。此事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易名编入。

  粤海关书办周荣曜侵蚀巨款案。小小一书办,侵蚀之款竟达数百万,尤可惊者,以款动赫赫权贵庆亲王奕䜣,被派任出使比利时大臣,尚未出洋,被岑春煊揭发,革职查抄。岑春煊动得了书办周荣曜,动不了奕䜣,岑在谒见慈禧时多言奕䜣,慈禧问:“汝说奕䜣贪,有何证?”岑春煊讲了周荣曜运动出使比利时事,“斯时奕䜣方管外务部,周犯便伊所保,非得贿而何?”慈禧说:“奕䜣太老实,是上人的当。”从此没有下文了。屠官之名,未必为美谥,《国闻备乘》说:“春煊每至一省,必大肆纠弹,上下皆股栗失色。”股栗失色者如皆贪官,岑春煊所屠如皆污吏,则是人民之德,亦屠官者之德矣。

  摘自:《半拙斋古今谈》 唐振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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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授衔为何没有邓小平[转帖]

授衔典礼

授衔典礼

  到9月27日,离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就已经整整52年了。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十大元帅从此载入共和国史册。不过,首次授衔也给世人留下了几个疑问: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为何没有出席授衔仪式?毛泽东为何拒绝大元帅的军衔?为何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衔?……

  没军衔,与朝军联手抗美有不便

  1950年7月4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说:总干部管理部准备进行军衔、奖励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尽量争取在第二年的服装上把军阶标出来。”当时,中央军委为何这么着急?这是因为没有军衔,在战斗中就容易发生扯皮现象,所以早在1948年,中央军委就讨论过军衔的问题。

  1950年12月30日,总干部管理部把筹备军衔列为该部在1951年的任务。不过,由于受抗美援朝的影响,该工作暂时停止,但这更坚定了中央军委实行军衔制的决心。因为在中朝军队的协同作战中,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我军无军衔,这在确定指挥关系上带来了诸多不便。

  1951年8月,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表示:“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彭德怀说,由于长期无官阶的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展开干部评级工作。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中央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对干部评级的工作抓得很紧,当年基本结束。

  苏联顾问帮着出主意

  1952年冬,总干部管理部讨论军衔的等级设置,请总政、总后、军务部和苏联顾问卡苏林等对军衔工作进行了研究,设计出几套方案,11月26日上报中央军委。初步计划军衔分6等20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三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这个方案除准上将外,基本与苏联的军衔一致。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全军实行军衔制度(后中央军委决定延迟)。”1月20日,总干部管理部下发《关于军衔鉴定工作的指示》,规定军衔鉴定的内容、基本要求及进行的方法。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54年实施军队改革的决议,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四大制度: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为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1954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主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为副主任。

  1954年10月21日,在第三次中央军委会议上,确定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改革。中央军委任命宋任穷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协助部长罗荣桓,负责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等。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军官军衔分5等15级。因为苏联顾问建议,根据他们的经验,首次授衔应尽量压低,所以评定军衔的标准相对较严。

  
  解放战争中的邓小平

  

解放战争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邓小平坚持不当元帅

  195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公布。元帅分大元帅和元帅两种,大元帅军衔的五角星有一圈麦穗,元帅军衔则是黄底国徽和五角星。

  8月下旬,毛泽东对彭德怀和罗荣桓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按照1954年9月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看,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元帅。如果刘少奇、周恩来拒绝元帅还可以理解的话,邓小平在军中挂名,无论如何应该是元帅吧?但由于邓小平的坚持,他没有被授予元帅军衔。

  
  抗战时期的陈毅

  
  着元帅服的陈毅

  周恩来主张陈毅当元帅

  1954年9月,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邓小平一样,挂着中央军委委员的名,但已经完全转业。比照邓小平,陈毅也是不应该授衔的。

  元帅和大将的人选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审定。周恩来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他从北戴河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苏联的布尔加宁在地方工作,也有元帅衔,平时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由于周恩来的建议,于是陈毅穿上了元帅服。

  1955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元帅的标准: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建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可以授予元帅军衔。

  三名元帅缺席,而非两名

  1955年9月16日,周恩来将十大元帅的名单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1955年10月1日实施军衔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军衔。”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元帅授衔典礼。毛泽东将元帅命令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朱德等七位元帅,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三人缺席。当时重病的林彪正在青岛疗养,刘伯承身体不好,又忙于军事学院的种种事务,分别请了假。

  近年来,很多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文章、书籍都采用了“八大元帅”出席授衔典礼的说法。有的文章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叶剑英在授勋现场的幽默谈吐。

  然而,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据曾在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央军委决定1955年下半年在辽东半岛举行大型抗登陆演习,由叶剑英担任总指挥。由于这是解放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叶剑英8月就到大连紧张筹备,所以走不开。为此,叶剑英特地向中央写报告,表示不能参加典礼。经中央军委批准,工作人员代叶剑英领了元帅服。

  
  着元帅服的林彪

  林彪资历倒数第二

  十大元帅平均年龄57岁,年龄最小的林彪只有48岁。他们凭什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脱颖而出?当然他们在长征初期就都有不朽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都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这既不全是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1928年4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成为中国****第一支武装红4军的军长。1930年,他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朱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位列第二的彭德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平江暴动到抗美援朝,彭德怀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授衔时他正在主持军委工作。

  位列第三的林彪在红军时期就擅长打仗。他接朱德的班,从红四军军长升到红一军团司令员。长征中他率领的部队一直保护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毛泽东提名他当红军大学校长。抗日战争中,他出任115师师长,指挥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中,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率领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元帅中他资历倒数第二,但战功第一。

  罗荣桓读过大学,学历最高

  刘伯承曾留学苏联,长征时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29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他在军事学术上有很高造诣,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20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陈毅是惟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后来,他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罗荣桓在元帅中学历最高,读过大学。红军时期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与林彪搭档,解放了东北和华北。解放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黄埔一期毕业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建国后担任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聂荣臻曾到法国勤工俭学,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先后任红一军团政委,115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防科委主任。

  叶剑英,黄埔军校的筹建者之一,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长征中他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总参谋长。解放后,他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

  军衔制度是解放军迈向正规化的重要一步。不过,到了1964年11月,中央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军衔制度。因为当时认为军衔制“不利于干部和士兵打成一片”。1988年,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军衔制,但是没有设元帅和大将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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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曾检讨把华国锋当“后主” [转帖]


  来源: 新闻午报 2007-04-14

  ■摘自《党史纵览》第11期袁小伦文

  “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和叶剑英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护华国锋。这是形势和现实的需要。但是,当党中央纠正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等一系列“左”的错误时,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显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无私胸怀。

  ****人不搞“宫廷政变”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

  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中央会议上主动承担责任

  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在粉碎江青集团以后的言行中,在邓小平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问题、两个凡是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都是这样,总是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这次会议连续开了9次会。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29人都作了发言,28人(即除华国锋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对华国锋既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功和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又分析和指出他的错误的表现与严重性,看法一致。华国锋作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使会议时间延长。

  在会议中,叶剑英作了不少插话。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回忆毛泽东临终“托孤”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说:“据《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他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邓小平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表示赞成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帮助。叶剑英在信中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的信时,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

  晚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从他晚年言谈中可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是很崇敬和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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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22 08:42:33 | 显示全部楼层

子女、身边工作人员记忆中的叶剑英[转帖]


    叶剑英:慰祝苍生乐大同

  在开国元勋中,叶剑英是略显特殊的一位:他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跟随孙中山攻打军阀陈炯明和广州暴动中指挥他领导的教导团进行过大型战役,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叶剑英始终在军委首脑机关总参谋部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做决策提供情报和战略方案。恰恰是这样一位元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他的睿智做出正确的选择,也使得自己的名字,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主笔◎李菁

  “百战归来意气雄”

  1948年底,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叶剑英和彭真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这是中国****当时接收的第一大城市。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当时一切问题都摊给了新政权,父亲要负担很多层面的工作。商、工、农、兵、教育乃至宗教等等都找上门来了,要求解决问题。”叶剑英的女儿凌孜说。1949年2月12日,为了庆祝北平解放,在天安门广场还召开了20万各界人士庆祝大会,这也是北平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后来举行的开国大典做了一次演习。

  身为市长,叶剑英还要负责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国歌、国旗、国徽、大典场地以及整个典礼的安排等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年幼的凌孜还记得,在家里还曾看到很多花花绿绿的国旗设计图案;而为了筹备国庆大典,父亲每天都忙得很晚,在家里几乎都看不见他身影。

  然而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领袖群体里,并没有见到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身影。

  “早在7月份,解放大军南下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组建新的华南分局,叶剑英出任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政委三职,离开北平,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一路南下。所以一个多月前,叶剑英就离开了北平。”《叶剑英传》传记组组长、军事科学院丁家琪研究员说。

  江西赣州是南下的解放军各部和坚持在中南、华南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华南游击纵队的将领和部分部队会师所在地。叶剑英是两军的领导人,和双方将领一起在这里商讨关于共同配合解放南方的方针大略。

  10月1日叶剑英是在江西赣州的住所里,通过收音机听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但是这座古老城市迎接新政权的过程中,却记载着叶剑英的一份功劳。

  1949年底,广东虽然解放,但是情况相当复杂,此时的两广仍有国民党武装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从北一直撤到了这里,广州又与香港、澳门毗邻,斗争更加严峻。”1950年3月3日,已退到海南岛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还派7架飞机飞临广州上空,敌机在空中飞,暗藏在市里的特务就在地面放火或打信号弹指示目标,炸死了上百群众,数千人无家可归。在广州的叶剑英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况:他是国民党特务第一要暗杀的对象。在市政府所在地,曾发生两起特务将炸弹扔进院子里爆炸的事件。还有一次,叶剑英外出开会乘车返回住所途中,藏在一辆停在叉路口的卡车中的特务向叶剑英开枪行刺。幸亏司机躲避及时,叶剑英才没有受伤。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对广州的生活还保留着模糊的记忆。她记得,父亲后来坐了一辆缴获来的美国防弹汽车,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有空调,广州天气又热,“坐在里面跟大闷锅一样”。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

  在接管广州过程中新政权又面临着一个新难题:“广州在金融物价方面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程度,在全国新解放的大城市中是屈指可数的。”在广州十三行一带,大批从事金融投机的人,几十年来已形成行帮,广州市民、乡民的一切交易,也都以港币为本位币。在新旧政权交替之机,这些投机商和地下钱庄投机猖獗,强烈地挤压人民币。在叶剑英领导下广州市委对这些投机商们展开了快速铁腕的措施:1949年12月5日,大批军警突然出现,在一天之内神速将100多家钱庄封掉,巩固了人民币在广东省的地位,稳定了民心。香港报纸惊叹“叶剑英扫荡十三行”。

  1950年,在发动渡海登陆战役、解放了整个海南岛之后,国民党军的正规武装被逐出华南大陆,但各地仍残留有大批土匪武装。从1950年初,叶剑英和广东军区的负责人,又开始着手在广东、广西剿匪。

  再度踏上广州这块土地的叶剑英写下了“百战归来意气雄”的诗句——1927年他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这座城市,此时已经22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把剑长歌气压轩”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普通家庭,原名叶宜伟。梅县是华侨之乡,叶剑英的四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1916年冬,19岁的叶剑英辗转到了马来亚西部霹雳州首府怡堡。但是,谋生的日子并不顺利,时打时停。正当苦闷彷徨之时,叶剑英得知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学生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消息。叶剑英顺利通过考试,父亲和几位伯父凑了钱,供他回国求学。

  1917年夏,从马来西亚坐船到香港,再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前往云南。很多年后,叶剑英跟女儿凌孜闲聊时提起这样一个经历:那时的小铁路走走停停,经过越南这段路时,铁路边上有一华工暴尸荒郊,叶剑英看了极为难过。“父亲当时只有20岁,还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他后来告诉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暴尸荒郊,无人理睬,他联想了很多:他是哪里人?为什么流落到这里?他的亲人是否已经知道他不在人世……他觉得中国人的命运太悲惨了,处处低人一等,不禁热泪盈眶。他立志要好好习武,振兴中华。”

  创办于清末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在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称帝等历史事件上扮演过非常积极的角色。这所学校也因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而声名大震。中共元老朱德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这所学校学习炮兵的叶剑英曾豪情万丈地写下“把剑长歌气压轩”的诗句,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剑英”。毕业后,叶剑英拒绝了学校派他去南洋招生的工作,回到广东参加粤军。1920年加入国民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道路。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身为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队护卫孙中山脱险,始终护卫在孙中山旁边。凌孜说:“他后来和我们回忆,陈炯明炮轰军舰时,有一发炮弹落到他所在的‘宝璧’舰上,把军舰炸了一个大洞。”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准备筹办黄埔军校。年轻的叶剑英受廖仲恺之邀,成为20位筹办者之一,并出任教授部副主任,负责编制全校的课程。后来国共两党的不少高级将领,都是他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学生,由此也确立了他在国共两党的地位。

  叶剑英晚年也向传记组回忆,当时的广州政治气氛活跃,他既读过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的书,也看了《列宁传》等左派书籍。在黄埔期间,****组织和人员可以在学校合法存在并进行活动,这使得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人,他也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了朦胧的好感。在此期间他曾提出加入中国****,但当时中共内部一些人认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长时间考察,此事遂搁置下来。

  年轻有为的叶剑英也赢得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信任。在北伐军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曾提议他到一军一师当师长,考虑到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叶剑英称病谢绝;不久,因为俘虏了孙传芳的数万人,国民革命军组成了新编第二师,蒋介石再次任命叶剑英为代理师长。“父亲跟我们闲聊过,他说,在国民党部队当官,行军出发时,配一匹马一个轿子,不想骑马就坐轿子,后面还跟着挑夫,里面装着炼乳、苏打饼干、咖啡和酒。有时到了某个地方没有水洗手,就开一瓶白兰地洗手消毒,这在今天看也是很奢侈了。”凌孜回忆。

  这是一条标准的“高官厚禄”之路。叶剑英后来也说:当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做两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蒋介石把叶剑英看成自己的嫡系,叶帅晚年时还告诉我们,他当时可以带佩剑进到蒋介石的官邸。说明蒋介石对其很信任。”丁家琪说。叶剑英后来在很多次讲话中说到,如果继续做国民党的官,他至少不比陈诚的位置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公开与****决裂;此时的汪精卫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公开反蒋。究竟跟着谁走,这对叶剑英不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叶剑英后来回忆说:“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关上门,看报纸,想问题,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把自己关起来想了三天三夜,叶剑英终于做出了选择:他在吉安通电反蒋,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叶剑英的“背叛”在当时的军界和政界引起震动,也大出蒋介石意外。“我们曾当面问过他:蒋介石那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反蒋?他停了半晌,说了一句:蒋介石屠杀工人。”在丁家琪看来,叶剑英出身贫苦家庭,其父亲靠摆摊卖肉艰难为生,基本处于社会底层,所以他对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此外,叶剑英带兵到南昌以后,驻扎在吉安,当时有很多****的外围组织和地下组织与他接触,使得叶剑英更倾向于共产主义。

  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的叶剑英带领一些左派军官到达武汉,被正在网罗人才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招至麾下。第四军里的****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进一步受到左派思想影响。叶剑英再次提出加入中国****。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批准,叶剑英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加入了****,很多年后,叶剑英语重心长地告诉子女:“我加入****,不是被逼迫的,不是揭竿而起的,不是穷得没饭吃投奔红军的,我是心甘情愿找到红军的。”因为我看到了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在南京屠杀****,而****是代表了革命的力量。1927年12月,叶剑英参加了广州起义,从此走上了为自己所信仰的理想奋斗的道路。

  “伊谁与我赋同仇”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叶剑英根据中央安排,赴苏联学习。1931年11月,中共宣布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学成归来的叶剑英出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从此,他也有了一个伴随终生的称号——叶参座。

  叶剑英到达苏区后,经历了几次“反围剿”战役。身为参谋长的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极为钦佩。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路线遭到批判,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被撤销。一起回到后方的路上,叶剑英与毛泽东彼此有了初步了解。“叶帅后来回忆这一段时说,他和毛泽东一边骑马一边聊天,讲三国、讲历史的,谈得比较投机,他也对受打击的毛泽东表示出同情。”传记组成员、军事科学院金立昕研究员说。

  随着长期的合作,毛泽东对叶剑英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因为一次战役失利,对叶剑英有成见的李德借机将其降职使用。叶剑英不以为意,表现得很大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夸赞叶剑英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毛泽东与叶剑英真正建立起信任关系,则是1935年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将张国焘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南下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从某种角度,它甚至对叶剑英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命运都产生了持久而微妙的影响。

  1936年,在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力促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派阅历丰富、多谋善断且对东北军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对叶剑英到来十分重视的张学良将叶剑英安排在自己的副官孙铭九家里。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的公馆会晤,从那以后与红军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了。

  1936年12月3日,与蒋介石会面不欢而散的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他连夜让孙铭九把叶剑英请到自己的公馆来。当时的张学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表示实在不行就要和蒋介石对着干,讲到激动处时还猛地拍桌子,说了句德语“古铁打”,就是要打的意思。叶剑英摆摆手表示:不可以硬打,要策略地对待。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气氛日益紧张,叶剑英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还慷慨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乘飞机回南京。叶剑英晚年时告诉子女:“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提起这段往事,叶剑英仍惋惜不已。而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晚年在美国见到吕正操时,张学良还表示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国共达成统一战线后,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多地是凭借其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展开统战工作。“他在西安、武汉、南京几个八路军办事处都工作过,与国民党谈判,向他们要钱、要装备、要器材,做了大量的工作。”金立昕说。

  抗战后期,叶剑英在重庆也经常陪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与国内外友好人士会晤。叶剑英向各界人士阐述了****的抗日方针,争取中华民族各界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争取到不少人士对中共的好感。

  著名新闻记者赵浩生回忆,在一次舞会上,他与叶剑英一起谈论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我的舞伴(一位读英国文学的女大学生)并不知道他是谁,当我告诉她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没有想到被称为‘**’的将军,却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后来有人将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称为中共的“外交三骑士”。1940年5月,来重庆谈判的朱德曾作一首《出太行》的七绝,叶剑英以诗和之:“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赋同仇。”朱德读后,亲笔录下,备加赞赏。

  情报工作则是叶剑英在重庆的另一个重要工作。金立昕说:“很多中共的情报工作人员,都是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宣誓的。情报工作的作用有时比一个师一个军还大。”

  “苍凉唱大风”

  新政权建立后,叶剑英回到他熟悉的家乡广东。正在他大施拳脚之时,却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波席卷而来,最终导致他黯然离开广东。

  1952年6月,毛泽东突然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集到北京开会,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在农民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

  “广东的华侨比较多,父亲在处理他们的土地问题时比较谨慎。父亲跟我们谈过,他到了南洋之后,看到有的人一大早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个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因为他有过去南洋的经历,所以他知道那些有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凌孜回忆说。

  此时的叶剑英,也深知一个新政权需要海外华侨的支持,因此他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财产,有些人将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引起不满。“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是急于稳定后方,从南方抽调出人到朝鲜战争,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丁家琪告诉本刊记者说。

  叶剑英与方方领导的华南局受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指责他们在干部使用上,过多地选择地方干部,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作为华南分局的最高领导,叶剑英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违心做了很多检查。

  3年来的紧张工作过度劳累以及不公正待遇造成的精神压抑,8月中旬,叶剑英感到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中央派飞机将他接回北京治疗和休养。

  “离开广州的时候,父亲的很多下属都哭了。父亲说了句:‘主帅无能,殃及将士。’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凌孜回忆说。

  对当时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回到北京后的生活,是一段轻松而美好的回忆,以至于50多年后再回想起,凌孜脸上仍不自觉地浮起微笑:“我还记得父亲带着我们到北戴河,唱歌,跳舞,游泳,打野鸭子,看人家果园,他就是一个‘孩子王’。”

  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去野炊,郊游、怀古。1954年到青岛疗养的叶剑英留下这样一首诗: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丝中。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部被撤销,叶剑英也被点名批评。

  1959年后中央军委改组,主管军队日常工作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作为常委之一的叶剑英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他的特点是让他去干哪一行,他就认真钻研哪一行。”凌孜略带自豪地评价父亲。

  “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不久,父亲有一次还特地把他和蒋英请到家里来吃饭,父亲很虚心地向钱学森请教:学科当中有物理、有化学,你研究的是什么学问呢?钱学森回答说是物理与化学的结合……我当时还小,也听不懂那是门什么学问。”凌孜微笑着回忆。

  这一时期的叶剑英将更多精力放在军事科学院的筹建上。“那时他就对军队必须提高整体素质水平和学习现代化战争的战略战术有所认识。”

  叶剑英对他一手创建的军事科学院显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军科的二号院成了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二号院的很多设施依然按照叶帅生前的样子布置着。凌孜每次回北京,也会住在父亲生前最爱的这个地方。“看到那个小楼了吗?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这个地方,我就住在这里守老营了!”

  “这段时间的叶剑英,并不是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而后来的不少文章对这一期间的叶剑英,有诸如“远避西山”、“韬光养晦”的评价。不过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叶剑英的内心深处也许有些许无奈。从另一角度,他并没有消极的生活,而是寄情于他钟爱的阅读当中,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云:“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炮轰何时了”

  在气势汹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正式袭来之前,军队内部已经经历了几次大动荡。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之下,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由贺龙来主持日常工作,不久,贺龙又遭受冲击,说他搞‘政变’;贺老总下台后,林彪一直称病,老帅里面,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另一方面,叶剑英资历虽老,但因为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从不拉‘“山头’搞小圈子。所以他自然成了人选。”丁家琪研究员对当时的局势做了这样一番分析。

  “文革”初期,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叶剑英与其他老帅一样,试图理解并跟上最高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部署,但很快,他就感到迷茫乃至困惑、不解。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接管,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好几次全国****的红卫兵,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真糟糕’。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在天安门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就会被腐蚀掉了。’”

  此时的叶剑英也许尚未看清楚整个运动的本质,他只凭着军人的本能,决意要守住军队这最后的阵线。“父亲回来很担心,党、政、军,只剩军没倒了。军队不能倒,军队一倒,任何一地发生问题,都没法控制,国家要大乱了。”凌孜回忆。

  可是情况让他越来越忧心忡忡: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三个总部中,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群众运动的大火也烧到了叶剑英所住的军事科学院里。工作人员回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军科院的窗户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

  在叶剑英等力争下,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军队内部,明令不许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但形势依旧越来越恶化。

  在军队内部,很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予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萧华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所以军科院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轮番睡觉,分批开饭”。王守江回忆,当时兰州、新疆等几个军区都被“革命群众”冲击得报急,叶剑英让军区领导到北京,安排他们住在京西宾馆,“通过军线电话遥控,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依然保持对军队的掌控权”。

  此时的叶剑英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需要他的人提供庇护。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中共负责军队的领导人、为数不多的代表老干部的力量之一,也源于他一贯宽厚的性格和为人。徐向前曾回忆,1967年建军节前夕,朱德与徐向前等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往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这段时间,叶剑英与聂荣臻都住在西山,陈毅、刘志坚、刘伯承、陈毅等经常在山上会晤。大家谈论形势时都忧心不已。《叶剑英传》里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的刘伯承激动地问:“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叶剑英特地写了《虞美人》词相赠:“****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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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文革崛起 一场“二月逆流”靠边站 [转帖]


  来源:网易军事 2007-05-28

  叶剑英是中**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文革前并不受重用,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叶剑英的政治命运发生逆转。但1968年的“二月逆流”也使叶剑英“靠边站”了一段时间。由于档案尚未完全解密,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单世联参照现有公开发表的论著,讲述了叶剑英的这段经历。

    毛泽东与叶剑英(右一)

  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成为中共副主席;1976年10月,叶剑英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共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声望达到顶峰。

  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剑英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后,叶剑英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毛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将领,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

  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叶剑英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还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又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1日晚,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白天的争论,毛泽东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叶剑英等人再一次重拳出击,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陈毅说了一段深刻有力的话: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毛泽东可以容许叶剑英等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绝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

  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相对而言,叶剑英的表现较能为毛泽东所容忍,这一点江青当时就发现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泽东批准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剑英没有被点名。叶剑英还于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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