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行天下——2013年墨尔本春节掠影

刘树民

１８５６年，全澳华侨已达２．７万多人，１８８１年增至３．８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四邑人，又以台山、新会籍人居多，如在维多利亚州，台山、新会的移民占该州华侨总数的８０％。期间，许多四邑人因水土不服、过度劳累、疾病而死亡，或被土著或被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杀害。死者中有的在侨团帮助下魂归故里，但也有不少被葬在澳国的华人公墓区。 　　早期赴澳大利亚谋生的四邑华侨并不全是开发金矿，还参加了锡矿、煤矿、石英矿等资源的开发，其中也有不少人从事农垦及种菜，这方面的人数仅次于矿工，但多为季节性工作。自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随着金矿逐渐枯竭，转而从事农牧业的华工大量增加，早期的四邑华侨多是农民，富有耕作经验，他们带来了当时先进的农业技术、农具、良种，成为当地水果、蔬菜的主要供应者。１９０１—１９０２年，四邑人聚居的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所需的蔬菜，有一半是由华人供应的。当时如果没有华侨垦荒种地，澳大利亚就不可能吃到品种多样、新鲜可口的蔬菜。 　　从事商贸活动，活跃城乡经济，促进中澳经济贸易发展，这是四邑华侨对澳大利亚早期发展作出的又一大贡献。四邑华侨早年在矿区、城镇开设的商店，经营中国的大米、丝绸、茶叶、瓷器等土特产杂货。不少人从事小商小贩生意，走街串巷，下到农村，贩卖生活必需品，对活跃城乡经济、促进中澳贸易和中澳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些人由此成为富商和侨领，他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台山籍的梅光达、刘光明、雷亚妹、刘光福、黄柱稳、黄来旺、余荣、梅东星，开平籍的谢日昌，新会籍的钟胜朗、陈宽典、黄国重、谭烈成（梁启超的姑丈）等人。１９１７－１９２４年，刘光福同余荣、郭标（中山人）等一起组建的中澳轮船公司（又称中澳船行），航行于澳洲东部各港口与香港之间，对促进华侨华人团结，提高民族自尊心和中澳经济交流发挥了作用。四邑华侨还参加了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在洗衣、中餐、家具等行业中也作过很多贡献。四邑华侨对悉尼、墨尔本、班迪戈、达尔文、巴拉雷特、阿腊腊特等地的开发与建设所建立的功勋，在澳国有口皆碑（台山与阿腊腊特今已结为友好城市）。包括四邑华侨在内的广大华侨为澳大利亚早期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奠定今日澳大利亚繁荣发达的基础，这已成为澳国官员和国民的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１年３月２日，澳国维多利亚州班迪戈市市长劳瑞·维兰等一行参加了在江门东湖宾馆举行的“华人劳工澳大利亚寻金１５０周年纪念”仪式。同年３月底，班迪戈市组织了一次寻金纪念之行活动，参加者从当年最多华人劳工登陆的柔博港出发，沿着淘金者的足迹步行５００多公里到达班迪戈市，以此纪念华人劳工１５０年前历尽艰险的寻金之旅，肯定华人对澳大利亚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活动对促进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江门市与班迪戈市的友好往来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陈国标) 墨尔本是一座充满活力和欢乐的城市，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文化首都“。在澳大利亚人民的心目中，第一大城市悉尼虽然繁华，但悉尼只是一个商业城市，墨尔本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墨尔本拥有全澳大利亚唯一的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建筑，有辉煌的人文历史，也是多个著名国际体育盛事的常年举办城市。从文化艺术层面的多元性，到大自然风光之美，墨尔本应有尽有，在满足感官娱乐方面，墨尔本更可以说是澳大利亚之冠，无论是艺术、文化、娱乐、美食、购物和商业样样都有自己的特色；墨尔本成功地融合人文与自然，从1990至2006年，先后十次被总部设于华盛顿的国际人口行动组织（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 评选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1835年之前，墨尔本基本上是没有人居住的。1840年，墨尔本的人口是一万人。1851年，在墨尔本发现了金矿，大量的人从世界各地（主要为美国人）前来墨尔本淘金，包括大量的华工。由于淘金热潮，墨尔本的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成为一个富有的大城市。根据历史记载，在1836年，墨尔本的人口只有177人，到了1851年，人口是29000人，到1854年，已经达到12万3000人，使藏金极富的美国旧金山（三 藩市）黯然失色，故墨尔本又被华人称为新金山，至今当地还有很多华人办的学校、商店、公司名称等是带有「新金山」这个名号的。清朝末年的满清外交官李圭在《东行日记》中就提到了在中国以外的两个海外华人聚居城市，也就是「两个金山」（美国三 藩市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并称要「以新旧别之」，「新金山」这个称谓至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墨尔本这个城市曾经有好几个名字，1842年8月12日，墨尔本正式被确立为一个镇。1847年6月25日，当时的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发表制诰，宣告墨尔本市（City of Melbourne）成立，其后成为刚设立的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这个名称，是记念英国首相威廉·兰姆—第二代墨尔本子爵。在澳大利亚联邦初立的1901年至1927年，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首都。1927年，澳大利亚首都迁往堪培拉。 墨尔本2010年六月的人口约407万，是移民聚居的城市。来到澳大利亚的新移民大部分都前往墨尔本和悉尼。现在每年大约十万名新移民抵达澳大利亚，当中约三分之一往墨尔本定居。移民在墨尔本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但同时也各自带来自己民族的传统和习惯。三分之一的墨尔本居民为生于澳大利亚以外的移民， 墨尔本的气候属于亚热带与温带交叉型气候，最热月通常最高平均气温25℃，最低平均气温14℃，最冷月在3℃到15℃之间，终年多雨，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处于向亚热带过渡的地带，夏季偶有最热月超过40摄氏的情形。夏天人们喜欢去海边玩，在炎热的夏天，日间气温最高可达到四十摄氏度以上。 墨尔本的气候比较干燥，相对湿度常在30%到50%之间，由于干燥，平时晾晒衣物也干得快，衣服家具等物品不容易发霉，冬天在同样的低温下与湿度高的地方比较也不觉得那么寒冷，在生活上，墨尔本这样的湿度让很多人觉得舒适。

刘树民

劳工阶层的华人占绝大多数，商人少一般都很富裕，并在华人的政治、社会和商业生活上起领导作用，梅光达便是华人中杰出的领导之一。梅光达1850年生于台山市端芬镇山底村龙腾里，9岁时随叔父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阿拉顿金矿“淘金”。他先是在白人的杂货店里做杂工。因聪明伶俐，被白人金矿主收为养子。1871年，梅光达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1877年养父病逝后继承了养父的产业。之后迁居悉尼，从事商贸活动，专营中国茶叶、丝绸及饮食，很快成为名倾悉尼的华人大富商。1887年5月至8月，清廷派总兵王荣和以及候补知府余隽率团，以调查华民商务的名义，到达悉尼、墨尔本等澳洲华侨较集中的地区了解侨情。王、余抵达悉尼时，梅光达亲自率领华侨代表设宴盛情接待。梅光达向王、余二人反映了澳当局歧视和迫害华人的情况，转达了侨胞的两点要求，并请转禀清政府：一是要求在华人较多的地区设置领事馆，切实保护侨胞；二是经常派军舰来澳访问，宣扬国威。王、余返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建议在悉尼设立中国总领事馆。1909年中国领事馆在墨尔本建立。1912年中国领事馆与澳大利亚政府就5类华人入境问题达成协议。 大多数华人移民都想最终能返回故里，由于语言的障碍，生活方式的差异，移民法的限制以及华人希望回国的愿望，最终导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被同化的很慢。同化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步前进，有些华人剪掉辫子，换掉民族服装，穿上尖头皮鞋，系领带，戴西式帽子。1911年以后，新南威尔士的华人大多是这种澳式打扮。另一种适应方式是华人信奉基督教，这与华人牧师的努力分不开，这种改变也更容易让当地白人接受。信奉基督教后，便采用基督教名，1921年后很多华人采用基督教名。 回忆录 最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为了去除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尽量还原历史的本色，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工作，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亚华裔的个人口述史和家族生活回忆录（这些口述中华人都用了教名）。因为澳洲的中国人大多集中在新南威尔士北部，自然这里也就成为了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 一开始华人移民在金矿区开拓了很多定居点，建立社区。1901年后，金矿的华人社区纷纷解体，悉尼和墨尔本则继续兴旺发达。在墨尔本全州有7349人，其中华人有2200人，聚居在以小伯克街为中心的唐人街。在唐人街中主要是些满足华人需要的进出口商行、水果店、家具制造厂、洗衣铺、食品杂货铺、蔬菜水果店、餐饮店、鸦片烟馆和赌场。 南部高原区的很多商铺都位于很小的社区，其中最大的镇子人口不超过5000人，但是中国人确实与众不同，他们忍受着白人的歧视和嘲笑，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卖的东西无所不包，顾客群也渐渐扩大到当地非华人居民和当地出生的华人。口述史和采访记录中有很多对这些当时店铺的描述。 1915年进入洪源百货公司工作的比阿特丽斯还清晰记得店铺的陈设布局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她说：“衣物摆放在长条形的柜台上，鞋子、男式长裤、羊毛开衫、衣服料子杂七杂八得堆在一起，柜台的末端是女式内衣和裙子，柜台上已经没有什么空隙留给帽子了。但是我们店里的帽子太多了，现在哪也没有那么多帽子了。柜台后面的架子上是袜子等零碎东西。钱柜占据店铺的中心。柜台的对面是食品、蔬菜和水果。我们还卖少量家具，不过在另一间屋子里，那里还有五金。” 盖特总是回想他父亲的店铺，20世纪30年代这个商铺在昔日繁荣的锡矿小镇埃玛维尔（Emmaville）开张营业。他说：“我记得幼年时经常在店铺里进进出出，我记得那是两扇门，推开门走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屋梁上挂满商品，我们把单车和浴盆都挂起来卖。我们卖得东西太多了，甚至枪也卖，也卖马蹄铁和马蹄铁钉，还有布料和针头线脑。铺子还有食品区，同时也卖厨房用具。” 贝西的父亲也在埃玛维尔有个铺子，在她的记忆里这个小小的商铺仿佛世外桃源，与20世纪末期的商店相比，那里有着难得的亲和气氛。她说：“在那时候，人们之间亲密诚实，相互之间无所不谈，没有心机和秘密。我们店里时常放着几把椅子，人们在那坐着谈天说地，现在这样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 华人店主和中国雇员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确实与当地人不同，通过悉尼、香港和家乡台山的人际网络（这条人脉网也是他们的商贸网），店主们把亲戚接到新南威尔士。从去国离家的游子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始，这些位于异乡的商铺就是他们的海外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得到照顾，得以熟悉异国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他们走向独立发展的缓冲区。 店铺中的日常工作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商业和雇佣惯例之上的，店里给刚到澳洲的中国青年或者澳洲出生的华人提供工作和食宿，这些商铺建立在中国家长制和中国式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伊斯特·宋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因弗瑞尔镇的中国商铺做工，他回忆说：“我的工钱是25先令，从始到终我与另外7个中国人住在一间小屋里，另有5个人住在楼上。我们的日程是这样的：7：30的时候厨师敲钟，大家下楼吃饭。我们吃中式早餐吃米粥和中国食品。吃完饭就去店里干活，切切肉等类似的活，一直干到店里开门营业。中午的时候钟声又会响起，所有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去吃饭，午餐一般是英式的。到18点的时候晚饭就准备好了，这次是中餐。一个星期中总有两三个晚上我们要再回到店里干活，做把食糖装袋等类似的工作，一直干到21点左右。” 在格伦因斯镇的光兴商行，老板帕西·杨把一些他认为有劝诫意味的格言，装裱后挂在墙上，比如，如果你现在贫穷也不要怨天尤人，贫穷是因为懒惰。努力工作，不要抱怨困难。 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哈维 ·杨总是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生活，他想起那些用来化开蜂蜜的沸水，那些棚屋、马厩，那一缸缸堆满小麦、岩盐、草料的大缸。他还记得：“铺子后来是一小块菜地，鸭子和鸡时常在菜畦间溜达，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一盘菜。店里有几个厨师，他们常在后院做面条，新鲜的面条。” 哈维的姐妹还记得中国厨师和其他雇员的食宿状况，她们还记得某些人记得他们住在哪：“乔治·吴和吉米住在楼上，他们的房间正对着塔特萨尔旅馆，厨师也住在哪，还有个厨师住在靠近厨房的小房间里。铺子后面有个独立的小屋，现在早就被推倒了，那里就是厨房，也是店员们吃饭的地方。” 琳娜·唐也还记得她童年时代的厨师：“我记得小时候有三四个厨师，其中一个光头、块头很大像个巨人，能吃一大碗米饭，名叫乔治·雷的厨师留着长趾甲，我还能想起他在晚上用木棒捣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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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中国厨子、雇工、食物、语言和其他中国的文化符号，让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超越荒僻的村镇，与自己的过去和传统建立起剪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因为家庭成员经常回国更加坚固，回国的理由很多，看望亲人，生意需要，或者抱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愿望，落叶归根的意图，或者送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回乡受中国式教育等等。 不过回乡的经历并不总是愉快的，总会有意外的伤害，毕竟他们已经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太久，毕竟孩子们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他们惊异得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家乡里的陌生人。很多人都碰到了这种感情上的断层，因弗瑞尔镇上的费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回过香港和内地。乔伊斯·费回忆他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时说：“第一眼看到家乡觉得很奇怪，围着我们跑来跑去的孩子们都没穿鞋，还衣衫不整，我们刚一到那，孩子们就跟着我们”。 乔伊斯的妹妹也说：“我还记得中国孩子朝我们扔石头子，并叫我们白鬼子。” 但回国的经历并不总是让人灰心丧气，很多回忆录上记载说回国像回家一样自在亲切，每次回访都让他们与中国的联系纽带更加紧密。而且有时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是比新南威尔士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爱琳20世纪30年代回国后被上海镇住了她说：“上海就像东方的巴黎，一部分是美国化的，一部分是法国式的，那里的建筑精美绝伦，商品无所不包，是个国际化的地方。很多来过澳大利亚又回国的朋友都住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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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并不安定，30年代日本侵华，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40年代新中国成立，移民运动停止了。澳大利亚的华人开始把自己的未来与澳洲联系在一起。以那些早期的店铺作为财富基础，很多澳洲出生的华人得以接受英式教育，之后其他职业也开始向他们敞开。华人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很多从新南威尔士高原搬到悉尼、布里斯班市等大都市，从事的职业也越来越多样化，有人经商有人从政从医。 同时，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政策也开始解冻，到了50年代末期，“白澳”的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随后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开始慢慢向多元文化主义转变，二战之前在澳洲出生的中国人都经历了这一改变。在官方默许种族歧视政策的时候，华裔对自己的文化根源只能保持沉默，而当多元文化占上峰的时候，华裔就会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林梅和她的继女罗萨丽·林的经历和感受就截然不同。 林梅说：“过去，我很小的时候，仅仅因为你是华人，有人就恨你。他们不只是不友好，是从心里恨你。那时候我害怕一个人走路回家，因为他们无缘无故就会把我推倒。” 罗萨丽·林说：“几年前，会说另外的语言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但是今天，人们的态度转变了，社会舆论不同了，人们的心胸更加宽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会说第二种语言了。” 在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下，澳大利亚的各种文化才能共存共荣，才能承认包括华裔在内的移民都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国人对第一代华人移民的艰辛并未淡忘。１９８８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访问澳大利亚时，曾在墨尔本中国总领事馆见到两尊采矿华工铜像，于是填《西江月》一首。词中便有“瞻像俨然神在，长留创业丰碑。浪淘不尽英雄，唤起人间龙种”的佳句。不必说，这是赞美淘金时代的华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