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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事件”****[转帖]
“七君子”在社会各界营救出狱后,在爱国老人马相伯家合影。右起:李公朴、王造时、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沙千里。
2004年3月26日上午,一座再现1936年震惊海内外的“七君子事件”中的七位主角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形象的大型青铜雕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雕像落成后,人们不禁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一幕: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响应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中共谈判,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等。对此,国民党竟以“危害民国”的罪名,于11月22日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将七人释放。 救国获罪入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东北四省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成为主张抗日的喉舌,所刊载的文章多以鼓吹团结御侮、反对投降为内容。当时的政府当局非常恼火,勒令查封。不久,《新生周刊》又起而代之,继续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1935年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中!‘以土事故,土不尽,敌不尽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负责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由此,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在祖国大地蓬勃开展起来,社会各界,尤其是工人、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唤起民众,宣传救亡图存。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这篇文章在全国各界影响很大。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1936年11月23日晨,在上海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被捕后,关押在上海公安局,12月4日移解到苏州吴县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史良因为是女性,被取保候审,但她认为“大丈夫敢作敢为”,又主动投狱,被单独关押在司前街女犯看守所。
在看守所,沈钧儒等大义凛然,指着狱吏的鼻子责问:“我们犯了什么法?凭哪条哪款逮捕我们?”狱吏张口结舌,不能答对。看守所长闻讯前去解释:“这,这,这个,请原谅,由不得我们,我们这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你们要我说哪条哪款,我也确实说不上来。嘿嘿,委屈一下,委屈一下!”
回头,看守所长觉得将沈钧儒等这批社会名流进行关押,确实于法无据,关了一夜后,未经请示,便自作主张取保释放了。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首席检察官翁赞年听下属报告放人了,气得暴跳如雷,疾呼:“是有法律依据的!就是国民政府新近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们触犯了这个法的第六条。谁敢擅自作主放人?我将提请追查!”
这一下,可吓坏了看守所长,于是,在第二天深夜1点多钟,“七君子”又被统统逮捕入狱。看守所长抹了抹头上的冷汗,心想:“好在是取保候审!” 爱国斗争终获全胜 “七君子”被捕后,社会各界的反响极大,全国人民以及海外爱国华侨纷纷向当时的政府提出抗议,“社会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宋庆龄、李宗仁与白崇禧等政要人士也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营救。1937年4月2日,中共中央也发表了《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沈、邹、章、李、王、沙、史诸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犯”。
4月3日,政府当局不顾海内外人民的强烈抗议,悍然指令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处对沈钧儒等人提起公诉,将沈钧儒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触犯了《中华民国刑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和《中华民国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规定,提请江苏省高等法院依法审判”。根据当时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每个刑事被告人可以委聘三个律师为之出庭辩护。出于要求抗日的决心和爱国主义之热忱,住沪20名著名大律师自愿组团担任义务辩护人。
在6月25日的审理中,双方的交锋十分精彩。审判长问沈钧儒:“你赞成共产主义吗?”
沈钧儒答:“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很滑稽的。我请审判长注意这一点,就是我们从不读什么主义。如果一定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的口号吗?”
沈钧儒:“****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 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利用了吗?”
沈钧儒:“假使****利用我们抗日,我们甘愿被他们利用!”
审判长:“组织救国是****指使的吗?”
沈钧儒:“刚刚相反,我们组织救国会,正是因为国内不安,要大家都来一致抗日,你这样的问话,是错误的。”
审判长:“救国会办了登记手续没有?”
沈钧儒:“救国会虽未登记,但所做的事情都是绝对公开的,如果认为未登记就是秘密活动,我们拿《宣言》来见吴审判长,又怎么解释呢?”
检察官看到审判长被沈钧儒反驳得尴尬窘迫,下不了台,急忙扭转局面向史良发问:“你们的抗日救国组织未经登记,那么,你们的活动自然也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史良?”
史良仗义执言:“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检察官理屈词穷,十分狼狈。
法庭进入辩论阶段。律师团的辩护词由著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余言,在法庭上朗朗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辩护词义正词严地逐条批驳。在提到“危害民国”时,《辩护词》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辩护词以大量客观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论据证明被告无罪,要求法庭“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
在狱中,“七君子”赤诚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青年看守文六。当文六提出了希望“七君子”书赠墨宝时,他们当即应允了这位有正义感的青年人的要求。1937年7月9日,“七君子”相继在一张巨幅宣纸上,为文六题写了各自的抗战词。当时年已63岁的沈钧儒首先执笔,书诗一首:“双眼看园扉,苦笑喊前进。闻之为泪落,神往北几省。矫矫传将军,力遏敌胆进。聊想及青岛,沈子呈夙敬。努力在前途,存亡悬一瞬。国难如此殷,吾侪乃见摒。哀哉勿自饭,驼耳犹知斗。”诗中赞扬了率部抗日的傅作义将军和主抗战的青岛市长沈鸿烈,表达了自己身陷囹圄,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和矢志不渝的坚强意志。
接下来,邹韬奋的题词是:“团结御侮。”
李公朴的题词充满哲理:“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是自然的法则,我们应替天行道。”
沙千里的题词则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王造时所书是:“我们应爱和平,但更爱正义,反搞强权。”
章乃器所写的是:“秉出世观,下入世愿。”
最后提笔的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她满怀激情地写道:“敌人紧逼到这步田地,只有抵抗才能死里求生,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
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胡愈之、胡子婴等16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对当局是个震惊。《宣言》提出:“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
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1937年7月31日上午,通过法庭宣布释放“七君子”。 背后有日本的压力 在上海“七君子”铜像揭幕仪式结束后,邹韬奋的女儿、中国韬奋基金会秘书长邹嘉骊透露,从日本友人提供的1936年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给日本陆海军头目的八封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七君子事件”的幕后黑手,正是他们的施压,才造成了“七君子事件”。现在我们的史书在涉及“七君子事件”时,都说是国民党当局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提供了1936年日本军令部(当时日本海军最高统帅机关)的一份内部文件,这些文件时过半个多世纪在日本得以解密,从而使一些历史****大白于天下。文件内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了“七君子事件”。这些密电铁证如山,证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幕后给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施加了种种压力,并指名道姓地要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这才迫使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是1936年11月22日相继被捕的,从密电中可以发现,日本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全过程。在事件发生前四天,密电就称:“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五人……”从这一密电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正是日方唆使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23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致本国陆海军电(机密第352号):今日凌晨已在静安寺路署辖区与法租界分别将李公朴、沈钧儒、王造时三人(都有大学校长名义)及史良(女律师)秘密逮捕……同日,日本驻上海大使馆若杉总领事致本国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第550号密电中指出:“23日上海俞鸿钧就已发电537号(一)项谓寺崎云:救国会后台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邹韬奋、沙千里已于昨22日夜一举逮捕。”“又,本官本日下午因他事而会见市长。市长备述逮捕之苦心,坦陈将尽量作出努力,本官对此努力表示谢意。”
这些密电终于揭开了一个历史的谜团,证实了“七君子事件”的主使者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七君子”被捕前,上海市秘书长俞鸿钧曾对日方表示,对沈钧儒等人早已在监视之中,但是要有确凿证据才能加以逮捕。而日本领事寺崎却说“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必须立即动手,并且以正在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七君子”被逮捕后,俞鸿钧立即通知了日方,市长吴铁城还向日方诉说了逮捕之苦心。
邹嘉骊出示的这些证据,推翻了过去历史上对于“七君子事件”的传统说法,揭露了日军是这起事件的幕后主使这一历史****。 “七君子”的归宿 “七君子”中,邹韬奋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于1942年11月到达苏北解放区。然而,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邹韬奋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邹韬奋于次年秘密到上海治病,后于1944年7月24日与世长辞,终年49岁。1944年9月中共中央致电他的家属,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李公朴于1946年7月与闻一多一起在昆明先后被暗杀,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葵彰为讨好蒋介石派人干的。历史上曾一度认为是军统特务干的。
沈钧儒是光绪进士,“七君子”的领头人,也是“七君子”中最幸运的一个。1949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举行开国大典时,沈钧儒以新中国首任最高法院院长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病逝。在与中国****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沈钧儒曾被周恩来称为“左派的旗帜”。
1952年8月,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以后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主建国会副主席。他曾提出“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章乃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笼统地提两面性,不利于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与其笼统地提两面性,还不如在大力鼓舞生产经营积极性的前提下,具体地指出必须改造的那些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1957年6月5日起,他的言论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本人也于一夜之间由著名的爱国人士变成了“极右派”、“右派头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1958年1月31日前后,章乃器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后来又被撤销了政协委员的头衔。1977年5月13日,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只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当时,“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章乃器的“右派”冤案终于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
沙千里,字重远,上海市人,人称“沙僧”———毛泽东就曾这样称呼过他。1938年,沙千里参加了中国****。1949年,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上海市的工作,任上海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9月,他作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贸易部副部长,商业部副部长,地方工业部部长,轻工业部部长,粮食部部长等职。1982年4月26日,沙千里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1949年6月,史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销,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十年内乱开始后,史良也受到冲击,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才免遭厄运。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所获得的报酬即在上海的十余幢房屋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则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在当年的“七君子”中,解放后活下来的有五人,其中王造时是命运最悲惨的一个。王造时在“七君子”中年龄最小。1949年后,王造时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与“七君子”中其他人的身居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是中央对他1941年致斯大林的公开信问题“存有误会”。当年,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签定后,他站在中国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感到“莫大的遗憾”,及时对苏日条约及其宣言中关系到我国领土主权问题表明了态度。解放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建交,两国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和加强,“公开信”成了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了。
1949年5月,史良北上前夕特地看望他,并透露因为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对他有误会”。另外与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一个发言也有关系:“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正在党内各级干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像魏征的倒嫌其少。”这应该是当时在政协大会上最精彩最有价值的发言,《人民日报》也曾全文刊载。但随后他落了个“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
因此,他只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7年他成为右派。“文革”中(1966年11月2日),王造时被捕入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狱。1971年8月5日病逝于狱中,骨灰盒上写着他的原名“王雄生”。7年后(1978年2月31日),他获得平反,接着,“右派”也“改正”了。
他的去世对于“批判右派”的斗争,是极有讽刺意义的。一代文杰,铮铮爱国君子,没有死于蒋介石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却丧生于“四人帮”苛政下的“上海第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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