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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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王莽：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民选皇帝[转帖]

　　

　　朝廷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百分之九十九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几乎百分之百。

　　本文摘自《历史的拐点》作者: 马立诚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公元前1年（哀帝元寿二年），二十五岁的哀帝突然去世。此前他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皇后都已去世。王政君又成为最高权威，她立即恢复王莽的大司马职务。

　　王莽复职第一件事是罢免董贤，并选立中山孝王九岁的儿子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命令平帝的亲属一律不许进入京城，以杜绝新的外戚之患。接着，他把傅、丁两氏外戚全部赶出京城。王莽复出执政，得到全社会欢呼，臣民们觉得汉朝振兴有望了。这一年，王政君封王莽为安汉公，实际总理国政。

　　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一百万钱，捐地三十顷，救助穷人。二百三十个贵族跟进，捐出大批粮食、土地，分给弱势群体。民众捕蝗虫，按多少给钱。全国无灾地区凡是财产不满两万钱、受灾地区财产不满一万钱的贫民，免交租税。发生病害的地方，腾出大房子给病人医治。一家死六人以上给葬钱五千，四人以上给三千，两人以上给两千。

　　王莽废去皇室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迁移穷人去住。沿途饮食以及到达之后所需的田宅器具耕牛种子等，都由官府供给或借贷。

　　王莽又下令在长安城中投资建设五个里共二百个廉租房小区，供贫民居住。权势开始向民生倾斜。

　　王莽努力解决教育难题，扩大太学招生，太学生数量破纪录超过一万人。他还下令各地兴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读书增长知识。

　　《汉书·王莽传》说，王莽在京城为学者盖了一万间房子，成立了不少研究所。凡是对古典文献有所专长的，都召到京师做研究，前后来了千把人，每天讨论儒家学问。

　　王莽还大抓意识形态建设，根据《周礼》精神，重订车服制度，分等级确定国人的着装、住房、器用、婚丧式样，接着又下令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妇女非重罪不得逮捕。

　　一时之间，社会风气大为好转。逢到灾害，王莽自动吃素，并赦免囚徒。

　　这些改进或改革措施，大概就属于胡适所说的“社会主义”。

　　平帝十二岁时讨论结婚，成千上万的士人百姓涌向政府大门，不肯离去，要求平帝必须娶王莽的女儿，以王莽之女为国母，别的女子完全丧失竞争力。王莽女儿当然被选为皇后，平帝因娶王莽之女赐给王莽的两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都退回了。聘皇后的礼金两亿钱，王莽接受六千三百万，其中四千三百万周济刘氏宗族中的没落穷人，剩下的钱大部分孝敬王政君使用。

　　众大臣感念至深，先是提议把新野、召陵、新息、黄邮聚等四个地方的土地赐给王莽（王莽退掉了新野、召陵、新息三个地方），接着又提议加封王莽为宰衡（高于所有诸侯王公之上的职务官名，为西汉末年新创），后又奏请加封王莽九锡（自古以来视为最尊贵的九种物品，如最高级的车马、衣服、弓矢、乐器、仪仗队、武装卫队、天子祭祀天地用的酒、朱红大门、能罩住台阶的屋檐等，只有新皇帝登基才用）。

　　加封九锡意味着地位离皇帝不远了。

　　王莽不受新野田的消息传出，朝廷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恳请王莽接受封地。有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五千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计算（北京大学研究成果），汉朝识字者最多两百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四十八万多人，这里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

　　如果当时进行民意测验，王莽的支持率当在百分之九十九左右。高层官员当中，支持加九锡的王公列侯及卿大夫九百零二人，几乎百分之百。

　　公元5年（平帝元始五年），汉王朝为王莽加封九锡。一个推举王莽代替刘氏当皇帝的运动开始兴起。为什么无能的刘氏后人永远坐江山，而这样的圣人却不能当皇帝呢？当时绝大多数臣民一致认定，只有王莽才能让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强壮起来。

　　地球气候也在帮助王莽。王莽执政之前的几十年，夏天降霜，冬天打雷，地震陨石，日食月食，灾异频频发生。老天爷弄神弄鬼，忙得不可开交。

　　时在远古，每逢“诡异”，总不免有人添油加醋，口口相传，闹得气氛十分紧张。可是王莽上台之后，灾异大为减少，人们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祥瑞”、“神迹”却接二连三出现了。

　　早在公元1年（元始元年），就有南越人进贡一只白雉、两只白雉。儒生们一查《尚书》的记载，周朝时候，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贡白雉。此时白雉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

　　公元5年12月，十四岁的汉平帝去世。同月，长安附近一个井里发现一块白石，上面刻有红色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政君即刻下诏让王莽摄政，朝臣称之为摄皇帝（摄即代理之意，摄皇帝为代理国政），又有人称他为“假皇帝”。公元6年（王莽居摄元年）3月，王政君宣布，立汉宣帝玄孙、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

　　王莽当了摄皇帝之后，一个最基层的官员——临淄县昌兴亭的亭长向朝廷报告说，他梦见了“天公”。“天公”在梦中告诉这个亭长，“摄皇帝当为真”。为了表示灵验，“天公”还说，早晨醒来，将会看见亭中有一口新井。亭长早晨起来跑到亭中一看，原来的平地上果然出现了一口新的深井。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络绎不绝给京师送来载有“天命”信息的奇石铜符。这些信息的内容，都是王莽应该即位称帝。

　　在诸多“神迹”面前，王莽却是一个劲推辞。形势演变到了非常迫人的地步:他越推辞，臣民就越急；他越展示出无私，臣民就越狂热。全国推举他做皇帝的势头已经汇成汹涌大潮，“祥瑞”和“神迹”每天都大量出现。臣民们也每天都在引起议论和催促，不容王莽后退。历史上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记载:王莽前往未央宫观看各地送来的奇石时，突然天风大作，烟雾弥漫。雾散之后，石头前面出现了帛图:“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公元8年（王莽居摄三年）11月，一个叫哀章的人向朝廷进献了分别放在两个铜盒里的“天帝”和“赤帝”降下的“符命”，“符命”的内容是王莽该当皇帝。

　　到了这个时候，王莽终于顾不得王政君的劝阻，在这个月即位当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王莽废掉刘婴的皇太子名号，封他为定安公，赐给他一块方圆百里的地方，把汉朝的宗庙放在那里。西汉二百一十四年历史就此画上句号。

　　有研究者说，王莽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民选皇帝，此话有理。王莽当皇帝之后，当时的学界领袖杨雄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献给王莽，说王莽“配五帝、冠三王”，“奉若天命”。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祥瑞”不过是王莽自导自演的“劝进”丑剧罢了，益发暴露出王莽的“篡位”野心，诸多东汉学者就说这是王莽命令地方官搞的阴谋。其实，就当时形势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各地臣民主动所为。这里既有拍马屁成分，又有进献者获益的盘算，也有真心的期盼。不妨说，前者正是利用了弥漫全社会的真心期盼。这种期盼是哪里来的呢？是长期以来王莽的所作所为激发的社会心理。

　　在历史上，一些宗教创始者或改革者，大都有一个伟岸的人格。信仰他们的人，为他们的人格所折服，常常把他们的弱点忽略了，遗忘了。比如一些人看见大海汪洋的气魄，就情不自禁赞美起来。在那个时刻，他们没有想到海里什么肮脏的东西都有，这海水也不能饮用。在西汉末年那种颓废沉闷马上要完蛋的时候，看看大海还是十分必要的心理调适。臣民们会被大海的宏阔壮观所荡击，从而产生出一种期盼。这种期盼如能实现，那些沉闷自然就会被荡到乌有之乡去了。

　　这是王莽的作为和臣民期盼之间的互动。所以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定改革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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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三不要直指谁？毛泽东悼词是如何确定的[转帖]

周启才，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本文摘自《世纪》双月刊。

　　1976年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要误事。”说完放下了电话。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先后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主席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们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

　　我们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警卫局服务科每天派服务人员和厨师在外面值班，按时送茶送饭，服务非常周到。因两个文稿是在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9月9日零时10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终于无情地到来。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的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光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9 月16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下午2点50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对江青不理不睬，弄得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华国锋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我说：“东兴同志讲，他对悼词文稿看了三遍，有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悼词文稿基本可用；二是他提议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他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很有必要。”

　　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

　　会后，我根据会前华国锋的交待，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毛主席的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入被动，所以，他们采取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

　　1976年9月18日下午三时，毛主席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0多天后，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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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午炮”报时 [转帖]

　　老北京的报时，大致是钟鼓楼击鼓敲钟和夜里更夫敲梆子按更次报时。然而，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还出现过“午炮”报时。
　　在德胜门东侧的城墙上设有一座炮台，用来报时的“午炮”就架在这里。在炮台西北侧有两间小房作值班室，里边有电话与北京观象台连通。每当快到中午时，两个值班人分工合作，一人守在电
话旁，听电话里传来的指令；另一人揭开炮衣，装好炮药、手持点燃的长香，站在炮位上静候指令下达。只听值班室传来“准备”的口令，炮台上的人马上把长香放在药引前，很快屋里又传来“放！”的口令，炮药点燃，午炮发出轰鸣，这声音响彻大街小巷，人们就知道：现在是中午12点，有钟表的赶忙对表。

　　当年，“午炮”是京城重要的报时方法之一。后来，随着收音机的出现、手表的逐渐普及，“午炮”才退出历史的舞台。 （《中国电视报》4.23　李春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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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是兵家：一个令日本陆军尴尬的中国将军 [转帖]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个忽隐忽现的名字。这个孤独的将军不是****，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却又坚毅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左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所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无一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这样的一位传奇将军，其生平实值得一观。
　　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秤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 “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 这个题目。相比之下，韩复榘在济南戏弄日本领事花谷，就只能叫做小聪明了。小聪明痛快是痛快，但只是一时痛快，看看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大体如此。看到中日足球比赛之后球迷的闹事，不禁慨叹蒋先生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学习呢。
　　蒋先生不是没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问计于楚囚，大概只有武将蒋百里，才子薄一波有过这种荣誉）。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是如椽的铁翼。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都不怕，还怕喝酒吗？”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 ( 初级军事学堂 ) 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屋書房出的《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 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蒋百里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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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百里，现在几乎被遗忘的一个近代历史人物，不知道他的人很多，但，提到他的女婿，可能无人不知，那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

　　蒋公其人，一生是个传奇，他生活的每个阶段是传奇、甚至他的家人都是经典人物。

　　蒋百里（1882—1938），字方震，晚号澹宁，笔名飞生、余一。浙江海宁人。他出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九月初二。他是清末举人。1899年他考入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1906年赴德国研习军事。1903年在东京主编《浙江潮》。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他是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其代表作《国防论》凝聚着他一生军事著作的精华。

　　在早年他就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他曾专折保奏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年31岁。不久，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这名日本女护理名左藤屋子。蒋百里此前原遵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人之女，应属门当户对，但该女子目不识丁，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婚后就离家北上了。查夫人不育，一直居住在硖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

　　1914年秋，蒋百里在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以备二人终老归隐之用。抗战爆发后，该园被毁坏。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

　　从1938年5月起，他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操劳过度，1938年11月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57岁。蒋百里去世以后，左梅夫人与女儿相依为命。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学习音乐，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同样也成就了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百里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窗，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蒋家的女孩们也都与钱先生的独子钱学森为竹马青梅之交。蒋英与钱学森各自在国外学习有成，结为佳偶，并携手回国报效。当时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他们的之途由于受到重重阻挠而艰难曲折。蒋英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左梅夫人则一直住在北京女儿的家里，直到1978年去世，享年88岁。

　　左梅夫人曾在抗战胜利后，雇船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1984年，蒋英护送母亲的骨灰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于凤凰山下南山墓。这就是他一生大概的情况。

　　虽然后来人们记起他，大部分是因为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成就。但是他堪称是文武方面的全才。他在文学上也是颇有建树的，只是现代人对他似乎有点陌生了。他学习军事上的理论是在留学日本之后的事。

　　他的家学其实是很深厚的。祖父蒋光熙（号沐公）是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建“别下斋”藏书楼一座，贮书10万册，刻印《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等多种书籍流传于世。父亲蒋学煦（号壶隐），因生下来缺左臂，沐公不喜欢他。送他到寺庙出家做小沙弥。长大还俗学医，悬壶济世，娶浙江海盐秀才、名医杨笛舟的独生女杨镇和为妻。她是贤妻良母，又用通文墨，成为蒋百里的启蒙老师。

　　但不幸的是，蒋百里13岁时父亲亡故，与母亲相依为命。出家人不能归族，其父未得到遗产，家庭生活困苦。但后因一老秀才倪勤叔见他聪慧，顿生爱才之心。后来蒋百里就从倪勤叔读书，学习诗文。他过目不忘，能熟背四书五经，还能绘声绘色地讲《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故事给茶客厅，被誉为“神童”。

　　中日甲午之战，深深地刺激了蒋百里。15岁时他经常手捧《普天忠愤集》，挑灯夜读，读至热血沸腾处，放声痛哭，泪如雨下，立誓为国效命。1898年，戊戌变法，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渴望读到新书。恰逢双山学院购进了四大橱经、史、子、集和时务、策论、算学、格致等书。听到这个消息，蒋百里真如穷人得着了宝藏，请求老师早一二小时放学，让他到双山书院中看书。蒋百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知识，以研读文学一类为多。

　　1900年春，蒋百里18岁时，应同邑桥镇孙氏之请，聘为塾师。他趁清明回乡扫墓之便，顺道拜访一位同族塾师，看见案头有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国民党健将方声涛之父）观风题一纸，列题三十，限期一月交卷，文体虽仍是制艺诗赋策论之类，但意义革新，都是关于实际民生的论题。蒋百里跃跃欲试，便抄录了题目回去，挑灯走笔，如期作成交卷，洋洋洒洒写了数十万字。同年冬天揭晓的时候，蒋百里被取为超等第一名，方雨亭在批示结语上写道：“此真我中国之宝也！”破例给予奖金及膏火银币30元，并且派人请蒋百里到桐乡相见。

　　翌年春，蒋百里到桐乡拜见方县令。方雨亭虽是旧官僚，但他思想开明，劝蒋百里不要循科举途径求取功名，应朝着实际的经世济民的方向努力。方雨亭将蒋百里推荐给杭州知府林迪臣。方、林两位福建人，都爱才如玉，无地域观念，不抱门户之见，介绍蒋百里到林迪臣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就读深造，同学中有钱学森之父钱均夫等人。蒋的一切费用由方县令供给。进入求是书院后，蒋百里两次考试皆获冠军，课余又参加林迪臣所创的另一东城书院月课，屡次名列榜首，因此文名大噪，引起求是书院监院（教务长）陈仲恕（陈叔通之兄）的注意。

　　1901年，方县令、林知府、陈监院3人共同出资，送蒋百里东渡扶桑留学。胸怀报国志的蒋百里投笔从戎，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军事、文化两条战线上施展才华。在一次军事考核中，他获步兵科超等第一名，日本天皇亲自向他授军刀，日本军人并称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中国士官三杰”，自叹不如，羞愧难当。在文坛上，蒋百里亦如鱼得水，主编杂志、撰写了大量文章，同学们都称赞他是“文武齐备的奇才”！

　　蒋百里与蔡锷同庚，同为秀才，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成生死之交。蔡锷是维新派领军人物，梁启超的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他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的文学才能分外赞赏。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与梁启超等一起去欧洲考察。次年春回国，正值国内提倡新文化，一时如风起云涌。梁启超深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决心放弃政治生涯，全力从事新文化运动，蒋百里积极参与，成了梁氏最得力的助手，号称“智囊”。他不仅出主意，更著书立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战将。

　　1920 年9月，蒋百里主编的《改造》杂志发刊，销路日增，成为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有数几家全国性刊物之一。蒋百里每期至少有一篇文章发表。其时，“省自治说”颇为流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中央集权。蒋百里陆续写了《同一湖谈自治》、《联省自治制辨感》等篇。公众对社会主义颇感兴趣，《改造》每期都有文论及，蒋百里也写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社会主义怎样宣传？》等文章，更加引起梁启超、陈独秀等的关注。蒋百里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从1920年9月到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丛书16套、86种，是旧中国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当时进步作家瞿秋白、耿济之、郑
　　振铎等翻译了许多俄罗斯文学名著，都在蒋百里的帮助下，收入《俄罗斯文学丛书》，由“共学社”出版。

　　蒋百里在文史方面亦有建树，写过《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颇有独到见地。他在抗战初期写了许多文章，其中最出色的当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这篇剖析日本形势的杰作，极大地激励了四万万同胞的抗日斗志。

　　下面我来简略论述一下我对他的评价。

　　第一， 纯

　　蒋百里一生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专业人士，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红色元帅徐向前和蒋百里在这一点上是比较相似的。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第二， 儒

　　蒋百里最令人赞叹的是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将帅的陈铭枢、唐生智、方声涛、刘文岛、张治中、陈诚等。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枰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大海深广，容纳万物。

　　第三， 智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 这个题目。相比之下，韩复渠在济南戏弄日本领事花谷，就只能叫做小聪明了。小聪明痛快是痛快，但只是一时痛快，看看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大体如此。看到中日足球比赛之后球迷的闹事，不禁慨叹蒋先生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学习呢。

　　蒋先生也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问计于楚囚，大概只有武将蒋百里，才子薄一波有过这种荣誉），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要有如椽的铁翼。

　　第四，情

　　此外，个人也欣赏蒋先生的性格，那种情重如山，率真自若的气质，大事上军校办不好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都不怕，还怕喝酒么？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
　　能有如此爱国情怀，可敬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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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1921[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陈独秀在1921

　　孔庆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一年365天，发生着数不清的琐事和要闻、密谋和公务、噩耗和喜讯。但是当这365天过去之后，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也许只有那么一件两件事情。有的年份，甚至连一件事也没有留下，就像火车呼啸掠过一个不起眼的小站，转瞬就消失在人们的脑后了。

　　那么，关于公元1921年，你能想起、你能记起什么呢？

　　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那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十个人会有九个说：中国****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举行了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但在选举中央领导人时，毛泽东等十几位代表一致推选他们心目中的领袖作为中国****的中央局书记，这个众望所归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1880-1942)，本名庆同，字仲甫，安徽安庆（原怀宁）人。距他家几十里外有一座独秀山，因此，1914年他发表两篇文章时分别署名“独秀山民”和“独秀”，从此，“陈独秀”就成了尽人皆知的名字。

　　他不满两岁时，父亲死于瘟疫。幼年的陈独秀，在严厉的祖父和要强的母亲的督导下，不仅打下了传统文化的扎实基础，而且养成了独立不羁的坚毅性格。祖父打他时，他瞪着眼睛，一声不哭。气得祖父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陈独秀长大成人后，没有杀过人。他晚年说：“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杀人放火者。”但陈独秀却成为让那些杀人放火者切齿痛恨的革命党领袖。陈独秀在他们眼中，不止是凶恶强盗，简直是洪水猛兽。就是这样一个让旧世界痛恨、让新世界仰慕的人，在他42岁这一年，成为中国****的开山领袖。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共首任书记，却没有参加中共一大。这在世界各国的政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21年，是中国混乱而又痛苦的一年，也是陈独秀紧张而又充实的一年。

　　1921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10次。此外，水灾、旱灾、火灾、雪灾、鼠疫，此起彼伏。匪盗和兵乱蜂起，军阀混战，杀得尸横遍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整个社会处于大动荡、大混乱的状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到处是自发的农民起义、工人罢工。这个像星云一般纷乱扰攘的民族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核心，它将把这团星云凝聚成一个巨大而有序的天体，运转在自己选定的轨道上。

　　然而在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许多醉生梦死的人们还在过着颓废而麻木的日子。中国的灾难仿佛离这个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很远。

　　1921年7月1日，上海夏令配克影戏园首映了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影片讲述赌输的阎瑞生将身携财宝的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夺财害命，后来被捕伏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本是一件真实的新闻，影片风靡上海，轰动一时。市民们把这种悲惨的社会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有人想到，一群南腔北调之人正要会聚到上海，立志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

　　就在这一年炎热的夏天，本该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陈独秀，正在炎热的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热火朝天的局面刚刚打开，陈独秀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他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陈独秀是个喜欢实干的人，年轻时主办过被誉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参加过志在推翻清王朝的暗杀团，创建过比同盟会还要早的岳王会。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办《新青年》，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动文学革命，可谓是身经百战，功勋累累。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老将，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作为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开创人，对于当选书记，陈独秀应该是有“舍我其谁也”的绝对自信的。

　　1920年12月29日，离1921年只有几十个小时的时候，陈独秀到达广州。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陈独秀行前向陈炯明提出了三个先决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收入的1/10拨作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同一趋势。

　　到达广州后，陈独秀住在距江边不远的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门口贴了一张纸，上书三个大字：看云楼。

　　不过陈独秀很少有时间看云，倒是广州的各界名流云集上门来看他。广州的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各校的校长纷纷拜访，陈独秀来者不拒，请者不辞，连日发表文章，四处演讲，广州掀起了一场“陈旋风”。

　　陈独秀办事雷厉风行，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广东进行一场彻底的教育改革。

　　他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为广东的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宝贵的干部。

　　他提倡男女同校，为女子求学大开方便之门。

　　他创立了“注音字母教导团”，规范国语教学，在广东地区大力普及国语。

　　他开办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还有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等。

　　他还开办了俄语学校，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1921年3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人也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谓：“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在广州各界的演讲，广泛地涉及教育改革、军队改革、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解放、文化建设、人生追求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此时的陈独秀，正在热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演讲，如雷电，如狂飙，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深深触动了广州的顽固保守势力。于是，一场对陈独秀的围攻开始了。

　　那些仇恨陈独秀的人首先给陈独秀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说他“废德仇孝”。广州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陈独秀把“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成了“万恶孝为首，百行淫为先”。接下去又诬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和“共产公妻”。一时间，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纷至沓来。守旧势力嚣张地叫喊：“我们要把陈独秀赶出广东。”他们还把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独兽”或“陈毒蝎”。

　　一天，陈炯明在宴会上半真半假地问陈独秀：“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

　　陈独秀大声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己便是一个从小就没有父亲的孩子。”

　　陈独秀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对子女则要求严格。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离开家乡到陈独秀所在的上海后，陈独秀每月给兄弟俩的钱只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兄弟俩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了豪迈的气概和过人的胆略，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领袖人物。陈延年于1927年7月的一个深夜，被国民党在上海龙华监狱用乱刀砍死，年仅29岁。不到一年，1928年6月，陈乔年也在这里受尽酷刑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26岁。

　　陈独秀虽然受到顽固势力的大肆攻击，但他凛然不为所动。一面回击，一面继续进行教育改革。陈炯明也表示继续支持陈独秀。但作为全国思想界“火车头”的陈独秀，却不是广州一地所能久留的。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1921年的上半年，陈独秀还三战区声白，用共产主义理论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

　　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指出无政府主义要求离开制度和法律的人人绝对自由的幻想是“走不通的路”，“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篇演讲词见报后，立即遭到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区声白的反对。区声白三次致信陈独秀辩论，陈独秀三次回信批驳。这六封信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一并刊登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陈独秀指出，“绝对自由”，实际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它将使中国一事无成，最后仍然是一盘散沙。

　　好像是为了庆祝这次论战的胜利，就在1921年8月1日，《新青年》刊登这次论战的同一天，在嘉兴南湖的那只画舫上，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国****中央局书记。这只画舫，几十年后，成为中国比诺亚方舟还要尊贵的圣物。

　　同在8月1日这一天，一份鸳鸯蝴蝶派的小报《晶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嘲笑新文化运动者手无缚鸡之力，只会打电报、发传单，根本没有实际改造社会的能力。这些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们不知道，新文化运动者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已经凝聚成一个钢铁般的组织，不但要去捉强盗，将来，连他们这些鸳鸯蝴蝶的风花雪月之事，也要管一管了。

　　刚刚成立的中国****，千头万绪，需要党的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向陈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真诚挽留，回电说陈独秀“贞固有为，风深倚重”，表示“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7、8、9三个月，正是中国的多事季节。内蒙古地震，绥远地震，青海地震，四川地震，长江溃堤，黄河决口，人畜死伤无数，哀鸿遍野。8月5日，就连上海也出现罕见的风雨大潮，潮水溢出马路，天津路、浙江路一带水深二尺，浦东一带水深三尺。7月28日，湘鄂大战爆发，举国震动。8月10日，湘直大战又开始，吴佩孚两次密令决堤，水淹湘军，结果成千上万的百姓被淹死，灾区纵横数百里。面对连树皮都已吃尽的灾民，中国政府无能为力，美国总统哈定呼吁美国人民救济中国灾民，但那也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迫切等待着一群英雄的降临。

　　就在这个季节，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兴致勃勃地投身书记的角色，开始了繁忙的工作。不料，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人特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巡捕房在一户打麻将的人家抓到了“王坦甫”等5个涉嫌出版《新青年》的人。巡捕房见没有抓到陈独秀，就又留下了几个便衣，抓到了接踵而来的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觉悟》的主编邵力子。褚辅成一见到那个“王坦甫”，张口便问：“仲甫，怎么回事，到你家就被带到这儿来了？”巡捕房的头头一听，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自称“王坦甫”的人，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犟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朗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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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15个民族的最后结局[转帖]

　　一.匈奴部分：以匈奴为代表

　　二：东胡部分：以鲜卑、契丹、蒙古为代表

　　三：突厥部分：以突厥为代表

　　四：通古斯部分：以满洲为代表

　　五：羌藏部分：羌族，吐蕃

　　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少数民族都是由这五部分演化而来的

匈奴：主体在东汉时期被汉人消灭，剩余部分西逃至欧洲，与马扎尔人融合，构成今天的匈牙利人。

　　东胡：秦时被匈奴灭亡，之后分成两大部分：乌桓和鲜卑

　　乌桓：被曹魏消灭

　　鲜卑：主体被汉族同化，剩余的演化为柔然

　　柔然：被突厥击败，分化为室韦（蒙古）和契丹

　　契丹：主体被女真族和汉族同化，剩余的西逃到中亚，与当地人融合，成为中亚人的一部分。

　　蒙古：为先秦时东胡的一部分，由鲜卑演化而来，一直生存到现在

　　突厥：有可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后灭亡了柔然，其自身的主体被回鹘人和汉族人所灭，剩余的向西逃窜，形成了今天的土耳其人。

　　回鹘：主体由丁零人构成，融入了铁勒和高车人的一部分，在唐朝时期，将突厥主体灭亡。回鹘生存到现在，即使今天的维吾尔族。

　　女真：来自肃慎，后为女真，为满洲，一直生存到现在，即今天的满族人。

　　党项：羌族的一部分。后被蒙古人灭亡。

　　羌：一直生存到今天

　　氐：匈奴一部分，后被汉族融化。

　　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藏族，是古代羌族的一部分

　　羯：匈奴的一部分，在公元4世纪被汉人冉闵一次性屠杀20万人，导致羯族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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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胡乔木的交往[转帖]

　　王梦奎

　　　一

　　早就读过胡乔木的文章和诗词，直到1981年才第一次见到他。

　　当时我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4月16日接到办公室通知，要副研究员以上人员到中南海西楼听胡乔木的报告。我向来不喜欢听报告，虽然是胡乔木的报告，还是向办公室请示：可否不参加？答复是要参加。这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了胡乔木的报告。

　　胡乔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详，在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中一直端坐着，似乎连臂和手都不曾动过。他不善演讲，慢声细语，缺乏抑扬顿挫，像一篇平铺直叙的文章，不能引人入胜。当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这篇讲话经过整理，收入稍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论文集。我读了一遍，竟和听讲的印象全然不同。他讲的观点或许有某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整个报告思路开阔，有许多独到见解，显示了他理论功底的深厚和思维的缜密。他所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不同流派和模式，关于对社会主义观念的不同理解，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开端的设想和推测，都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不断地总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不断补充、修改，个别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说具体提法了。”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但胡乔木是在1981年讲的，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禁锢。那时他正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的大概是起草过程中的一些想法。

　　二

　　第一次同胡乔木面对面谈话是1984年5月14日。当时我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副组长，被通知到胡乔木南长街住所听他谈关于经济文章的写作问题。同去的有经济组的吕律平和郑新立。这次谈话是漫谈式的，主题是不集中的。主要是他讲，我们听，从我保存下来的记录篇幅看，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胡乔木说，这几年经济上的转变是非常之大的，但还没有文章来说明这种转变。这类文章不算少，大抵是涉及的范围愈小文章愈多概括性的比较少。要对改革作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要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作些总的概括，在关键问题上讲些道理出来，说明我们的步骤和成功，以及为什么会取得成功。他把当时的经济改革概括为：城乡都是摆脱“左”的束缚，城乡都有多种经济形式，城乡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城乡的改革都冲破了原来管理上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都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谈得比较多的是农村联产承包问题，讲了从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到联产承包的历史过程。胡乔木说，要从理论上说明，承包制为什么有那么大力量，不能仅限于分配方面。谈到当时还在讨论的实行承包制后农民能否拥有汽车、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的问题，胡乔木说，他还没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实行承包制，对社会主义是个进步而不是退步，农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胡乔木说到近几年自己没有写出有分量大块文章的原因。据他说，胡耀邦对他1977——1978年写的关于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文章，以及后来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都比较满意，但此后就没有那样有分量的文章了。他解释说，这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疏忽的地方。每年都有一两篇重要报告或讲话、决议，其中包括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身体差了，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很难有时间写长的东西。他说的是实情，也流露出无奈和烦恼。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向我约稿，我写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发表在1984年第l5期。文章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改革作了一些理论上的说明。这篇文章算是对胡乔木谈话的响应，但现在看来分析不深，说理显得一般化，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三

　　1984年11月中旬，研究室领导要我随胡乔木到外地调查研究。行前到胡的办公室谈了一次话。他说，想到广东做些调查研究，例如农村经济和供销社问题，看看城市在改革与开放中的新动向，也想在那里休息些时日。11月30日启程。胡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在列车上单挂一节车厢。同行的有他的秘书邱德新和警卫参谋魏建国。沿途无事，我在车上写了一篇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文章，材料是事先准备好的。

　　在广州停留两天。l2月2日至3日，和先期到达的胡启立、艾知生、彭云一同听取关于广东教育情况的汇报。l2月4日，胡乔木同胡启立一行同车到深圳。广东省副省长王屏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浩和新华分社记者刘卓安同行。胡乔木在列车上时断时续地几乎是一个人讲了一路，谈话内容现已毫无印象，好在我手头保存有一份省委宣传部整理的纪录稿，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谈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他说：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实际问题，二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成为教条。关于实际问题，他列举了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研究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研究，认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关于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他列举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说社会主义社会许多发展规律是一个系统。胡启立当时也是政治局委员，只是偶尔插话，其他同行者都没有讲什么话。

　　在深圳只住一晚。一天多时间，胡乔木召集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市总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开一次党建问题座谈会，参观一个渔民村。村支部书记吴柏森说，全村l471口人，过去人均收入30元，现在增加到430元，都盖了新房。有两间窝棚式的破木板房，那是有意保存的历史见证。胡乔木向吴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每年吸收一个人入党，二是找一个省内中等水平的渔民村结成姐妹村互相帮助。还说，村民委员会应该是全体村民选举出来的集体代表，要有权。

　　12月6日，胡乔木和胡启立一行同乘游艇到珠海，住石景山旅游中心。在珠海基本上是休息，市领导来看望和汇报工作只是例行公事。有两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胡乔木对宾馆女服务员浓妆艳抹颇为不悦，晚餐时拉着她们的手说：指甲涂成红色或者别的什么颜色我不管，但从事餐饮服务留这么长的指甲是不卫生的，希望你们剪掉。剪过指甲回来，胡又问：你们知道文天祥吗？知道他写的《过零丁洋》的诗吗？零丁洋就在珠海附近，今写作“伶仃洋”，是南宋最后兵败之地。几个服务员对文天祥和他的诗毫无所知，瞠目结舌。胡不胜唏嘘叹惜，命人找来纸笔，当场写出文诗，逐句讲解，还鼓励她们“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同服务员座谈时，考问的问题包括什么叫直角三角形，以及澳大利亚在哪个洲等等，都极其严肃认真而又有些天真。

　　另一件是，一天到游乐场参观，那里有座当时国内还比较罕见的“过山车”。我怕眩晕，未敢奢望，年过古稀的胡乔木却老当益壮，执意要上去玩一把。因为这种娱乐太惊险，警卫竭力劝阻，推托说负责人不在，打不开。胡很不高兴，背手独自前行，低声嘟囔道：“这班小人。”我很诧异，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满。后来还是做了一种虽然悬空旋转但缓慢安全的转盘游戏，才算转嗔为喜。

　　大约是12月14日离开珠海，经中山、江门、新会和佛山，沿途听取当地领导汇报，参观考察工厂和农村。胡乔木问了许多基层的具体问题，没有作正式讲话。在新会看了梁启超故居和“小鸟天堂”。l6日抵达广州，仍住珠岛宾馆。胡乔木在广州逗留月余，休息和治疗眼疾。眼科专家、中山大学毛文淑教授多次到宾馆为胡乔木检查治疗，说他的眼睛分泌物过多、视力模糊是用眼过度所致。我也顺便作了眼睛检查，毛教授警告我，年老可能发生同样毛病，并建议我使用新材料塑胶镜片。毛的丈夫陈耀真是中国近代眼科的创始人之一，重病卧床，我陪同胡乔木到医院探望过。到郊区访问过专业户，参观过华南植物园。元旦前夕省委书记任仲夷到宾馆来礼节性地看望和宴请。

　　1985年1月22日下午，在广州参加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研讨会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和电影演员张瑞芳、赵子岳，到住地看望胡乔木。胡向他们祝贺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说明没有得到开会的消息，否则是会去参加的。他谈到一些电影和关于电影的文章，也说到一些演员，讲了不少很专业的意见，显然对电影界的情况很熟悉。他说：中国电影不论三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都有独到之处。中国的电影表演艺术是在不断进步的。我们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茶馆》，如果不出国演出，在国外得到好评，国内不会有那么大影响。电影也要出国，获得国际上的承认。中国电影固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外国人无论如何演不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来。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的真实要跳出生活的真实，这就要勇气。艺术作品往往有不真实的东西，比如《巴黎圣母院》，很难说有多少真实性，但不能否定它是优秀作品。艺术作品有时候创造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丁、张、赵听得入神，频频点头称是。次日晚，胡乔木到中山纪念堂观看演出，休息时间会见了张瑞芳、秦怡等电影演员。这次谈话，我做了记录和整理，后来以《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一书。

　　在广州那段时间，我经常陪同胡乔木在院里散步。散步时的谈话是随意的，或者可以称作“散话”，不连贯，没有主题，漫无目的，零零碎碎，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的广泛领域，以及许多历史和现实的人物和事件。他的许多说法，见人所未见，对我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真是受益匪浅。他对西方文学很熟悉，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见闻。在时间已经过去23年，胡乔木已经去世l6年的今天，回顾往事，我真后悔当时太过拘谨，没有能够趁机向他提更多的问题，学更多的东西。

　　胡乔木对毛泽东有深厚感情。在广州期间，他和他的夫人谷羽都很感激地同我说起过：“文革”期间毛主席是保护他的，1967年“五一”节毛从天安门下来，经过南长街时下车要到家里看他，家里人没有听见敲门，没有见成；说以后再来，但没有再来。他们一直为此而遗憾。

　　或许是英雄常见如凡人吧，我觉得胡乔木对毛泽东并不迷信，言谈中经常有出人意料的评论。我向胡乔木问过一个长期困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用陈伯达？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马列主义文献，我们的理论和政策表达要和马列主义文献相衔接，需要陈伯达这样熟悉马列著作的人。别的人，比如说我，当然不能说不熟悉，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陈伯达在苏联学习过，是科班出身，又有比较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毛主席需要这样的人。

　　有一次，胡乔木考问我：你读马列著作，哪一本收获最大？我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从一般著作中得到的是逻辑论证和结论，从这些笔记中得到的是他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想酝酿的过程。看来他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说《哲学笔记》他读过不止一遍，有同样的感觉，但《剩余价值理论》这样重要的著作没有读过，回去一定要抽时间读。胡乔木这样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在我这样一个晚辈面前，竞如此谦虚和坦率，增加了我对他的尊敬。

　　我问过胡乔木：为什么在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写的序言里，说“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说明他的用意，并且讲了聂的坎坷经历，对聂的遭遇深表同情，感慨唏嘘。我对他在序言里所说的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认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胡乔木对我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驳，谈话陷入沉默。根据我同他接触的经验，是引起了他的思索，一时还不能或者不便明确表示态度。

　　胡乔木在广州没有再提起关于农村经济和供销社调查的事。12月11日在江门市，市委书记黎子流在汇报中曾说到农村调整承包土地，实现耕种适当集中的情况，胡乔木说：三中全会以后的分散，从抽象意义上说是退步，但从具体意义上说是大进步；现在农业面临一个新的转化，即新的集中，这也是进步。我觉得江门市的经验可能预示着农村经济变化的新趋向，有理论和政策意义，便趁胡乔木休息的时间，在广东省农委卢龄的陪同下到江门做了几天调查，写了一篇《江门市农村调整土地关系、延长承包期的调查》。回来向胡乔木汇报，他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或许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了。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辗转到分管农业的广东省委常委杜瑞芝手里，他大为称赞，并建议由省委转发，推广江门的经验。

　　我于春节前夕返京，胡乔木则同家人和秘书、警卫去福建，在那里过春节。

　　四

　　回到北京不几天，l985年2月4日，胡乔木的另一位秘书杨文英告诉我，胡乔木夫妇要我去给胡做秘书。我猜想，此项动议可能是因为广东之行印象尚可，或许也有杨的从中推荐。杨是谷羽的侄女，当过钱俊瑞的秘书，我在1980年同钱一起出访欧洲时就认识她。我向杨明确表示不愿意去。

　　不料次日邓力群找我谈话，说：乔木同志希望你去当秘书，我说你会同意的。邓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研究室主任。我因为已有思想准备，便回答说：我不想做这项工作。邓颇感意外，问原因。我说，乔木同志知识渊博，要考虑和处理思想文化领域多方面的问题，我很难适应他的工作要求。这虽是实情，但也有些搪塞。见邓不悦，我便如实交代：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想以此报效国家，现在虽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但总可以说初入门路了。我今年46岁，今后打算继续在经济研究方面进行努力，不想放弃自己所熟悉的专业知识而从事其他。况且，我遇事爱争论，固执己见，做秘书工作不是我的长处，不必舍长而取短。邓力群没有勉强我。邓是我多年的领导，对于青年人研究学问一向是热心鼓励和支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我眩晕症突然发作，住进305医院。想到事关重大，在医院里于2月7日、8日分别致信杨文英和邓力群，重申当面说过的意见，以示郑重。我没有答应给胡乔木当秘书，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但尔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邓力群，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件事，看来并没有怪罪我。这表明他们的大度，我也因此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敬重。

　　五

　　出院即收到胡乔木的信：

　　梦奎同志：

　　　　2月13日信收到，谢谢。原附件退还。

　　　　我的身体还好。眼疾也已接近于完全复原。你的身体（包括眼睛）倒使我挂念。望经常注意不要过劳。

　　　　在粤多承帮助，甚感。我们将于22日离开厦门，先到漳州，24日坐火车回京，因在武汉要做短暂的停留，估计26日可到。以上并望告力群同志。

　　　　胡乔木19／2

　　　　此信在厦门未及发。回京后闻尚在医院。顷悉已出院上班，故检出奉上。望仍注意节制用脑，保留后劲。

　　　　在穗曾谈及去北大看望陈老事，如无不便，可否于下周择一时间同去？

　　　　胡乔木4／3

　　信中所说附件，是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对胡乔木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的批示。事情的原委是：在广州期间，审计署副审计长祁田也住在珠岛宾馆，她是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时的领导，财会专家，经我介绍同胡乔木谈了一次。胡当时在考虑加强经济监督的问题，同祁田谈话后，给胡启立并胡耀邦、赵紫阳写了一份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建议，随信附有祁田写的对深圳合资企业进行审计情况的材料。赵紫阳在胡乔木建议信上批示，要张劲夫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祁田的汇报。我回京后得到赵紫阳批示的复印件，转给了胡乔木。许多人都知道，l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是出自胡乔木的建议。在广东期间他曾同我谈起过这件事。

　　信中所说的陈老，是我的老师、北京大学经济系陈岱孙教授。胡乔木在广州期间和我谈起过陈寅恪、钱锺书、朱光潜、冯友兰、顾颉刚、沈从文等许多人，以及他们的成就。胡乔木不熟悉陈岱孙，是从陈的一篇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注意到他的。

　　3月20日下午，我陪同胡乔木到北京大学看望三位老教授。首先看陈岱孙。稍事寒暄，胡乔木即对陈说，现在有的学校，包括干部培训，例如大连有个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用的完全是美国人编的教材，希望陈先生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陈岱孙未作响应，沉默不语。我见陈面有难色，说了些同他研究领域有关的题目转移了话题。离开陈宅后到燕南园看望了朱光潜和冯友兰。朱中风失语，他的夫人简单介绍了饮食起居情况。冯双目失明，没有说几句话，只是他的女儿宗璞提出，希望给冯配备助手。

　　回程时我对胡乔木说：陈岱孙对经济思想史造诣很深，但编经济管理教材并非最佳人选，未免太劳累他了。而且，据我了解，大多数地方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使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大体可用，得到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经委的认可，印数累计达五十多万册，而大连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所印教材流布并不广。胡乔木对我的意见表示赞同，说看了陈岱孙的文章，觉得他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不是要他具体组织，经济管理教材不必勉强。我立即把胡的意见和我的想法函告陈，很快收到回信。看得出，他简直如释重负：

　　梦奎老弟：

　　　　月之廿一日信顷收到。

　　　　太太感谢了。我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乔木同志所说的事，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我是没这本事插嘴的，当面我又不好断然拒绝，后来你说管理较复杂，还是从西方一般经济学说入手为便，我体会到是为我开脱的。现在能根本釜底抽薪，则大大地更好了。

　　　　大半年来，我债台（笔墨者）高筑。本以为春节前可告全部清偿，而未能做到。明天又得去全国政协报到参加年会，则这债务只好再背上一时了。

　　　　匆复，并颂

　　　　日祺

　　　　岱孙八五，三，廿二

　　胡乔木这次北大之行，似乎并没有特定目的。我的感觉是，他是作为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要对老一辈知识分子表示关心。访问者和被访问者都饱经沧桑且年事已高，彼此没有多少话说，场面有些沉闷而尴尬。

　　六

　　我懒于走动，北大之行后同胡乔木很少往来。值得一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1987年3月初，我写了一篇《关于股份经济的若干思考》，登在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

　　3月16日，胡乔木致函邓力群：

　　力群同志：

　　　　读了王梦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议考虑此文可公开发表，以打破自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经济学界（和其他学术界）被认为“万马齐喑”的局面。这是一篇讨论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数据来源的准确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乔木

　　　　三月十六日

　　文章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出，并未产生胡乔木所期望的社会效果。当时实行股份制的主张刚被提出，全国只是有个别规模不大的试点，人们还比较陌生，所以反应寥落。我在这篇文章里对股份制作了一些理论分析，认为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优点是，构成其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可分解又能合并，可以舍去具体的物质内容而将其间的差别表现为纯粹量的差别，简便易行，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形式。我是把实行股份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具体措施进行讨论的，不敢奢望自己一篇文章就能打破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文章发表后，我又收集各种不同意见，以及一些地方实行股份制试点的方案，编了一本《关于股份制问题》，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印数竟达1万册。就我见闻所及，这是经济改革以来国内比较早出版的一本关于股份制的书。

　　1989年春北京政治风波期间，胡乔木住玉泉山五号楼，曾找我和国家体改委的詹武去作一次短时间的座谈，说是想向中央提出关于反腐败的建议。我讲了关于尽快取消价格双轨制，以及健全市场秩序和加强税收征管的意见，说这是铲除产生腐败的土壤所必须的。后来事态急剧变化，胡的建议似乎并未出手。

　　1989年邓小平请求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信和中央关于同意邓小平辞职的决定，起草工作落到党的十三大后已经离开领导岗位的胡乔木和邓力群身上。据邓力群说，是杨尚昆向他和胡乔木转达邓小平的意见，要他们两人起草的。邓小平的辞职信是胡乔木起草的，中央决议是邓力群起草的。邓力群找我去帮忙，说是中央要起草这么一个决定，并就决定内容以及写法讲了很明确的意见。我整理成稿后邓力群做了修改，然后一起到胡乔木住所，对两个草稿进行讨论修改。对决定中一句话的表述，我不赞成胡乔木的意见，而且固执己见。胡没有生气，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悄声说：你怎么老不开窍呢。最后当然是按照他的意见改定的，但现在已经记不得是哪一句话了。

　　1990年春节，我收到胡乔木签名赠送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这本诗集，反映了胡乔木旧体诗的深厚修养和对新诗体裁的探索。其中《快乐的女工》、《小鸟天堂》和《专业户》是1984年12月在广州写的，《红帽》和《松林》是在那里修改定稿的。当时胡乔木有不少烦恼，心情是不好的，但这些诗仍然流露出诗人的天真和质朴。

　　1992年9月，我拿着一束鲜花，到305医院看望生命垂危的胡乔木。他吃力地伸出手和我握，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你。他的秘书邱敦红凑到耳边告诉他：上海选您当“十四大”代表。他用更加微弱的声音说：谢谢。他再也没有力量说更多的话，闭上了眼。我在床前肃立片刻，想到从此生死异域，不禁黯然泪下。

　　胡乔木是公认的文章高手，关于如何写文章有不少精彩的论述。1995年我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时，为青年人编了一本《怎样写文章》的参考读物，辑录的是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乔木、邓拓、何其芳、胡绳、孙犁等大家关于怎样写文章的论述，其中有胡乔木的两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样写好文件》。这本小册子后来由言实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且多次再版，流布甚广。我想，如果胡乔木在世，他会高兴的，或许还会选出他认为更合适的文章。

　　　（摘自《中国发展观察》2008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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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回忆母亲曾志[转帖]

　1978年12月，陶斯亮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在《人民日报》发表，引起轰动。陶斯亮是原国家副总理陶铸的女儿，她对含冤而逝的父亲无尽的思念，勾起了许多饱经乱世离合者的共鸣。陶斯亮也因此闻名全国。
美女红军很刚毅

　　陶斯亮的母亲曾志，曾是“白色恐
怖时期”的地下党员；“文革”后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多年来，人们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陶铸身上，而忽略了曾志，这位充满传奇的女性。

　　在陶斯亮印象中，爸爸和妈妈都是典型的工作狂，其中妈妈更甚。陶斯亮说：“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刚烈的人，与一般女性不一样，绝对要强，很正统，从来不开无聊的玩笑，天塌下来都不怕。她永远是把战士和革命者当作自己的第一角色，再者才是妻子和母亲。”

　　曾志在革命时期是军中出名的美人。然而，这个女人美丽温婉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非常刚毅的心。曾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非常上进，一生主张自立。她与陶铸结合前，曾有过两次婚姻：1927年，她与****人夏明震结婚，夏的大哥就是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夏明翰。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一个月后，曾志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闽南党内开展了“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协民提出去上海，而曾志要去福州，临别前曾志提出了分手，夫妻关系就此结束。

　　关于这两段婚姻，曾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边，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夏明震跪在我面前说：“我是真心爱你的”，我的心一软，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对于一个****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陶斯亮说：“我年轻时也常想不通，父亲一生那么辉煌，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平生只有妈妈一个女人，而且对她一往情深。母亲却结过三次婚。但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母亲的了解，我终于懂得了什么是革命浪漫主义。母亲虽然缺少女人的温情，但她是‘大浪漫’。”

　　1952年，曾志出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她把家安在电厂里，所有时间都用来调查和学习，周末才回家看看丈夫和孩子。一家三口难得在一起，曾志也很少说话，只是默默看着他们父女开玩笑。

　　陶斯亮在青少年时期，并不理解母亲，她印象中妈妈老是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她干工作不屑于跟在我爸后面，总是在前面自己挑头干，属于骑马挎枪走天下的那种女性。”直到现在她才理解，母亲身上那种红的狂热、革命的狂热，是渗透到骨子里的。

　　在中共的革命历史上，有“弄假成真”的夫妻，陶铸和曾志就是其中之一。

陶铸的“慈母心肠”

　　1933年初，根据组织安排和工作需要，22岁的曾志与大她3岁的陶铸假扮成夫妻在福州从事地下工作。几个月后，陶铸被调往上海，两人就此分别。1939年底，他们重逢于延安，曾志在工作中与陶铸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假夫妻而自然结合。

　　陶铸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是有名的炮筒子，敢说敢做。然而回到生活中，特别是在三口之家中，陶铸对待妻子和女儿，却处处充满“慈母心肠”，表现得无比温柔和忍让。

　　陶斯亮的学生时代是和父亲一起度过的，甚至小学六年级时还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天天要等到父亲回来才肯睡觉。陶铸对女儿的爱很直白，他的牵挂，他的担心，他的温柔都写在脸上。相反，母亲曾志总是一本正经，她周末才回家一天，即便夜里12点，发现陶斯亮泡了好几天的衣服还没洗，也一定会把她叫起来，让她洗完再去睡。陶铸心疼得不得了，想帮女儿一把却被制止。陶斯亮说：“我跟我妈不是很亲，跟我爸亲。所以我小时候一直搞不清楚‘两口子’是什么意思。人家问你们家几口人？我说，就我和我爸两口子。”

选什么样的男人

　　“文革”十年让人们失去了很多，但陶斯亮却在这十年里读懂了母爱，这是她最珍惜的情感。母亲的坚强，母亲忍受苦难的能力，给了她巨大的鼓励。

　　1977年12月，曾志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陶斯亮说，母亲晚年反而爱上了厨房，喜欢买菜做饭，可她家的伙食差却是院子里出名的。“妈妈做饭不好吃，我不挑肥拣瘦，但儿女们却常常因为忍受不了而‘逃饭’”。曾志年轻时爱打扮，可到了老年，却刻意追求清贫和简朴，和以前判若两人。

　　曾志晚年喜欢看电视剧，能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有一次她突然问陶斯亮：“他们怎么动不动就说‘我爱你’？怎么张得开口噢？怎么没认识多久就接上吻了？”曾志重病期间，有一天陶斯亮和女儿去看望她，陶斯亮突发奇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选什么样的男人？”陶斯亮的女儿不假思索地说：“我会选坏男孩！”陶斯亮说：“我选比较优秀的男人！”她们本以为老人家不会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没想到曾志认真地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他首先必须是****员！”陶斯亮和女儿忍不住大笑。可是曾志没有笑，她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陶斯亮说，在母亲去世前的那段日子，她们常谈起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谈得最多的，就是父亲陶铸。曾志终于将埋藏心底几十年的感情流露出来，她说：“我老梦见他，可是在梦里俩人总是碰不到一起……”1998年6月21日，曾志与陶铸终于在另一个世界团聚。

(《环球人物》2009年第4期　刘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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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时易为食[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昨非庵日纂》明·郑瑄

　　国朝尚书刘南垣公，请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饮食苟求属吏，郡县患之。公曰:“此吾门生，当开谕之。”俟其来，款之，曰:“老夫欲设席，恐妨公务，特留此一饭。但老妻他往，无人治具，家常便饭能对食乎？”直指以师命，不敢辞。自朝过午，饭尚未出，直指饥甚。比食至，唯粟饭，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觉过饱。少顷，佳肴美酝，罗列盈前，不能下箸。公强之，对曰:“已饱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见饮食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时使然耳。”直指然其训，后不敢以盘餐责人。

　　由皇帝直接派往地方的监察御史，称绣衣直指，亦称直指使者。

　　刘南垣，明朝嘉靖年间做过工部尚书，告老后回到老家南京乡下居住。据民间传说，有一天，当地县官上门来向这位退休首长借菜单，刘问做啥？县官说朝廷派来的监察御史明天要来检查工作。听说这位直指使者是个美食家，吃食十分挑剔，很多郡县因招待不周，都挨批了。我们思量，领导您的用膳一定精致，所以想借用一下您的菜单作参考。刘南垣听后笑了:“这位御史是我的学生，我来接待他吧。”等到那御史来了，刘南垣果然把他请到了家中，说:“老夫本想在酒店设宴款待你，恐怕耽误你的公务，所以只请你到家中来叙谈。但碰巧老妻出门了，没人张罗，不知家常便饭你能赏光吗？”老师这么说了，那御史自然不敢推辞。从早晨一直坐到中午，饭还没有端上来，御史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好不容易开饭了，一看，只是高粱米饭和一盆豆腐而已。主客各吃了三碗，御史觉得很饱了。过了一会儿，佳肴美酒陆续上来，放满了一桌，但那御史是一筷也吃不下了。刘一定要他再吃一点，他说:“已经很饱了，一点也吃不下了。”刘南垣这才笑着说:“可见饮食原无精粗，饥时易为食，饱时难为味，就看是啥时光吃了。”那御史接受了这次教训，此后再不敢为了餐饮而谴责下属了。

　　而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大鱼大肉的应酬已经成了“富贵病”的渊薮，“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吃喝成了累赘，运动渐成时尚，不能不说亦是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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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转帖]

　　最初发明标点符号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朗诵。英文punctuation（标点符号）一词，源自拉丁文punctus，意思就是“点”。这些“点”让读者知道哪里需要稍停，哪里需要加强语气等。

　　西方标点源于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文都是连写。当时的大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提到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因为连
写而难以断句。到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阿里斯托芬（公元前257~公元前180年）才创制出三级点号：中圆点（·）、上圆点（·）、下圆点（.），从无到有，且成序列。

　　西方新式标点系统的奠基人是意大利语法学家和出版家A·马努提乌斯（约1450~1515年）。他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5种印刷标点：逗号（，）分号（；）冒号（：）句号（．）和问号（？）。他的家族在百年间出书近千种，行销欧洲各地，这几种基本标点陆续为各语种普遍采用。15世纪印刷术发明后，印刷界希望统一标点符号的用法，各式各样的标点符号用法纷纷出现。

　　中文的标点符号是从西方借来的，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年出版）是最早把外国标点符号用于汉语的著作。

（《青年参考》4.17[美]Ursula　Dubossrsky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