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楼仔屋，留在心灵深处的记忆

袁剑毅 · 发表于昨天 07:55

本帖最后由袁剑毅于 2026-1-27 08:12 编辑

故乡的楼仔屋，

留在心灵深处的记忆

袁剑毅

（本文于2026年1月26，27日在北美《世界日报》上下古今版连载刊登）

我的童年，自懂事那天起，便不知道故乡为何物。那时候，家就像一条在江河上漂流的小船，漂到哪里就停在哪里，没有固定的地方，这是因为母亲在哪里工作，家就在哪里。

终于有一天，小船要泊岸，定居下来了，原因是母亲刚刚从政治斗争的漩涡里爬了出来，辞职不干了，带着我们从城里搬到我从未去过的乡下居住，那年我刚满九岁。

乡下其实是一条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人称＂竹仔园”，因四周长满了小黄竹而得名。

到了竹仔园，一家人住进了一栋楼高两层的青砖瓦房“楼仔屋”，父母亲管这里叫老家。

老家房子虽与城里的楼房不一样，但也非常气派，咋一看似是富裕人家，其实不然，因为楼仔屋是故乡的特产，我们乡下到处都有这种楼仔屋。

楼仔屋的主人大多是上个世纪初被卖猪仔去了北美洲的底层农民。他们在国外奋斗多年，耗尽了血汗，积攒了银钱，回乡盖了这些楼仔屋。随后结婚生子，享受天伦之乐两三年后，他们再次告别楼仔屋和亲人，重返北美洲。后来，由于国内战火不断，国门闭锁，重返北美的侨工，再也无法回乡与家人团聚，楼仔屋的主人变成了靠侨汇生存的孤儿寡母们，并从此用一生去守候那永不尽头的无望团圆。

我的祖父十来岁便跟随他的两位兄长去了古巴，奋斗几年后，回乡实现了他的梦想，兴建了楼仔屋，娶了祖母。当父亲和姑姑出生后，再次远赴哈瓦那，此后再也没能回来。

祖父和祖母一生仅共同生活了不足五年，从此天各一方，而父亲和姑姑从懂事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父親。一家人的亲情只能维系在每次都姗姗来迟的家书中。

我家的楼仔屋建在巷尾，座南朝北。由于村里的巷子很窄，两层楼高的房子给人一种窄巷高墙的感觉。楼仔屋的结构并不复杂，东西两厢是生活起居的地方，中厢为厅堂，是用来供奉列祖列宗和拜祭神明的场所。

楼仔屋由祖父和他的四哥共同出资兴建。祖父的四哥，我称他为四公，他们住在楼仔屋的西厢。我的祖父排行第五，住在东厢，厅堂则两家人共用。

楼仔屋的大门非常堂皇，门框两边和横眉均嵌上花岗岩石，横眉上凿了一个福字。大门分三层，第一层是一对齐肩的两边开门仔，中间是一副重重的趟门栊，最后是一副又厚又实的黑漆木门。

进门是廊。从字义上看，廊是指有顶的通道。但在我们乡下，廊有两个用途，一是通向厅堂和房间的通道，二是厨房，因为，廊里建了一个非常大的柴火灶，煮饭吃饭全在廊里。

柴火灶烧的是木柴和山草，为了容易拱火，灶台很高，灶的旁边堆满了从山上割下来的山草。小时候，乡下无电无煤，落后得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只要灶火旺，尽管锅里煮的只是蕃薯芋头糙米饭，但当时全家人在灶台旁边，围着一张颇有年份的圆桌吃饭，艰辛之中透着温馨，那种情景，对一般人来说是平常事，但对于我来说，却是那么的珍贵和美好。

两岁那年，母亲和祖母带着我和二弟，从佛山迁回台山居住。那时父親在开平完成了土改队的任务后，留在开平工作。到了台山，我们家第一个住处是人民广场后面的宝光里，四栋红楼中其中一栋。反右运动开始不久，母亲中箭落马，被送去了广海烽火角劳动改造。于是，祖母带着我和两个弟弟被迫离开了红楼，迁去了光兴路。两年后，人工湖竣工了，天天到湖中心挑坭的祖母又被镇政府以侨属为由，下放回老家。此后三年，当时只有6岁的我，带着两个弟弟迁到南塘路一间二楼尾房，开始了没有大人陪伴的生活。

那段日子，三弟在幼儿园读全托，我带着二弟每天放学后，都是到住家楼下的南塘路街道饭堂用膳。每当进入饭堂，举目无親的凄凉便湧上心头。由于自卑，兄弟俩从来都不敢留在饭堂里，而是躲在对面的商业局车房或住家楼梯底下，悄悄地吃。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年幼的我们盼望能与家里的大人们围桌吃饭，成了内心难以触及的痛。正因为如此，跟着母亲回乡后，在楼仔屋里一家人围着圆桌吃饭，那种久违的天伦之乐竞然化成了刻骨铭心的温馨与幸福。

从廊里往里面走，有两扇门，一扇通向宽敞的厅堂，另一扇进入主人房。主人房很大，雕刻着花鸟的大床，衣柜，梳妆台，将房间佈置得井井有条，这里是祖父母的房间。祖父虽然远在太平洋彼岸，但房间的墙壁上却端端正正地挂着他的照片。身着西装，国字脸膛，眉目间透着英气。我从未见过他，但从小学开始，便经常收到他的来信。祖父的家书文字简朴，字却非常漂亮，起初还以为是他老人家的亲笔，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出自哈瓦那唐人街写信先生之手。

1968年，祖父离开哈瓦那抵达美国迈阿密，不久便因病辞世。临终前，老人家给家里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竞悄然夹着一美元。多年后，当我再次回想起当年的那个画面，不禁潸然泪下，这一美元就像一片无根的落叶，它既是祖父一生漂泊的终局，也是一张无法登船的船票，它承载的，不止是沉甸旬的乡愁，更是一个游子无法靠岸的人生！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家庭举办的追思会上，父亲对我们说：“你们时常可以见到自己的父亲，而我从懂事那天起就没见过父亲了。” 他的一席话，令我伤心了一辈子。我终于明白，楼仔屋带给我的是快乐与温馨，而带给祖母、父亲与姑姑的，却是亲情永隔的悲伤与思念。

顺着主人房的楼梯拾级而上，来到了房间的第二层，故乡的人称之为“阁”，即是“阁楼”的意思。这里比楼下房间略小，却因空旷而显得格外深沉。坚实而厚重的木板铺在十多条横樑上，脚踩上去，发出沉稳的响声，仿佛在回应着过往的重量。

在阁楼的角落里，几个用皮革和铁皮制成的金山箱，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箱身上的皮革已经干裂，铁皮上的油漆片片脱落，用黄铜做的包角由于氧化而出现的斑驳绿锈，深深地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当年，祖父正是带着它们漂洋过海，荣归故里。然而，当他拖着这些箱子，沉重地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有谁能想到，在他的心灵深处，衣锦还乡的荣耀与在北美洲所经历的苦难交织在一起，是多么的无奈和无助。

回乡后，阁楼成了我和弟弟们的寝室。在这里，那些印刻着祖父漂泊记忆的横樑与木板，第一次稳稳地托住孙辈们安稳的梦境。我们终于结束了在城里无根浮萍般的生活，像一艘小船，驶入了风平浪静的港湾。我们在阁楼里住了十五年，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也捱过了农村劳动的艰辛。1978年，在国家宣布取消政审制度的背景下，我和二弟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以优异的成绩双双考入了各自心仪的院校。阁楼里走出两个大学生，我想，这或许正是祖父当年用血汗钱兴建这栋楼仔屋时，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期望和初衷吧。

从阁楼里向廊的方向走去，便进入了楼仔屋的精华所在---“楼仔”。它位于廊的二层，至所以称这里为楼仔，是由于它的地板不是传统的木结构，而是采用城市楼房的建筑技术，用水坭钢筋混凝土整块浇筑而成。楼仔虽建在廊顶，面积却比下方的廊要来得宽敞，原因是由于其水泥地板向外悬挑出六七十公分，形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空中碉堡。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面向屋外的两面墙上，整齐地分布着多个射击孔。这种设计，道出了当年海外劳工最深切的忧虑：他们远在重洋，心系故里，唯有通过如此坚固的设计，才能悄悄安抚他们对亲人安危的日夜牵挂。

回乡十五年，在楼仔里，母亲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并为生产队担任出纳工作，受到了乡亲们的尊重。父亲也回到了台山，相继在商业、银行和水利等系统工作。1978年，楼仔屋里发生了两件彻底改变家庭命运的大事。一是县组织部派人来到我们家，向母亲郑重宣读平反通知，并即时宣布全家复户回城。第二件大事是我和二弟被大专院校录取的喜报，以光荣榜的形式贴在县府门前的围墙上，为家族和楼仔屋争了光。

自1978年至今，时光走过了将近五十年。祖母和父母亲的后半生，循着祖父当年孤身远渡的足迹，也来到了北美洲。如今，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安息。倘若生命有轮回的话，相信他们与祖父已在另一个世界里相聚，静静地享受缺席已久的天伦之乐了！

而我，多少往事已梦里依稀，唯独那座历经风雨，看尽聚散的楼仔屋，却如一首不曾写完的诗，悄然藏于心底，散落在梦中，至今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