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luo

楚河汉界[转帖]

　　

　　象棋盘上常常可以看到“楚河”“汉界”，“河界三分宽，计谋万丈深”的字样。
　　“楚河”“汉界”是把下棋比做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楚汉相争是项羽和刘邦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成皋之战为中心而展开，以垓下之战汉胜楚败而结束。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4年起，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在河南荥阳、成皋一带打了三年仗。公元前202年，刘邦凭借关中和巴蜀大后方丰富的粮草支援，出兵击楚，项羽粮缺兵乏，不得不妥协，提出“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从此，有了“楚河”“汉界”之说。荣阳东北的广武山上有两座城，东边的叫霸王城，西边的叫汉王城，为项羽、刘邦所筑。二城中间有一条宽约三百多米的大沟，就是楚汉分界的鸿沟。
　　

luo

揭秘白莲教特殊教规：男女杂处 夜聚晓散 [转帖]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来自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其教义比较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乐于接受，所以常被用于组织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白莲教作为一种宗教概念，包括的内容很广。可以说它是一千多年来，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种“异端”、“左道”、“邪教”的总括，是佛教、道教以外的重要的民间宗教。反映的是中国下层社会百姓的生活、思想、信仰和斗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白莲教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性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界。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内统治人类世界。

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的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

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的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

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的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

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luo

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转帖]

　　　　来源：北京日报

　　在2008年10月24日彭德怀元帅诞辰110周年前夕，王春才同志所著《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一书，由薄一波同志题写书名，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值得称赏的大好事！这本书以彭德怀元帅1965年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在大西南的工作和生活为中心内容，兼及此前此后的相关事件，忠实记录了彭德怀同志后半生的活动轨迹，涵盖了他自庐山会议被错误批判以后解甲归田、“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直至“文革”结束后党中央为其平反昭雪的广阔空间。

　　彭德怀的一生以1959年庐山会议为转折点，前一半属于顺境，后一半属于逆境。战争时期，虽然艰苦险恶，但这个时期属于古语所说的元首“盖在殷忧，则必竭诚以待下”的阶段，对彭来说，当属顺境。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心怀民隐，上书言事。孰料批逆鳞，遭批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后，彭德怀元帅“解甲归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首当其冲被批判，1966年底被揪回北京，随即被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当作“文革”重犯，长期批斗，直至1974年11月29日逝世于301医院的“特别囚室”！以上是逆境。

　　彭德怀的沉冤昭雪、名誉恢复后，关于其生平的书籍得以陆续出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元帅的革命人生。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书籍大多是反映彭德怀的军旅生涯的，属于其前半生；而关于其后半生，特别是关于他在大西南任三线建委副主任的经历尚无专著，犹如丰碑缺遗一角。王春才同志所著的《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遗。彭受任到大西南，有异于常人春风得意的履新就职，他是在政治阴霾的笼罩下，背负着历史的重压，在荆棘丛生的崎岖道路上跋涉。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其旅迹渐至尘封湮灭。王春才同志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追寻彭德怀元帅曾经的辙迹履痕，不辞劳苦地访问、调研，探索钩沉，披沙拣金，终于成就此书。

　　一代名将史，千秋孤臣泪，这是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社会屡见不鲜的悲剧。读罢《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联想到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右倾”和“文革”中的遭遇，鉴古审今，颇有启示意义！众所周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新大厦，是在数千年封建的旧基上建立起来的，必然会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我们目睹的种种在“革命”名义下层现迭出的悲剧，已让世人惊异于封建弊政遗传基因的顽固！英国思想家萧伯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政治感到幻灭而向往社会主义。他在《好国王查尔斯的黄金岁月》一剧中，借查尔斯之口说：“如何选择统治者，这个谜尚未得到解答，而这是人类文明之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人类文明之谜”在中国是毋庸置疑地解决了。然而，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像党的十七大所要求的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正确、有效、严格地实行，却是仍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嵇卓,《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大西南》，王春才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luo

解密中国古代官员如何上班[转帖]

　　　　历史的细节远比今天的电视剧精彩。《中国式官场——回望千年潜在规则》一书，通过史料碎片缀织拼接的方式，复原了古代官场的些许风貌和具体细节，读来饶有趣味且意味深长。

　　鸡鸣即起

　　古代的上班下班时间，和现代相似，也是晨聚昏散，但具体时辰上又 比现代一般机关之朝九晚五的通例要提前，与农业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作息习惯相适应。《诗经 ·齐风·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因知古人鸡鸣即起准备上班的传统，至少在春秋时代就已形成。往后，这个时段逐渐定型为卯时(早晨五至七时)。

　　由中国传统的行政体制所决定，古代公务员的所属机关，可分中央和地方两类。凡在中央各机关供职的官员，一定品秩以上，或有职务所规定，必须参加由君主亲自主持的最高国务会议，通称朝会，故京官上班的第一道程序，便是“上朝”，亦称“朝参”。朝会有大朝、常朝等区分。《梁书·武帝纪》里有一篇梁武帝的诏书，道是一切国务，必须先在朝会上咨询大家的意见，所以百官应该“旦旦上朝，以议时事，前共筹怀，然后奏闻”。也就是说，除法定的节假日外，这种具有实际内容的常朝，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倘是君主生病或怠政，所谓“从此君王不早朝”，那便是例外了。

　　借光行路

　　上朝规矩，除一二品大员年高者，特赏可以骑马或坐椅轿外，其余人一律步行入宫；又因随从不得跟入的缘故，没人给你举灯照明。说是黎明开会，但若是把从宫门步行到朝殿(开会的大殿)这段距离算上，加上御史整队、等候传呼，得提前一些时间抵达。明高启《早至阙下候朝》诗云:“月明立傍御沟桥，半启拱门未放朝。”所述便是常参官提前到达的情景。适值黎明前的黑暗，进宫之后，叫人如何择路而行？据《天咫偶闻》记，明代紫禁城皆有路灯照明，天启时太监魏忠贤当权，才下令尽废路灯，方便夤夜出入。其后，该制度又为清朝继承，紫禁城内，除朝房及各门外，绝无灯火，理由为消弭火患。结果便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想像其万一相撞或“追尾”之情景，唯有《三岔口》可比。因为无灯照明，还发生过有人在雨夜趋朝时因路滑失足跌入御河溺死的意外，如按现在的制度，当视为工伤死亡，应予抚恤。

　　当然，这种上班时的牺牲绝不会发生在王公大臣身上。清制，凡亲王与部堂长官上朝，皆有专人打灯引至景运、隆宗二门；军机大臣则有角灯导入内右门。还有，奏事处官员、各部院衙门递奏官和各省提塘官，因为他们提前送到的各种文件和报告或许会成为皇帝在朝会上提出讨论的议程，因而也特许给灯。上述这些灯火，就是广大“无光”上班族防备工伤的借光之源。大体办法，各自赶早，如等早班车似的站在东华门外，远远看见有灯过来，便蜂拥而上，亦步亦趋。没赶上这趟的，只好再翘首以盼下一个“有光”上班族到来。

　　可惜，导演们拍了这么多清宫题材的影视剧，从未落实过这个“借光上班”的真实细节。

　　站队有学问

　　参加朝会者来自各个部门，品秩亦有高低，所以开会时要进入指定的位置，这叫“朝班”，即朝参班次的意思。又因为官员经常会升级降级，或在不同部门间调来转去，所以具体到个人而言，朝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的机关会议，出席者应坐的位次，照例都由会务组使用“名牌”标示，对名入座，不会搞错，古人没发明这个办法，所以“乱班”现象时有发生。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记，明神宗时，因朝会时开时辍，“班行遂无定序”。有一次，一个阁部官员和一个监察官员互争位次，请编制朝班的蔡献臣分辨是非，老蔡谁也不想得罪，便引成例:如按常朝，你是对的；如按大朝，他亦不错。由此可见，各种朝会有不同的位次安排，这是在中央机关供职的官员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否则一上班就要出错。

　　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七至九时，这里多指九时)结束，称“散朝”、“放班”或“退朝”。五代以后，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朝时，皇帝并不上殿与百官见面，而是将宰相或首辅等一些重臣召入内殿开小会。小会开完后，宰相出来，领着百官在殿廷行礼后，宣布退朝。《梦溪笔谈》记载，宋神宗即位之初，韩琦任宰相，遇到小会时间过长，便照过去的习惯，让其他官员自行退朝。王陶任御史中丞后，为此弹劾韩琦。皇帝因此下令，如遇执政大臣奏事到辰时还未结束，“即一面放班”，就是允许百官自己退朝，以后便定为制度。

　　退食——官员的优惠待遇

　　对于参加朝会的官员来讲，退朝即意味着上班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准备吃饭，故退朝又叫“退食”。《诗经·召南·羔羊》有“退食自公”一语，唐代起，京朝官在退朝后，都可在宫内饱餐一顿皇帝请客的“朝食”，“退食自公”遂成典故。元傅若金《寿王左丞》诗:“焚香凤阁春开宴，鸣玉龙墀午散朝。”因见“退朝”与 “散朝”又有微妙区别——散朝应该把吃过朝食的程序也计算在内，而此时已是中午了。

　　参加朝会，是古代京朝官每天按时上班的第一要务，凡无故缺席，迟到早退，或朝班失仪，都属于违纪，历代均有处分条例。唐代起，凡盛暑、雨雪、泥潦，酌免朝参，谓之“放朝”，这一制度为以后历朝沿袭。唐白居易《雨雪放朝因怀微之》诗云:“归骑纷纷下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明李东阳《早朝遇雨途中即事》诗云:“纵道君恩屡放朝，端居未敢忘巾栉。”所述都是因天气缘故放朝。设想拂晓即起、五更趋朝的辛苦，难怪要当“君恩”歌颂了。

　　但放朝不等于放假，班仍旧要上。即使是正常天气，京朝官在退朝就食之后，亦多要去各自所属的机关“署事”，也就是办公。至于那些没有资格出席朝会的一般官员，以及属于办事员、勤杂人员范围的书吏、衙役等，也当在每天卯时(早晨五至七时)即去机关工作。

　　京朝机关又分内朝和外朝两类，内朝如中书、门下等，就在宫禁之内；外朝如尚书、六部等，亦多毗邻宫禁。在宰相或内阁直辅总理政务的朝代，退朝后而“朝食” 尚未开饭前，各部门的人多借此机会就近请示，或跟到相府，情形十分热闹。唐高宗时，某日，尚书左丞杨 刚退却回衙，就有人堵着他讨申诉批复，杨 说:朝会刚散，还未吃朝食哩，等吃过后一定审慎处置。诉者反唇相讥:“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大唐新语》卷一)

　　午休时间自由支配

　　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上，载有京朝官统一的下班(称“散值”)时间，规定是春分后于申正(约下午四时)散值，秋分后于申初(约下午三时)散值；又，明沈周《暮投承天习静房与老僧夜酌》诗云:“临昏细雨如撒沙，城中官府已散衙。”这个“临昏”的“散衙”，就是机关下班。我推度，早晨六至七时报到，下午三至四时回家，从秦汉到明清，古代公务人员每日上下班的时间大抵如此。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晚归早出》)，则可解释为当时的京朝机关多集中在皇城区域，与百官居住的生活区相隔颇远，所以回到家时，照例是“逼夜”了。

　　还有一个问题:上班到下班之间的一个段落——吃中饭以后，是否有一段午休时间？宋代史学家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开篇云:“予以谏议大夫奉朝请，每退食，观唐人洎本朝名辈撰著以补史遗者，因纂所闻见继之。”是说他在任职有资格参加朝会的谏议大夫期间，每天退朝会食之后，便博览唐宋史杂著，同时纂辑自己的见闻以补缀，最后积累成这部专述唐宋典例的《春明退朝录》。因知虽然还在“班头”上，但中饭以后，照例有一段午休时间可供个人自由支配。

　　地方政府的上班与下班

　　各级地方机关的上班时间，与京朝相似，也有先参加长官主持的会议、然后各自办公的程序。按制度，包括各科书吏、各班衙役在内，所有的“做公”人员，都必须以击响云板七声为号，于每天黎明准时上班，然后书办分别领取各个科室的印章(签押)，衙役分别进入各自班次的岗位，以及秘书、侍从开启公堂之门等，亦都有不同的信号，一点不得含糊。

　　这是明清的习俗。在此之前，官府的上班信号，还有一个从升旗到击鼓的流变过程；上古时，公府称牙府，各级牙府都有自己的旗帜，称“牙旗”。宋袁文《瓮牖闲评》卷八称，古时，凡太守开始办公，皆以“建牙”即升起牙旗作为标志。其后字称讹变，“牙”转为“衙”，办公信号也从建牙变为“衙喏”，就是“兵卒鸣鼓而声喏，每日早晚皆然。……不独州郡如此，其他曹职处往往皆然”。苏东坡《入峡》诗云:“放衙鸣晚鼓，留客荐霸柑。”即此谓也。又，元杂剧《窦娥冤》第二折里楚州太守桃杌令:“左右，打散堂鼓，将马来，回私宅去。”可知元代的衙门，仍以击鼓为上下班的信号。

　　子史杂著中所称的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具体落实为五时还是六时，或七时，按清人何耿绳《学治述略》上的介绍，春冬二季是卯正一刻发头梆，约合现在早上六时，夏秋二季是卯初一刻，约合现在五时半左右。但官吏们正式开始办公的时间，又要稍后一些，冬春二季是辰正一刻，约合现在八时左右，夏秋二季是辰初一刻，约合现在七时半左右。

　　点名签到很重要

　　古代官箴以“清、慎、勤”为基本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历代典章制度中，多有规定。如《唐律疏议·职制五》有一条“官人无故不上 (班)”的法令说，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笞二十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二十五天处杖打一百大板，满三十五天判处徒刑一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供职的“边要之官”，还要罪加一等。同书《职制四》中，还有一条点名考勤的法令和解释，大意是:内外官吏应点名检查实到人数，有时一天几次，频频点名，点名时未到的，每缺一次点名笞打二十小板。倘每次点名不到，完全不来上班，就计算天数，按无故不上班的罪名议处。

　　违纪防不胜防

　　不过这都是写成文字的条令，事实上，古人较真重视的是按时上班，何时下班则并不严格。如元代的《至元新格》谓:“诸官府皆须平明治事，凡当日合行商议发遣之事，了则方散。”因知只要当天该办的公事了结了，就可以下班。其中吃中饭是一大关节，许多京朝机关都在午饭后，仅留一两个官员值班，余多回家，唯吏胥书办、役夫勤杂仍坚守岗位。比较而言，在总汇政务部门如中书门下、尚书内阁供职者，或直接为皇帝服务的机要秘书之类，须全日制坐班。

　　据《坚瓠集》记，宋太祖赵匡胤曾有一条专门针对州县官的警告:“切勿于黄绸被里放衙！”因知天高皇帝远，地方衙署考勤制度的废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再作进一步考察，或许上层的出勤违纪现象，反倒比下面更严重。以唐代为例，甚至连出席朝会这种高级政务活动，“淘糨糊”者也大有人在。如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御史台曾有专奏揭述，道是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不参加朝会，其实是在外宴游作乐，请“准常条已倍书罚”(《唐会要》卷六十)。相似的记载宋代也有，如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右巡使(相当于中央纪检委干部)张亿一气弹劾户部郎中、史馆修撰石中立等三十三人托辞生病不赴朝会。皇帝下诏警告百官，对于那些动辄称病缺席旷职者，朝廷要派医官检验核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零二)。

　　此外，前紧后松也是一条规律。如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同上)。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旧唐书》卷一七)。处罚力度之如此减弱，恰能说明中央对官僚集团的控制力量日益松弛。

　　一样迟到，两样心情

　　清初诸帝抓考勤颇严，乾隆时，翰林修撰钱在上书房为皇孙、皇曾孙授读，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由此失去了多次外放考差、收受贽敬的赚钱机会。彼时对下班也盯得很紧，特派太监管门，对京朝机关的散值情况逐日登记，官员若有部院应办事务或奉旨特派事件而应早散值，必须将早退的缘由告知管门太监，随时登记，以备查核(《钦定六部处分则例》卷一四)。到晚清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即如《官场现形记》第三十四回所谓“不过同点卯应名一般，一来就走”。

　　此外，除衙署有闲忙之分，官吏有尊卑之别，还要看你上上下下是否“兜得转”。晚清时，京师官场上流传有两首打油诗，专门描摹军机章京的起早上班。一类是兜得转的“红章京”，诗云:“玉表金钟到卯初，烹茶洗脸费工夫。薰香侍女披貂褂，傅粉家奴取数珠。马走如龙车似水，主人似虎仆如狐。昂然直入军机处，突问中堂到也无？”另一类是吃不开的“黑章京”，诗云:“约略时光到卯初，劈柴生火费工夫。老妻被面披貂褂，丑婢墙头取数珠。马走如牛车似碾，主人似鼠仆如猪。蓦然溜到军机处，悄问中堂到也无？”

　　试看，同样是上班迟到，一则全无顾忌，一则忐忑不安，底气截然不同。

luo

三千里江山埋白骨 志愿军遗骸殡葬揭密[转帖]

□文/记者钟坚

湖北赤壁市城西南的老营盘茶山，坡地间是一片墓群。50多年来，142位志愿军士兵在此地沉睡，无人知晓。赤壁的这处志愿军墓地附近，当年是中南军区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野战医院”。这所军医院属团级建制，下设两处、两科、三个医疗所和一个护士培训队（又称省军区护士学校），包括警卫排、担架队、面包房、汽车队等500多人，医护人员中还有90名旧日本军队的医护人员。

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第67医院陆续接治从朝鲜战场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该医院的医护人员共救治1200多位伤病员。其间，陆续有142名伤员因救治无效牺牲。残缺的碑文记载，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其间在该医院死亡99人，1952年7月多达24人。后来医院撤销，加之部队番号和大陆行政区划变迁等原因，掩埋在这里的英烈一直无人问津。

战后集中掩埋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署。战俘遣返、战死者遗骸交接和失踪人员统计提上各方议事日程，其后一拖再拖，正式开展此项工作是第二年的3月。志愿军代表团临时从志愿军各部队和北京调派人员，成立墓地注册委员会，专司大规模挖掘、搬运与掩埋死亡军事人员的工作。

抗美援朝50周年时，原志愿军代表团成员、总政保卫部的孙佑武着文说，墓地注册委员会总部设在原李克农的住处“桃花园”，初期设有参谋组、资料研究组和行政组，38军副军长李际泰受理该项任务。

对墓地注册委员会的机构组成和日常工作，孙佑武的回忆很详尽：“墓地注册委员会下面，组建了3个负责挖掘和搬运尸体的‘搬尸队’，每队30余人，按班、排编组，所有‘搬尸队’成员都从战斗部队严格选拔，由班长当战士，排长当班长，队长和政委都是团级干部。每个搬尸队还配备了多辆由军用卡车改装成的密封运尸车和必要的挖掘、运载工具及装尸胶布袋与消毒器材等。”

1950年10月韩战打响后，中国军队一直向腹地推进，最远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如此纵深作战，许多志愿军战死者都被草草掩埋，根本来不及建立陵园，这样的掩埋点在当年的北朝鲜各地都是。

孙佑武在回忆中称：“志愿军的战死者接收组下设4个小组，每组有一名接收军官，配以英文翻译等工作人员。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一运到，美移交军官向我接收军官递交一份移交尸体的清单。我方搬尸队的队员随即将尸体从密封的运尸车上卸下，边抬，边消毒，边清点，然后在接收帐篷后面，将遗体装进运尸车。”清点和交接的手续办妥后，运载尸体的车队便由专人携带清单护送到烈士陵园，先由法医组进行检查和登记，然后进行埋葬。

1954年9月1日，板门店附近的东场里非军事区双方战死人员遗骸首次交换，中朝按照协议将200具美方死亡人员尸体移交对方，我方收到600具尸体。这样的尸体移交持续近一个月。当年年底，临时机构墓地注册委员会完成使命后被撤销。这一年，志愿军代表团在朝鲜境内修建了8处集中的烈士陵园。

留守的七人中国小组

1958年，周恩来率团出访朝鲜，按中央军委原定计划，志愿军将在1958年上半年全部回国。但时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杨勇和王平提出建议，将最后撤出日期定在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10月25日，此间，志愿军官兵还可为朝鲜人民建设几个月。毛泽东随即应允，并同意在平壤修建中朝友谊塔，各地修建所属地区的志愿军烈士墓，向参加韩战的志愿军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毛还批示，志愿军所有烈士都留在朝鲜，包括他的长子毛岸英。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

志愿军撤回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尹继波副馆长介绍，朝鲜在后来的国内建设中，大概修建了200多处志愿军合葬墓地。“那些墓葬修建有活门，零星的志愿军墓和遗骸被发现后就往里面放，发现一个就送一个，到了后期，寻找到的多数是无名烈士。”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一个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包括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经由联合国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然后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并抵制参与“军停会”工作。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另立“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处”。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及朝方的要求，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luo

陈诚步步高升[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陈诚（1898—1965）从军旅起家，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决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的“###”主张。晚年，他表示要对历史作出交待，遗嘱中已不提“###”与“反攻”。

　　陈诚，字辞修，号石叟，浙江省青田县人。1898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和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被编入第八期炮科。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9月，陈诚伤愈，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教育副官之职，官阶上尉特别官佐。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亨通打开了门径。一天晚上，他因一时不能入睡，便带着孙中山先生的《三###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散步的校长蒋介石。蒋随手拿起《三###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认真阅读过，于是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开始。

　　不久，广州大本营组成了东征联军，###陈炯明，陈诚被任命为校军炮兵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1925年2月中旬，陈诚的炮兵连在棉湖之役中大显神威，将叛军火力压倒，使战局转危为安。棉湖一战，默默无闻的陈诚受到了蒋介石、何应钦的赞赏。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陈诚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1927年四一二政变时，蒋介石曾召见陈诚，询问其态度。陈诚表示绝对服从蒋的指挥，由此更与蒋走近了。随后，陈诚被任为21师师长。龙潭战役时，陈诚带病上阵，与孙传芳军展开血战。因为他坐轿上战场，战后被何应钦免了职。

　　1928年初，蒋介石复出。4月，蒋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陈诚就任警卫司令后，大力扩充实力，共组建三个警卫团，节制两个炮兵团，指挥两个宪兵团，其实力超过杂牌军的一个军。1929年春，蒋任命陈诚为11师师长，中原大战后再升为十八军军长。由此，陈诚在蒋军中的地位正式确立。汉字“十一”合为“土”，“十八”合为“木”。陈诚因此被戏称为“土木系”出身。在国共关系破裂后，陈诚参加了对红军的多次围剿，并屡吃败仗。1932年在黄陂、宜黄两次战役中，他的部队被红军大包围攻击，一个师长被打死，一个师长被俘虏，官兵伤亡2万人，部队溃不成军。但蒋介石并未追究，反而迅速给予整补。1934年第五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他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率部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等地，为蒋立了大功。这年7月，陈诚还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亲任团长，负责轮训各地的高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以至西安事变中也与蒋同时被囚。陈诚的忠诚使蒋有意培养陈诚的迹象逐渐显露。

　　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于1937年8月中旬提前结束。考虑到日军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上海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表示“一定打”。陈诚也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当即发表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8月22日晚，日军以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3、11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率第十五集团军进行阻击。但日军主力还是登陆成功。他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10月11日，日军为控制大场、南翔，以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向蕴藻滨发起攻击。这时，中国军队的第五军，及第171、173、174和176师，正被陆续输往上海。经过三日激战，我军被迫后退，撤至苏州河南岸到小南翔一线。11月5日拂晓，日军在强大炮火配合下，从杭州湾乍浦东北之全公亭、金山卫、漕泾等处登陆。蒋介石电话询问陈诚如何处置，陈诚提出要调整战线。但为时已晚，日军迅速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迂回包抄。但蒋介石还是命陈诚再坚持三天，结果使淞沪守军完全陷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淞沪一战支持约三个月之久，使狂妄的日本不敢再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眼光来轻视中国。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武汉是中国内地水陆交通枢纽，成为当时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此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保卫战的指挥工作。他还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与文化界人士及中共代表合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在军事上，他认为南京弃守后，武汉即是敌人势在必取的唯一目标。保卫武汉战略要点，应以三镇为核心，使其灵活运用，发挥抗战的最大力量。按军政合一原则，陈诚还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之职。

　　1938年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从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继而侵占九江。紧接着以5个师团分左右两路，夹大江两岸向西展开猛烈攻势。陈诚第九战区与李宗仁第五战区分守南北二路，第九战区负责对付鄱阳湖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来犯之敌。所辖薛岳第一兵团25个师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张发奎第二兵团40个师在九江以西至幕阜山、九宫山一线组织防御，阻敌沿长江进攻武汉。陈诚令李汉魂的第二十九军团撤至庐山两侧及南浔路一带，依托有利地形，与向南昌进攻的敌左路军相持一个月之久。在薛岳指挥下，取得重创日军第106师团的万家岭大捷。8月10日，第二兵团的第三军团，在瑞昌东北一线与登陆的右路日军波田支队激战两星期。后来，日军以主力第9、第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放毒气，致第三军团伤亡惨重。经过四个月的节节抵抗后，陈诚奉蒋介石命令，按预定计划，于10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出武汉，退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武汉沦陷后，陈诚将九战区军事交由薛岳代理，自己赴渝请训。

　　1939年9月，日军以赣北、鄂南两路策应湘北主力军，会攻长沙。陈诚奉命和副总长白崇禧抵湘，协助薛岳代长官指挥作战。出发前，他曾提出长沙“守”与“不守”两条，奉批“不守”。因此，一到达渌口，就将蒋介石的旨意转告给薛岳。薛不以为然，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责何在？”虽一夜之间，九次电话命薛退出长沙，而薛不听。陈诚怕彼此争论过久有碍戎机，在向薛询问部队的情况后，乃一面与白商定，命薛岳反攻；一面将薛之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蒋介石。结果，取得了湘北抗战的第一次胜利。

　　陈诚在抗战中，转战八年，悉心指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陈诚在主持军政工作中，向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而闻名。他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不徇私情，不留情面。抗战中陈诚主政湖北，在军务倥偬中偶尔问政，竟断了几个“大案”。监利县长黄向荣，用公款做棉花生意，被省参议员傅鹤琴向陈诚作了检举。陈诚立即将黄逮捕法办。省保安司令部的人与黄的关系较好，又同情其乃初犯，所以延迟半年，迟迟未办。1943年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动身前夕，省保安司令部将拟判黄十二年徒刑的判决书，匆匆送陈审阅，意欲保黄过关，免其一死。不料陈诚阅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连骂几声“混蛋”，在签呈上赫然批了四个大字：“即予枪决”。原想成全黄的一纸签呈，反成了送黄入地的催命书。黄在临刑前，抽出钢笔给妻子写下四句遗言：“杀我吓人，死不甘心，教我子孙，再莫做官。”写完后，也骂了几声“混蛋”。对黄的处置是否过重，人们说法不一。但陈诚此举有一定震慑作用，确是不可置疑的。宜昌县长武长青，在颁发鸦片烟膏新旧牌照的交替期间，经过请示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同意商人们的捐赠达一定数额款项的前提下，可先无照营业。这种捐赠的款项，既有利于缓解县财政的困难，又可使县长本人得到好处。有人把这件事告到陈诚那里，正逢陈诚召开县长会议。陈诚令将武长青解押恩施（当时省会设恩施）。县长们拭目以待，他们知道武长青和陈诚有同学之谊。到了会议结束的一天，陈诚下令：“宜昌县长武长青贪污有罪，着即枪毙。”主办法官踌躇良久，鼓足勇气向陈诚直言：“武长青的案件还没有审讯，可否等审问清楚了再枪决？”陈诚大怒，吼道：“什么审讯不审讯，马上枪决，不准迟疑。”据说武长青临刑前，大呼冤枉。曾经同意武长青接受捐款的行政督察专员吴良琛，吓得魂不附体，跑到测字摊上去算命，求问吉凶。

luo

李达的最后十四年 [转帖]

1963年武汉大学建校50周年，李达为哲学系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讲义。

　　李达(1890~1966)，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领导人，1921年作为代表出席中共
“一大”。

　　1953年2月23日，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治校期间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然而文革来临，这位红色教授因为正直和耿介受迫害致死。

政治争拗

　　时年63岁的李达到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

　　李达1953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来到武大，李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全校的公共政治理论课程，并恢复曾在院系调整中被撤销的哲学系。

　　在学术上，他竭诚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鼓励教师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自由平等地讨论学术问题。他曾说:“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学术上可以同毛主席争鸣。”

　　大跃进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兴教育革命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主张在校内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李达认为哲学系的师生长时期劳动，讨论“花生地里出哲学”实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学生返校上课，说：“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

　　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认真读书，要是有人叫你开会劳动，就说两个字：不去！”

　　但是，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经验被推广到各大专院校，毛泽东视察武大时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绩。李达开始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开反对。

　　1961年，燕京大学出身的朱劭天调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他曾任陈云秘书，很熟悉教育工作，与李达配合默契，学校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听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李达认为这是个极其主观唯心的口号，并与来汉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起来。

　　李达与毛泽东在上海党的“一大”结识，他比毛泽东大3岁，双方友谊深厚。在这次争论中，李达认为不能无限扩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毛则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无限放大。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

武大也有“三家村”

　　1966年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领导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李达被点了名。

　　接着，一些人或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或出于其他动机，写了不少揭发交待材料。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加上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后，武大紧跟步伐，宣布打倒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在处境困难的时候，李达曾给毛泽东写信求救，毛泽东很快在信上做了批示。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众组织的冲击，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替李达翻案的成员之一的王炯华，著有《李达评传》一书。他回忆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会议室，曾主持召开过“王任重盘问会”。将近2个多小时的会上，王任重说过，毛泽东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后来李达的惨死说明，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还是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还是王任重向毛泽东做出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

　　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其中之一是李达。

在悲愤中离世

　　进入7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A114,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

　　8月上旬，他感到极度虚弱，几次请求去医院治疗，都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李达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他嘱咐妻子石曼华，如他死去，转告陶德麟（李达学术助手）同志，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务。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石曼华陪同。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

　　之后，工作队抄了李达的家，将李达的书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开始边挨批斗边拉板车的生活，石曼华劳动改造六年半。

　　1980年，李达终获平反。李达去世后30年，根据中组部的指示，骨灰从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李达之妻石曼华现已89岁高龄，住在北京崇文门。回忆那段往事，她忍不住老泪纵横。往事无法忘却，李达的惨死成为她的堵心事，不时叹息。

　　(《时代周报》5.18　吴娟　许雅亭文)

luo

“侦探女王”克里斯蒂失踪之谜[转帖]

　　　　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的近八十部侦探推理小说，以特异的场景、神秘的情节和扣人的悬念，推出一桩桩棘手的案件，让人读时心跳加速，又欲罢不能。当然，这一桩桩疑案，最后她都安排由她的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或马普尔小姐解开了。但她本人却留下一桩甚至比她作品中的案件都要难

　　解的疑案，困惑了她的粉丝和研究者达八十年之久。

　　　　阿加莎·克里斯蒂

　　　　大饭店411房间

　　一切都起于1926年的12月。

　　12月3日星期五晚，阿加莎·克里斯蒂离开她英格兰伯克郡的家之后，就不见了。

　　这位侦探小说家的失踪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阿加莎·克里斯蒂突然蒸发”、“女小说家失踪之谜”等大字标题见诸报端，甚至上了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的头版。本国的《新闻日报》甚至出资五百英镑来奖励第一个了解作家下落的人。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名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米勒（1890-1976），她身材修长，一头略带红色的金发，算得上是一个漂亮的女子。她1914年与皇家航空队的上校军官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Archibald　Christie）结婚，1919年生了女儿罗莎琳德，同年，继1920年的第一部侦探小说《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之后，她的第七部侦探小说《罗杰疑案》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卖得很好，成为她的成名作。只是近一段时期以来，阿加莎·克里斯蒂心情异常压抑，还有点儿神经质。这是因为几个月前，与她关系密切、她深深爱着的母亲克拉丽莎·米勒去世了；阿加莎去了一趟法国，待了一个月来医治她的心理创伤。可是刚回到英国，又得知丈夫长期以来一直爱着另一个女人，年轻的南希·尼尔（Nancy　Neele）。她心灵的创伤是多么的深重是不难想象的。

　　如今，在创作成功的背后，命运却给女作家如此巨大的打击，深重的痛苦会将她带往何处呢？

　　是的，3日这天她是在她伦敦郊外以她第一部小说的名字“斯泰尔斯庄园”命名的宅第过的。早餐时，她曾跟她丈夫发生过争吵，原因大概是为他要去萨里郡戈达明（Godalming,Surry）看南希，并和她一起度周末。丈夫离开后几个小时，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左右，她写了一张便条给她秘书，说她要去约克郡，取消一切她原有的约定。此前，她曾上楼吻了睡梦中的女儿。随后，她就驾了她的黑色莫里斯·考里运动车离开。此后就消失了，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更让人担心的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仍不见她回来。后来，她的车在离斯泰尔斯数英里一条公路的沟渠旁被发现，她丈夫要去和她情妇度周末的那家旅馆就在此地附近。她这辆被遗弃的车，上面盖了一层厚霜，车灯还亮着。车内有一本过期的驾驶证，一袭裘皮大衣和一只小手提箱，里面放了两件衣服。

　　第二天，各报对女作家的失踪作了报道之后，立即引起轰动。由于反响强烈，当时的内政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命令警方尽快破案。连另外两位著名侦探小说家——在作品中创造出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形象的柯南·道尔和创造出彼得·温姆西勋爵形象的多萝西·利·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1893-1957）也加入到寻找失踪女作家的行列。柯南·道尔想从阿加莎遗弃了的一只手套入手进行研究，塞耶斯则去考察她失踪的现场，后来就此写出了犯罪小说《非常死亡》（Unnatural　Death）。

　　对于克里斯蒂失踪的原因，有多种猜忌。一种看法认为她是由于母亲的死亡和丈夫的不忠，心理严重受压抑，最后精神崩溃，或者完全丧失意识，或者已经自杀身亡。报上有不少此类说法。女作家出走前写的几封信又容易让人把猜测引向另一个极端。虽然她给她妹夫的信只是说她是要去约克郡度假，但她给当地一位主要警官的信却说她为她的安全而担忧。于是，人们认为她可能已经被杀，甚至怀疑她丈夫杀了她。另外，尽管有的人相信她是真的患了“记忆缺失”症，才身不由己地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但大部分公众对她的反应是负面的，认为这是一桩精心设计的炒作，有作家著文解释，说炒作的目的是要让人相信事情真的发生了，为的是报复她丈夫的通奸行为，使他在公众面前陷入尴尬境地。也有人批评警方，说因为她，耗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在离她丢弃汽车的四分之一英里处有一口池子叫“静塘”（Silent　Pool），克里斯蒂曾经在她的一本书中写到过，书中的一个人物就掉进这池子中。人们怀疑作家也可能在这里跳水自杀。警方立即打捞，但是毫无结果。于是转而发动一万五千名志愿者去郊外和周边地区搜寻。警方在报上刊登了阿加莎的照片，许诺以前所未有的金额来奖励找到她的人，并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一架小型飞机，在郊外低空飞驶，查核志愿者们的搜寻进程。

　　当志愿者们得知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长期以来对妻子不忠时，他们就把她的失踪怀疑到他头上。他家的电话暗地里被装了窃听器，他无论去到哪儿，都有人跟踪他。于是，涉嫌的丈夫便公开表示：“只要让我知道我的妻子在哪里，我乐意支付五百英镑。”消息越来越轰动，却仍然始终不见女作家的踪影。

　　直到十一天后的12月14日，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哈罗盖特矿泉疗养地的水疗旅馆（Harrogate　Hydropathic　Hotel）见到这位女作家，这时才弄清，她在12月3日星期五这天乘上火车消失之后，于第二天星期六早晨住进了这家旅馆，登记的是与丈夫的情妇同一个姓的名字，来自开普敦（Cape　Town）的“特蕾莎·尼尔女士”（Mrs　Teresa　Neele）。女作家不但绝口不谈自己失踪的十一天里是怎么回事，有几位住在旅馆里的客人认出她后，她还笑言，否认自己就是报上所说的那个一直没有找到的名作家。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说设法带她丈夫来指认。可是当她丈夫来到旅馆时，克里斯蒂竟惊呼说：“想不到我的兄弟也来了。”

　　克里斯蒂夫妇立即被隔离。有几位医生被请来，他们对她做了检查，诊断她是“记忆缺失”症。阿加莎自己也说，她是“记忆缺失”，现在正在回想因母亲去世而失却的记忆。但是人们不相信，而对她失踪的原因仍旧颇多猜测。甚至已经过去几十年，她的失踪，还一直困惑着研究人员，一次次希望解开其中的秘密。

　　1979年，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根据她的这一事件拍摄了一部影片《阿加莎》，由著名电影明星瓦内莎·雷德格雷夫扮演女作家一角。影片把主要的故事情节集中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土耳其最早的欧洲式旅馆“佩拉帕拉斯大饭店”（Pera　Palas　Hotel）。这家旅馆是为适应著名“东方快车”旅客的住宿而于1892年建造的。“东方快车”（Orient　Express）为欧洲第一辆横贯大陆的列车，从法国的加莱发车，途经巴黎、第戎、洛桑、米兰、威尼斯、的里雅斯特、萨格里布、贝尔格莱德、索非亚，最后到达伊斯坦布尔；1883年开始运行，30年代是它的黄金时代，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大导演阿尔弗里敦·希区柯克、大明星格莱特·嘉宝等名人都曾入住这家旅馆。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常去伊斯坦布尔，尤其是20-30年代，都入住这家旅馆，她最著名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1934年在“佩拉帕拉斯大饭店”的411号房间写的。

　　在影片《阿加莎》首映前夕，作为宣传的一部分，电影公司请来著名的好莱坞灵媒塔玛拉·兰德（Tamara　Rand）在旅馆的411号房间举行“降灵会”，希求她与三年前去世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亡灵对话。塔玛拉·兰德以能够“通灵”而闻名，在她的诸多奇异的事迹中，最有名的是1981年1月6日，她在迪克·莫里斯（Dick　Maurice）主持的拉斯维加斯电视节目中预言，说在3月的晚些时候，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总统将有生命危险，届时会有一个名字首字母“J.H.”的金发年轻人要向他开枪射击。果然，1981年3月30日，有个精神病人，一个叫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Jr,1955-.）的金发年轻人企图暗杀里根，向他开了一枪。

　　经佩拉帕拉斯大饭店的安排，1979年3月7日，土耳其的记者们和饭店的工作人员都聚合在411房间，让身在洛杉矶的塔玛拉·兰德和这里的工作人员们电话连线，希望解开克里斯蒂失踪之谜。降灵会实况通过卫星在美国电视转播。

　　“降灵会”开始后不一会儿，兰德就声称，克里斯蒂的阴魂已经附入她的躯体。随后，她开始用一种她从来不懂、后来才学的土耳其文字书写，她甚至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笔迹来写。最先写出的是“Mesrutiyet　Caddesi”两个词，那是佩拉帕拉斯大饭店所在的街道名。接着她说自己看到一座有“佩拉帕拉斯”标记的漂亮大厦，还说在她自己产生阿加莎·克里斯蒂走进这座大厦，上了扶梯，进了411房间的幻象。在克里斯蒂进这房间后，兰德说她看到克里斯蒂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将一把钥匙藏在地板下面。

　　于是，工作人员立即将411房间里的地板全部撬开，最后，果然在房门和墙壁间的角落里，找到一把已经生锈的小钥匙。兰德声言，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克里斯蒂的日记，来揭开克里斯蒂失踪之谜。

　　钥匙的发现让各媒体狂喜了一阵子，以为可以马上解开这些年困惑全国人的秘密了。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因为旅馆方面和电影公司就钥匙该向旅馆方支付金额问题达不成一致的协议，因而无法将这把开启日记的钥匙带往英国去试开。实际上，这把钥匙从来没有离开过旅馆的办公室，至今还留在那里，作为解答女作家失踪之谜的最后希望。而1987年在411房间又找到一把钥匙，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2006年秋，医生出身的作家安德鲁·诺曼（Andrew　Norman）出版了一部题为《已完成的画像》（The　Finished　Portrait）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传。在这部书中，诺曼研究了女作家的病史，认为她失踪的十一天里实际上都是处于一种“神游状态”，他宣称，是他，第一个据此获得了与此事的各个环节均相符合的解释。

　　诺曼最初学的是动物生理学，后来研究医学，1983年前做一名普通开业医生，现在是一位著名传记作家，著有《希特勒传》、《柯南·道尔传》等。

　　诺曼声言，对于这个一直困惑了警方和克里斯蒂迷们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是谁，而在于为什么会有这事（why-dunnit,rather　than　a　who-dunnit）。他说，根据他的研究，阿加莎·克里斯蒂当时是处于一种十分罕见、但现在已经渐渐被人们了解的“神游”的精神状态，用专业性的话语来说，叫“心因性迷睡”（psychogenic　trance）。那是由创伤或抑郁引起的，并不是只有克里斯蒂一人，1995年，著名的英国作家和喜剧演员斯蒂芬·弗赖伊（Stephen　John　Fry,1957-）原来还有循环性精神病，这年因与同事关系恶化，在伦敦西端（WestEnd）的一次演出中，离开剧场，迷失了好几天，还曾企图自杀，后来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不曾对家人和朋友留下一言片语，在神游状态中跨海离开英国，最后到了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es）才恢复意识。诺曼说，斯蒂芬·弗赖伊“那些天的这种神游状态十分符合克里斯蒂在哈罗盖特水疗旅馆时表现出的症状。”诺曼在《已完成的画像》进一步指出，克里斯蒂在入住那家水疗旅馆时，用了一个新的名字特蕾莎·尼尔，而且没有认出报纸上的照片是她自己，即是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抑郁症之后陷入心因性记忆缺失的表征；“我相信她有自杀倾向，她的情绪非常低落，她后来在自传体小说《未完成的画像》（Unfinished　Portrait）通过西莉亚这个人物对此做了描述。”

　　安德鲁·诺曼深信自己已经解开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失踪之谜。但是有人仍觉得她的失踪另有深层的秘密在。谁知道谜底到底是否已经解开？

luo

奇闻！黄帝曾孙的女儿为何嫁给一条狗 [转帖]

传说中，帝喾(音“库”)是继黄帝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帝王。

相传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因在高辛领有封地，所以被称为高辛氏。三十岁那年，他接了颛顼的班，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导人。

帝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的商朝、周朝都到他这里来寻根。帝喾简直就是帝王的宝库，后世王朝的开国者一旦搞不清楚自己家族的来路，就要到他这里来看看。当然，他们要寻的不是帝喾，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是同根了；他们找的是帝喾的妻子。

跟黄帝一样，帝喾也有很多的妻子。帝喾的元妃叫姜(音“原”)。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姜传说为邰(音“台”)氏部落之女，她生的儿子弃是周朝国君的先祖。不过，对于弃的出生，他的爸爸帝喾是一点忙都没帮上。相传姜在郊外玩耍时，不慎踩上了一个巨人的脚印，回到家就怀孕了，然后生下一子。“未婚先有子”的姜几次弃婴，而且扔的地方极其缺德，不是荒郊野外就是冰天雪地。但这个孩子命大，最后居然让鸟兽给养活了。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弃”—弃婴。后来，弃当了主管农业的官“后稷(音“际”)”，周族就把弃的妈妈姜认祖归宗了。

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简狄是有(音“松”)氏的女子，她生的儿子契是商朝国君的先祖。但这个契也跟他爸爸帝喾没关系。据说是在某个春日，简狄带着两个妹妹到河里洗澡，恰巧有春归的燕子飞过。其中一只叼着鸟蛋的燕子，可能是受了河里三个女子的惊吓，鸟蛋一下子掉了下来。简狄仗着自己是部落领导的妻子，独霸了这枚鸟蛋。她可能以为这鸟蛋像鸡蛋一样有营养，最后竟然给吞吃了，结果怀上了一个大胖小子。据说契长大后因为帮助尧舜治国有功，被分封在了商，并被赐“子”姓。契的商族后代慢慢发达起来，最终灭掉了夏朝。改朝换代之后，商族人认为祖先契品行高尚，契的妈妈简狄也不是与帝喾发生肉体关系而生的儿子，本领高强、人格高贵，于是就把简狄作为始祖。帝喾如有在天之灵，应该是很难过的，因为商族人从不认他，而是一直认为自己是玄鸟(其实就是燕子)的后代，并把玄鸟作为神鸟、图腾，后世有“玄鸟生商”的说法。

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就更不得了。她是陈丰氏的女子，叫庆都。庆都直接就把圣人帝尧生了出来。庆都怀尧，也没用帝喾受累。据说她是在黄河边上瞎溜达时，一条浑身赤红的巨龙突然从天而降。龙腾掀起的大风被庆都吸到了肚子里，她觉得不太对劲，后来才知道怀孕了。十四个月后，庆都产下一子，取名放勋(尧是他死后的谥号)。大概是放勋来路有些怪异，所以他的长相也异于常人，相传他的眉毛色彩缤纷，有“尧眉八彩”的说法。

庆都不仅自己怀孩子，而且还自己生孩子、带孩子。据《帝王世纪》载，尧并不随父亲帝喾姓姬，而是姓伊。这是因为庆都生放勋时，并没与帝喾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三阿之南，寄居在一个叫伊长孺的家里。如此说来，尧是伊家的后代可能性反而大些。

帝喾的另一个叫常仪的次妃名气不太大，但她生儿子挚的经历也挺神，据说是因为做梦时吞了太阳而受孕。常仪虽然在帝喾的妻子中排名在后，但他生儿子的时间早，所以挚是帝喾儿子中的长子。挚曾经一度接替帝喾当了领导人，但他才智比较平庸，干了九年也没啥成就。而他的弟弟放勋却在自己受封的地界上搞得红红火火。挚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就心甘情愿把一把手的位子让给了弟弟放勋。这样华夏历史上才出了一代圣君帝尧。

据说帝喾还十分喜欢异族的女人。他的祖先黄帝当年打败蚩(音“吃”)尤后，把蚩尤部落中表现好的人都移民到了一个叫邹屠的地方。帝喾听说邹屠氏的女子都有特异功能，能够行不踩地、游不沾水，个个都是“风行者”、“水上漂”。帝喾有些好奇，就又娶了邹屠氏的一个女子为妃。不曾想，这位妃子的生育本领比帝喾原来那四位还要奇妙。她怀孕也是要靠做梦吞日，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可以老做同样一个梦。据传说，她一连做了八个梦，吃进去了八个太阳，产下了八个儿子。这很像是后羿射日的生育版。

帝喾除了有这么多著名而神奇的妻子外，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女儿。《后汉书·南蛮传》记录了这个光怪陆离的传说。

帝喾执政时，华夏族的四周都是些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其中位于中原西部的犬戎部落时常东侵。帝喾几次率军征伐，却总是打不过。万般无奈之下，帝喾只好向天下招募能人，许诺谁能拿下犬戎首领吴将军的项上人头，就奖励他黄金千斤、封邑万户，外搭一个妻子。

据说帝喾养了一只神犬，五彩皮毛，名叫盘瓠(音“户”)。盘瓠不仅通人意，而且懂人语。听到有如此重赏，立即奔向犬戎阵营，留在吴将军身边做了卧底。等吴将军放松警惕后，盘瓠伺机咬下了他的脑袋，回到帝喾这里来邀功请赏。

帝喾身边的大臣哪里见过这等神奇的事情，顿时都傻了。仔细检查那个人头，的确是吴将军的。帝喾这时也没了主意，如果按照合同办事，一条狗怎么给它封爵，更没法嫁给它一个黄花大姑娘了。于是，准备喂它些好吃的东西也就算了。

不曾想，一个不知道是帝喾哪个妃子生的女儿听说了这件事，她认为帝王既然作出了承诺，就不应该反悔。现在既然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嫁给一条狗，她愿意首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先例。帝喾也没有别的招儿，可能也觉得自己身边这些妃子、女儿精神都不太正常，就把女儿许配给了盘瓠。这是《后汉书》的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是，盘瓠见帝喾反悔，不干了，它突然发出人的声音说：“你把我放在金钟里面，过七天七夜(是公历的一周)我就能变成人！”帝喾按要求把盘瓠放到了金钟里。但帝喾有一个女儿好奇心特别重，还没到七天，她就跑过来看。这时，盘瓠的身子已经变成人形了，但头还没变成“人模”，依然是“狗样”。公主坏了大事，只好嫁给了“人身狗面”的盘瓠。

盘瓠得到这位公主后，背着她逃进了中原以南的崇山峻岭中。这对奇妙夫妻活动的地方都是没有人迹的地方，住的地方是山洞。在这样的环境中，衣冠楚楚已经毫无必要，于是公主也脱掉了衣服，整天光着身子与盘瓠在山里疯疯癫癫、奔来跑去，成为世界文明化进程中第一位追求环保主义的女性。

帝喾很想念自己的女儿，曾经多次派人去大山里寻找。但只要搜山队一出动，不是风雨大作就是地动山摇，根本就进不去。

帝喾的这位女儿有着超强的生育能力，《后汉书》上说“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如果公主算人的话，那么她三年最多只能生育三次，这就意味着她每次生育平均都要达到四胞胎，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盘瓠死后，他后代生活的地方还是没有外人，所以这六男六女的兄妹便只好“极近亲繁殖”。他们削木皮、织杂草为衣，而且用有色的植物把这些材料浸染成五颜六色。这些人在做好的衣服上都留一个尾巴，大概是纪念盘瓠的狗尾。

后来，帝喾这位疯疯癫癫的女儿回到了中原，把这番艰苦的生活对父亲说了。帝喾马上派人把这些外孙、外孙女接了回来。但是，盘瓠这些身穿奇装异服的后代，因为自小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与华夏族已经完全迥异，他们习惯翻山越岭，却不会走一马平川，甚至连交流的语言也完全不同。没办法，帝喾只好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把中原之南的一大片山地湖泽赏赐给他们，这些人从此在那里繁衍，被称为蛮夷。

史书所记的这些事情虽然荒诞，但目的是想说明中国南方的各少数民族，其实都是帝喾女儿的后代。

至今，在中国南方的瑶、畲(音“奢”)等少数民族中还流传着关于盘瓠的传说，保存有《祖图》(即狗皇史图)和《狗皇歌》，信奉“狗”当始祖，“石狗”成为图腾标志。

luo

文革第一号造反派聂元梓的过去与现在[转帖]

　　　　中国第一造反派人物、鼎鼎大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牵头作者聂元梓仍然活着。聂元梓今年80岁。人们对她1966年“文革”发动期那张冲击北京大学领导者和北京市委工作部门头头的大字报，记忆犹在。这张大字报得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支持，当年是奔走相告的头条新闻。两年后(1968年7月27日)，毛主席宣布派工、军宣队进驻北京高校。聂元梓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五大领袖”随即一起下台，失去了领导各自高校“文革”运动的权力。

　　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早年经历

　　聂元梓出身河南滑县世代中医兼地主的家庭。其父是同情辛亥革命，后来又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知识分子。父亲同情支持革命，跟聂元梓的大哥聂真很有关系。聂真早年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是滑县共产党的先行者、滑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聂真生于1907年，今年94岁，头脑清楚，记忆力尚好，离休时是正部级干部。聂氏兄弟姐妹七人，四男三女。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最小的，也是从小受父母兄姐娇惯的一个。聂元梓的四个哥哥两个姐姐，除二哥是参加革命、未入共产党的医学专家，其他都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大哥参与领导的滑县共产党县委创立后，在其父母支持掩护和物资支援下，曾长期在他家办公。抗战开始，他家更成了过往八路军人员的家，管住宿、吃饭、医疗，还有经费的支援。敌人占据家乡后，母亲曾遭逮捕，狱中坚强不屈。随后父母都去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工作。耳濡目染之下，七七事变后，只念了两年初中的少年聂元梓，便跟随二姐和姐夫，到了山西太原，在共产党人薄一波实际主持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办的学兵队，接受军训。八月，她正式参加工作。16岁的聂元梓，首次参加的便是党的地下情报工作，领导人是老资格的革命家王世英和刘贯一。王世英当时任北方局情报部长，那时迫切需要办一份地下情报刊物，来为中共最高领导层，及时提供战时情报。王世英选派刘贯一当这份刊物的主编，让聂家姐妹来做刘贯一的助手。他们三人在一个小院，组成个工作“家庭”。刘假扮“姐夫”，刘和姐姐出去跑情报。聂元梓留在家里守摊，将编好的文稿刻钢板，写蜡纸，印刷。这份油印情报小刊，范围极小，总共印5份，专供中共中央毛、刘、周、朱、彭(德怀)5位阅读参考。

　　聂元梓1953年已经定级为12级干部，算是党的高级干部了。但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聂元梓的家庭生活遇见挫折，她的爱人生活作风犯了错误，这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这给她的情绪以不小的打击。他们终于办了离婚手续。聂元梓想换个环境，到北京去工作。1959年，她将孩子们分别在北京的父母家和天津的姐姐家做了安置。经过她大哥向北大校长陆平介绍，聂元梓于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经济系当副主任。

　　聂元梓在北大讲演

　　“文革”初期聂元梓充当的角色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准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牵头写的那张冲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使聂成为毛泽东亲自支持、树立的、执行他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革命路线的一个角色，一面造反的旗帜。从这天起，聂元梓在“文革”发动时期所充当的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后，聂元梓着实有点儿受宠若惊。那张大字报结尾，她添加的一小段文字和“保卫毛泽东思想”等三句口号，正是她心里的话。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一次推进“文革”的会议。聂元梓再次获殊荣，她和北大教员张恩慈、杨克明一起列席此会，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正是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要他们回校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公布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一开头就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评价他支持的那第一张造反的大字报。同时毛泽东的大字报，也尖锐批评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错误路线”。这样一来，在工作组失势、北大校园经历了一段空白日子后，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结束，由当时“中央文革”分管高校运动的副组长王任重指导，聂元梓正式受命成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筹备组织。9月11日，经过选举，她正式当上了“校文革”主任。

　　1967~1968年的聂元梓

　　1967年夏末，聂元梓第一次对“文革”前途感到不可捉摸，也失去热情和信心。她认为好些老干部都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群众组织也分裂了，局势混乱没个停，“文革”肯定搞糟了。但她的观点仍然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被有的人“破坏”了，她指的是中央文革中的人和谢富治。由此她去找战争年代一位女友商量，想找个退路。那个女友对她说：你要听毛主席的呢!毛主席没叫你下台，你怎么能随意下来呢!你要是不听他的指示，他可有办法整你的!尽管这样，聂还是在8月份有周总理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接见会上，提出了她的辞职请求，还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校文革”的意见。江青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反对。她说：“过去你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干了，不行。”

　　聂元梓在延安时就见过江青，但彼此并不熟。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人大会堂接见聂之后，某天江青邀聂上她住地共进晚餐。那回江青真是向她交心，讲了刘少奇夫妇的坏话，讲了外界不知的她搞京剧改革，彭真如何“刁难”她。她的目的是以心换心，将聂收为心腹走卒。她嘱咐聂，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她。但聂怎么做的呢?成立“校文革”，有事她按组织程序直接找当时分工管高校“文革”的“文革小组”另一副组长王任重，这是聂得罪江之始。不久江青扳倒了王任重，1966年11月中旬，派人将聂弄到中央文革记者站变相软禁数天，并要聂交出成立“校文革”期间，王任重有关的材料。

　　1967年，聂元梓辞职未获批准，1968年，她领导的北大“校文革”仍坚持“除隐患”，反康生、谢富治。她和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上层人物的矛盾更趋激化，他们在对聂元梓剥夺自由，审查、批斗、关禁闭、劳改5年之后，1973年3月，聂元梓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四人帮”在台上，聂元梓被监管8年。

　　1978年4月聂元梓被逮捕；1983年以“反革命”罪判刑17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7年2月14日，北大校党委传达北京市委负责人指示精神，其中有几个不能翻：文化大革命不能翻，对17年的两个估计不能翻，最后一个“不能翻”是“聂(元梓)案”不能翻。

　　1978年初，北大校党委已经更换成新的校党委。聂元梓曾给新任党委书记写信，说她愿检查自己的错误。希望党重新审查她的问题，改正“四人帮”对她的错误处理。

　　1978年4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北京市委报送的《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建议依法惩办”。这预示着对聂元梓，将“绳之以法”。同年4月19日，她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5年。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定罪的部分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判决如下：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这份判决书还写道：“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聂元梓不服判决，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高级法院受理后，请看守所转告聂写上诉的补充材料。当她的上诉补充材料写好，高级法院委托中级法院已经送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书》。

　　1983年7月27日，聂元梓被送到北京市远郊县一监牢服刑。送她去的看守对监狱负责人介绍：这个女犯人，各方面表现还好，就是不认罪。

　　入狱不久，聂对监狱长说：“我的案件不是你们判的，你们只是执行单位。一个旅馆还有旅馆的规矩。我是老干部、老共产党员坐自己人的监牢，你们放心，我会自觉遵守监狱的纪律、规定，服从管理。至于我的案件，有机会我会向你们汇报，我是冤案，我不是反革命……”

　　聂元梓为什么不认罪呢?1986年，她向上写的一份申诉书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的错误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中发生的错误。但没有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20世纪80年代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表明，他们的阴谋活动没有一件事和我有牵连。我与他们没有帮派关系。我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触犯刑律，因此不应以《刑法》处理。

　　“我在‘文革’初期是有错误的，对错误我将向党永远检讨下去，彻底改正。但我的问题应以事实为根据，实事求是地解决，才能真正汲取教训，达到教育犯错误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目的。

　　“我坚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也坚信我的问题也一定会得到解决。我请求党中央尽早正确地解决我的问题，不致使自己的同志以及家属几十年内都遭受不白之冤。”

　　1984年，聂元梓因患多种疾病，病情加重，于年末，被送回北京“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她被“假释”了。1987年，她得到一张选民证。

　　聂元梓觉得自己被判刑冤枉，出狱后病情稍好转她就一边往上写申诉书，一边四处打听，这案子是怎样判下来的?她的孩子一再找法院打听。这个问题引起人们思考。“文革”造成这样大的灾难，第一个造反人聂元梓是个象征，是带头积极执行极“左”错误路线的象征，犯上作乱的象征。再也不能许可破坏社会安定、乱国家、乱政权的事情发生了，这是历史经验教训。对这样的造反人实施惩戒，有其必然性。

　　今日聂元梓

　　数年前，我认识聂元梓之前，先认识了原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聂真同志。与他闲聊起来，才知道他的小妹就是聂元梓。聂真告诉我，他妹妹已出狱，用了别人给她取的化名在做生意。我有研究“文革”的兴趣，遂去拜访聂元梓。聂元梓的住址，后边有个“宫”字。我凭主观想像，以为聂元梓做生意发财了，一定是住在“宫”一类的宾馆里做大生意。见面出我预料，原来这“宫”不过是借住的她亲戚单位一处宿舍楼的地名。她只有两间小屋，房子相当老旧。聂说她做生意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几年下来，到现在没赚到钱，乘公共汽车费、电话费倒是贴进了不少。聂还告诉我，她出狱后一无生活费，二无医药费，三无住房。这些年是靠亲友接济，维持着最简朴的生活。但是聂显得很不在意的样子。她说出狱后她差点儿病死。她不想死，也用不起贵重药，硬是靠自己练身、练腿脚，从病床上走下来了。“文革”以来，将近30年，戴着”反革命”帽子，受监管，劳改，干重体力活儿，坐牢，最难熬的日子毕竟挺过来了。

　　这十多年，她一直过着居无定所，看病缺钱，颇不安宁的生活。1999年起，生活有了政府补贴，医疗也有保障，她的日子可以较稳定地过，只是住房还悬着，暂时还没有解决。

　　而今的聂元梓，体态臃肿，患有心脏病、腰椎骨严重错位等多种疾病。后一种病，是20世纪70年代在江西鲤鱼洲挑河泥跌了跤，没有条件及时治疗而留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第五腰椎骨已经错位二分之一以上。经常疼痛难忍。如不及时治疗，身体有瘫痪的危险。然而因有心脏病，不能轻易动手术。她经常上午步行加搭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打针、取药，她觉得这对锻炼身体反而有益，心态大体是平静的。她的日常起居完全自理，安于简朴生活。每天的饭食是馒头、稀粥、青菜、豆腐之类，全仗自己采购、烹制，有客人来，则添加一点炒鸡蛋、肉丸子、粉丝汤，一派河南乡土风味。

　　她不再诉说自己“案件”的平反改正。她说，“相信历史吧。”